正文 第一章 （二）
这个当口，也许还不知道，在破窑凉炕上．一条破被中全家取暖时，那种可怕的沉默过后，两位老人有这样一番对话。
爷爷：‘彻底了。这个革命彻底了。”
奶奶：“再苦再难，咱不该用那个长工。”
爷爷：“有一个儿子在家，怎么也不会的。”
奶奶：“孩们者随外头革命。”
爷爷：“咱们得拥护革命。”
奶奶：“可我们以后生活怎么办?”
爷爷：“只要孩们在外好．咱们还能活几天？”
当时昔阳县的土改是搞得很极端的。几乎天天都有地主或富农被打死，打死就打死了，任何政府机关不能予以调查追究，也没有人敢于过问这些事，农民运动是高于一切的政治。
我在1969年入党，填的入党志愿书一片光明。
家庭出身：革命干部。父亲：1938年参加革命，中**员；母亲：1944年参加革命，中**员；姑父吕倜中**员；舅舅马文兰中**员；姨姨马佩荣中**员……外祖父党的地下工作者、烈士；伯父凌尔寿烈士…·阴暗面没有。我所知道的仅仅父亲是富农出身而已。
然而第一次填写志愿书并没有批准我入党。组织上找我谈话，那平日也是很要好的同僚，此时却显得有点矜持和庄重：“你还有—个姑姑，是怎么死的?为什么不填进表中?”我一下子蒙了，赶快写信(那时不可能打电话)询问父亲。父亲来信告诉我：确有一个小姑姑，叫凌尔婉，土改时被斗而死。他并且告诉我，这些负面的东西没有告诉我，是因为怕我受负面的影响，同时他还说，他给部队党组织写了信，详细说明了情况。第二次再填时，我仔细思量了这件事，并且加上了我对此“人民革命斗争”的积极评价。这时我还是不晓得，大伯母也是这时期自尽的。
土改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斗争也在不断升级加温。爷爷毕竟是“双抗属”，这一条谁也无法否认。父亲后来告诉我一件这样的事。有一次昔阳县搞了一个“献田大会”，爷爷在大会上慷慨陈词，说自己过去剥削人有罪，把土地主动献出。爷爷在发言中间，另有一地主也想登台表态献田，被守台民兵从台上将他直摔出去—这是爷爷的政治待遇，不是每一个“分子”都能享受到的。还是来摘引我哥哥的《二月河源》吧：艰辛的日子开始了。祖父每天都要找村干部领粮食。每人每天两合玉米，一家四口人，总共八合。幽默一点说。这叫“命中只有^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八合玉米要养活四口人，怎办?有糠有野菜。每天早起磨“面”，糠在磨里滚动，像呼呼响的风声，推着自然很轻，转几转，听到“咯嘣”一声，“啊，那是个玉米豆!”一日三餐。就是和这种“面”煮成的糊糊打交道。这“面”也可蒸成窝窝头，出锅时大概有一斤重，放干就不足一两了，它几乎可以漂浮在空中飞翔。到夏天，除奶奶在家，我们都去挖野菜。什么车前子、荆籽、苦苦菜、杨桃瓜、榆树叶、马**…一噢!原来都能吃呀。毕竟，无粮不能养人。没办法，爷爷上山去挖榆树根，回来晒干，碾成“榆皮面”。这是一种黏合剂，和玉米面拌在一起，就可以做面条吃。于是乡亲们就拿着玉米来我们家换“榆皮面”。不料又出事了，村干部在开会时说：“地主富农吃玉茭面，贫下中农吃‘木头面’，这不是翻天了吗!”于是这条路也被切断了。
当时，亲戚朋友都不敢来往。祖父让我仲文叔叔(尔玄，我四祖父次子)，背着粪筐，手拿粪叉，装作拾粪，偷偷跑到安阳沟我姑母(尔英)家，想要一点吃的东西。姑母吓得惊慌失措．不仅不敢给拿吃的东西，而且将自己的堂弟“赶”了出来，六月之寒伤透了爷爷奶奶的心。也就是这个时期，奶奶让我去东邻胡峪村，找那个原来要饭的老奶奶。
