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十一章 祖先的坟（四）
他老是借酒浇愁，而且越来越贪杯了。
福淳爷一辈子爱喝酒，以往我每次回村，定为他捎一瓶原装酒来，陪他喝几盅。他没有钱，平日喝的都是七毛多钱一斤的红芋干酒，质量很差，性却很烈。他看我捎来好酒，老是沉着脸说那句话：“太贵了！”但他又很珍重，一次舍不得喝完。
当然，哪个小伙子娶媳妇，也没忘了请福淳爷喝喜酒，他也从不拒绝。上级曾为此批评他：“党员干部，怎么能随便到社员家里吃吃喝喝呢！”历次运动，工作队也都整他这一条，他老也不改。他说：“咋！党员干部就不是人？都是本家爷们，几番请不到，那叫廉洁？屁！那叫假斯文，装相！”福淳爷固执地认为，乡下不同于机关，其实机关也有人情交往。更何况我们村是个同姓家族呢。
福淳爷酒量其实有限，三两正好，半斤就要醉了。他可以一天不吃饭，不能一顿不喝酒。特别到了晚年，几乎爱酒成癖。他从来没打算忌过酒，怎么能忌得了呢？他的心情老是一天比一天沉重。
有一天晚上，我们爷俩在一起喝酒，他回忆往事，分外动感情。他说：“跟着党走，我是铁了心的。合作化那阵阻力大，庄稼人舍不得自己的地啊！我一家一户动员，熬烂眼、说破嘴，大伙终于同意了。咱‘曙光’社是全区第一个。……1958年，大伙出了大力，庄稼长得并不错。可是一平二调来了，丰产没有丰收。收红芋时用犁子犁，大半都扔到地里了。……那时我被拔了白旗，看着心疼，没法。秋后，全村扔了三百多亩地，种不种都一样，谁还愿意要地呢？昏了头！第二年我复了职，领着大伙度饥荒。三年困难，那是真难啊！树皮都剥了吃，全村还是饿死百十口人！……”福淳爷用袖口沾沾泪水，又说，“我没能救活他们，心里有愧，到死……我也不会心安。……到1965年，恢复得像点样子了，喏！又天下大乱。批判我，该批！我有错误，可是别打倒我啊！我还能干几年呢？来不及了……你看我这胳膊，”福淳爷说着捋开袖口，“尽是些筋筋皮皮了。我的肉、我的力气，快要完了啊！……”福淳爷喉头哽住了。他眼圈儿红红的，端起一杯酒，一口喝干，重重地垂下头去。在飘忽的灯影下，我看到，他的稀疏的头发，已经灰白了。
我的心潮在一阵阵翻滚，啊啊，福淳爷不仅在倾诉内心的苦闷，也在计算着自己生命的进程！他是怎样被事业苦苦缠绕着的呀！
二十多年间，他几乎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春天，是容易贪睡的时候，却是庄稼人播种的季节，辰光误不得。福淳爷总是早早爬起身，四处招呼人们上工。而到了冬天，又常常会有这样的情景：一夜北风，一夜大雪，到天明时，一切沉寂下来。冰天雪地把整座整座的村庄都冷凝了。这时，在雪光和寒星下，一个模糊的人影来到村子中间的槐树旁。一颗铁铃悬在一根横枝下，用来摇铃的绳子已冻成一条冰绳，僵僵地垂下来。那人刚想伸手触摸绳子，可往四下里望了望，又缩回手，蹲在地上抽起烟来。那意思，好像这么一动，就会惊醒人们的晨梦。时候是早了一点，那么，再睡一会儿吧。
槐树底下的