我说奶奶让我来“看看”您。那位老奶奶热情极了。她先让我到火台边去烤火，问长问短：然后让我吃了一顿饱饭；然后又用一块破布包了两个玉米面窝窝头，塞到我的衣襟里，让我两手抱着；然后趁着夜幕降临送我出门。她怕街上的狗咬我，拿了一根拐杖，一直送我到村口，并嘱咐我过两天再来。尽管冰天雪地寒风袭人，但一阵暖流还是浸透了我的全身，难禁眼泪夺眶而出。我喃喃地说了声：“奶奶，我走了。”转身小跑而去。回到家，我把所获之物从衣襟内取出，交给奶奶。两位老人皆无言语，爷爷把我抱到炕上，用那条仅有的破被子盖在我的身上…-一窝窝头，两个窝窝头．这是救命的窝窝头啊!爷爷脸上那深深的皱纹一张一弛地抽搐着，我不知他是笑还是在哭。
1976年夏，我回家省亲。一打听，那住老奶奶几年前已经去世了。我凝望着那挡住我视线的巍巍群山，沉默了很久很久，祷告了很久很久。
村里的小学校也革命了。
是年姐姐十三岁，上初小四年级。原来她上学时经常带着我坐在她的旁边听课，所以我虽然没有正式上学，也认识了一些字。
一天，学校突然召开斗争会，斗争的对象是年仅十三岁的小女孩——姐姐。她被绑在老庙神房的红柱子上。逼着问她：“把家里的元宝倒手到哪里去了?”原来是为这么个事：姐姐的同桌女同学，叫杨小媛。她和姐姐经常玩一个圆形的小镜子，此事有人告了状，因而玩镜子就演变成倒腾元宝了。
其实这个家里，有过铜钱，有过解放区发行的“济南票”，元宝这玩意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斗争会除了姐姐受了皮肉之苦和唾骂羞辱外，当然没有什么结果。不知会议的主持者是老羞成怒还是预先安排的议程，另外一件事却是实实在在地办了。
会议主持者宣布：所有地主富农孩子们的衣服，统统脱下来，与贫下中农孩子们的衣服对换。
还不错，主持人顾及了一些廉耻，让男女学生分开，到两个教室进行“工作”。因我年龄小，姐姐拉着我一起去女教室换衣服。姐姐毫不犹豫地剥掉了我的衣裤，给另外一个孩子换上。但她的个头较大，很难找到一个和她身材相仿的女孩。最后，她换上了比她瘦小得多的女孩的衣服。衣扣扣不住，只得两手拉着衣服捂着前胸……姐姐不说话，没有哭。我吓坏了，想哭，姐姐在我屁股上轻轻拧了一下，三个字：“不许哭!”大约是想让她那袒胸裸腹的尴尬能遮掩一二．她把我抱起来就走。
回家进门，屋里的情景使我们非常吃惊。
爷爷蹲在炕沿下，眼泪、鼻涕、口水在他那布满皱纹的老脸上不停地向下流淌。奶奶抱着爷爷的膝盖， 呜呜咽咽，凄切啼哭，嘴里不知念叨什么，浑身几乎抽缩成一个圆团。
炕上有一封已经拆口的信。爷爷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颤抖着把那封信拿给了姐姐：爷爷奶奶的长子、我们的父亲牺牲的噩耗传来了。姐姐两手紧抓着那封信，一下子趴在炕上，“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让那压抑心头的一肚子苦水倾泻出来吧。
大家都在哭，谁也不劝谁，也无法劝。爷爷拉了我的小手，把我搂在他的怀抱中。
这是我第二次看到爷爷伤心流泪。
那封信是晋冀鲁豫边区人民政府写给祖父的。
抬头是“凌从古先生”，信中说凌尔寿同志在1943年5月18日抗击日军扫荡时英勇牺牲。说他是民族英烈，全家光荣云云……最后盖有两个印章，一个是正方形大章，是边区人民政府的印章；一个是圆形小章，据说是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的。
祖父昼思夜想的儿子死了，再也回不来了。他病倒了，睁着眼睛躺在炕上，几天不吃不喝。嘴里反反复复地念叨着：“没有了，没有了…-_，’姐姐辍学了。我们抬水、磨面、捡煤渣、挖野菜，开始挑起了家庭生活的担子。两年后，姐姐未成年就无声无息地出嫁了，据说换来了两斗小米，几尺红布，姐姐好苦啊!但是，她走了好，走了就不会饿死了。
1947年“十二月会议”．党中央制定和发出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坚决纠正在土改中的“左”倾错误。连续发布了《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等文件，农村要落实一些政策。祖父的“富农”帽子摘掉了，说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村里分给祖父十四亩岗坡薄地。他总算又“耕者有其田”了。
但是谈何容易啊!“富农”这两个字，不仅殃及祖父自身，也株连到子孙后代。
1947年冬，那是一个性命攸关的冬天。爷爷奶奶已经“扫地出门”，即将“拉出去斗争”。县上头来人传话“这家人不能动”，他们才得以苟存。政策有所缓松，但极左的政策稍有变更，极左的思维盘根错节无一毫动摇 1960年祖母去世，她死在邯郸，我的大姑母家。父亲和我扶柩又回了一次南李家庄。也就这一次，父亲带我到母亲曾经推磨的磨房，指点着土墙上用炭条划下的字，上头写着人、手、口、刀、牛、羊、马、狗……说：‘‘这是你妈推磨时练习的字。她一天学也没上过。”他还带我到一个土制房顶场院，指着一处房子说：“你就生在那间房子里。”这件事过后，有人告诉我们“有反映，说凌尔文带他的儿子在场上指着房子说，这一处那一处房子，原来都是咱们家的，你要记篆…”意思是，将来我们爷儿俩要阶级复辟。但也有正直的人说：“凌尔文革命多少年，命都不要，还稀罕你这几间破房子?，，但父亲从那之后，再也没有回李家庄，我也没有。
爷爷信什么宗教，我不知道。但是，我家门楼上留有一幅砖雕，前写“退一步想”。后则“夫然后行”。我想这该是祖训，带有浓重的老庄色彩。爷爷可以将《道德经》背得滚瓜烂熟。父亲说话间零星不由自主能蹦出大段的老子语录。
父亲晚年抄《道德经》，抄了一本又一本，送人作纪念，我送他一本《金刚经》，他可能没有看完，更没有抄。从这里头透露出爷爷、父亲的哲学思维信息来。
爷爷：‘彻底了。这个革命彻底了。”
奶奶：“再苦再难，咱不该用那个长工。”
爷爷：“有一个儿子在家，怎么也不会的。”
奶奶：“孩们者随外头革命。”
爷爷：“咱们得拥护革命。”
奶奶：“可我们以后生活怎么办?”
爷爷：“只要孩们在外好．咱们还能活几天？”
当时昔阳县的土改是搞得很极端的。几乎天天都有地主或富农被打死，打死就打死了，任何政府机关不能予以调查追究，也没有人敢于过问这些事，农民运动是高于一切的政治。
我在1969年入党，填的入党志愿书一片光明。
家庭出身：革命干部。父亲：1938年参加革命，中**员；母亲：1944年参加革命，中**员；姑父吕倜中**员；舅舅马文兰中**员；姨姨马佩荣中**员……外祖父党的地下工作者、烈士；伯父凌尔寿烈士…·阴暗面没有。我所知道的仅仅父亲是富农出身而已。
然而第一次填写志愿书并没有批准我入党。组织上找我谈话，那平日也是很要好的同僚，此时却显得有点矜持和庄重：“你还有—个姑姑，是怎么死的?为什么不填进表中?”我一下子蒙了，赶快写信(那时不可能打电话)询问父亲。父亲来信告诉我：确有一个小姑姑，叫凌尔婉，土改时被斗而死。他并且告诉我，这些负面的东西没有告诉我，是因为怕我受负面的影响，同时他还说，他给部队党组织写了信，详细说明了情况。第二次再填时，我仔细思量了这件事，并且加上了我对此“人民革命斗争”的积极评价。这时我还是不晓得，大伯母也是这时期自尽的。
土改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斗争也在不断升级加温。爷爷毕竟是“双抗属”，这一条谁也无法否认。父亲后来告诉我一件这样的事。有一次昔阳县搞了一个“献田大会”，爷爷在大会上慷慨陈词，说自己过去剥削人有罪，把土地主动献出。爷爷在发言中间，另有一地主也想登台表态献田，被守台民兵从台上将他直摔出去—这是爷爷的政治待遇，不是每一个“分子”都能享受到的。还是来摘引我哥哥的《二月河源》吧：艰辛的日子开始了。祖父每天都要找村干部领粮食。每人每天两合玉米，一家四口人，总共八合。幽默一点说。这叫“命中只有^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八合玉米要养活四口人，怎办?有糠有野菜。每天早起磨“面”，糠在磨里滚动，像呼呼响的风声，推着自然很轻，转几转，听到“咯嘣”一声，“啊，那是个玉米豆!”一日三餐。就是和这种“面”煮成的糊糊打交道。这“面”也可蒸成窝窝头，出锅时大概有一斤重，放干就不足一两了，它几乎可以漂浮在空中飞翔。到夏天，除奶奶在家，我们都去挖野菜。什么车前子、荆籽、苦苦菜、杨桃瓜、榆树叶、马**…一噢!原来都能吃呀。毕竟，无粮不能养人。没办法，爷爷上山去挖榆树根，回来晒干，碾成“榆皮面”。这是一种黏合剂，和玉米面拌在一起，就可以做面条吃。于是乡亲们就拿着玉米来我们家换“榆皮面”。不料又出事了，村干部在开会时说：“地主富农吃玉茭面，贫下中农吃‘木头面’，这不是翻天了吗!”于是这条路也被切断了。
当时，亲戚朋友都不敢来往。祖父让我仲文叔叔(尔玄，我四祖父次子)，背着粪筐，手拿粪叉，装作拾粪，偷偷跑到安阳沟我姑母(尔英)家，想要一点吃的东西。姑母吓得惊慌失措．不仅不敢给拿吃的东西，而且将自己的堂弟“赶”了出来，六月之寒伤透了爷爷奶奶的心。也就是这个时期，奶奶让我去东邻胡峪村，找那个原来要饭的老奶奶。
我说奶奶让我来“看看”您。那位老奶奶热情极了。她先让我到火台边去烤火，问长问短：然后让我吃了一顿饱饭；然后又用一块破布包了两个玉米面窝窝头，塞到我的衣襟里，让我两手抱着；然后趁着夜幕降临送我出门。她怕街上的狗咬我，拿了一根拐杖，一直送我到村口，并嘱咐我过两天再来。尽管冰天雪地寒风袭人，但一阵暖流还是浸透了我的全身，难禁眼泪夺眶而出。我喃喃地说了声：“奶奶，我走了。”转身小跑而去。回到家，我把所获之物从衣襟内取出，交给奶奶。两位老人皆无言语，爷爷把我抱到炕上，用那条仅有的破被子盖在我的身上…-一窝窝头，两个窝窝头．这是救命的窝窝头啊!爷爷脸上那深深的皱纹一张一弛地抽搐着，我不知他是笑还是在哭。
1976年夏，我回家省亲。一打听，那住老奶奶几年前已经去世了。我凝望着那挡住我视线的巍巍群山，沉默了很久很久，祷告了很久很久。
村里的小学校也革命了。
是年姐姐十三岁，上初小四年级。原来她上学时经常带着我坐在她的旁边听课，所以我虽然没有正式上学，也认识了一些字。
一天，学校突然召开斗争会，斗争的对象是年仅十三岁的小女孩——姐姐。她被绑在老庙神房的红柱子上。逼着问她：“把家里的元宝倒手到哪里去了?”原来是为这么个事：姐姐的同桌女同学，叫杨小媛。她和姐姐经常玩一个圆形的小镜子，此事有人告了状，因而玩镜子就演变成倒腾元宝了。
其实这个家里，有过铜钱，有过解放区发行的“济南票”，元宝这玩意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斗争会除了姐姐受了皮肉之苦和唾骂羞辱外，当然没有什么结果。不知会议的主持者是老羞成怒还是预先安排的议程，另外一件事却是实实在在地办了。
会议主持者宣布：所有地主富农孩子们的衣服，统统脱下来，与贫下中农孩子们的衣服对换。
还不错，主持人顾及了一些廉耻，让男女学生分开，到两个教室进行“工作”。因我年龄小，姐姐拉着我一起去女教室换衣服。姐姐毫不犹豫地剥掉了我的衣裤，给另外一个孩子换上。但她的个头较大，很难找到一个和她身材相仿的女孩。最后，她换上了比她瘦小得多的女孩的衣服。衣扣扣不住，只得两手拉着衣服捂着前胸……姐姐不说话，没有哭。我吓坏了，想哭，姐姐在我屁股上轻轻拧了一下，三个字：“不许哭!”大约是想让她那袒胸裸腹的尴尬能遮掩一二．她把我抱起来就走。
回家进门，屋里的情景使我们非常吃惊。
爷爷蹲在炕沿下，眼泪、鼻涕、口水在他那布满皱纹的老脸上不停地向下流淌。奶奶抱着爷爷的膝盖， 呜呜咽咽，凄切啼哭，嘴里不知念叨什么，浑身几乎抽缩成一个圆团。
炕上有一封已经拆口的信。爷爷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颤抖着把那封信拿给了姐姐：爷爷奶奶的长子、我们的父亲牺牲的噩耗传来了。姐姐两手紧抓着那封信，一下子趴在炕上，“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让那压抑心头的一肚子苦水倾泻出来吧。
大家都在哭，谁也不劝谁，也无法劝。爷爷拉了我的小手，把我搂在他的怀抱中。
这是我第二次看到爷爷伤心流泪。
那封信是晋冀鲁豫边区人民政府写给祖父的。
抬头是“凌从古先生”，信中说凌尔寿同志在1943年5月18日抗击日军扫荡时英勇牺牲。说他是民族英烈，全家光荣云云……最后盖有两个印章，一个是正方形大章，是边区人民政府的印章；一个是圆形小章，据说是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的。
祖父昼思夜想的儿子死了，再也回不来了。他病倒了，睁着眼睛躺在炕上，几天不吃不喝。嘴里反反复复地念叨着：“没有了，没有了…-_，’姐姐辍学了。我们抬水、磨面、捡煤渣、挖野菜，开始挑起了家庭生活的担子。两年后，姐姐未成年就无声无息地出嫁了，据说换来了两斗小米，几尺红布，姐姐好苦啊!但是，她走了好，走了就不会饿死了。
1947年“十二月会议”．党中央制定和发出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坚决纠正在土改中的“左”倾错误。连续发布了《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等文件，农村要落实一些政策。祖父的“富农”帽子摘掉了，说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村里分给祖父十四亩岗坡薄地。他总算又“耕者有其田”了。
但是谈何容易啊!“富农”这两个字，不仅殃及祖父自身，也株连到子孙后代。
1947年冬，那是一个性命攸关的冬天。爷爷奶奶已经“扫地出门”，即将“拉出去斗争”。县上头来人传话“这家人不能动”，他们才得以苟存。政策有所缓松，但极左的政策稍有变更，极左的思维盘根错节无一毫动摇 1960年祖母去世，她死在邯郸，我的大姑母家。父亲和我扶柩又回了一次南李家庄。也就这一次，父亲带我到母亲曾经推磨的磨房，指点着土墙上用炭条划下的字，上头写着人、手、口、刀、牛、羊、马、狗……说：‘‘这是你妈推磨时练习的字。她一天学也没上过。”他还带我到一个土制房顶场院，指着一处房子说：“你就生在那间房子里。”这件事过后，有人告诉我们“有反映，说凌尔文带他的儿子在场上指着房子说，这一处那一处房子，原来都是咱们家的，你要记篆…”意思是，将来我们爷儿俩要阶级复辟。但也有正直的人说：“凌尔文革命多少年，命都不要，还稀罕你这几间破房子?，，但父亲从那之后，再也没有回李家庄，我也没有。
爷爷信什么宗教，我不知道。但是，我家门楼上留有一幅砖雕，前写“退一步想”。后则“夫然后行”。我想这该是祖训，带有浓重的老庄色彩。爷爷可以将《道德经》背得滚瓜烂熟。父亲说话间零星不由自主能蹦出大段的老子语录。
父亲晚年抄《道德经》，抄了一本又一本，送人作纪念，我送他一本《金刚经》，他可能没有看完，更没有抄。从这里头透露出爷爷、父亲的哲学思维信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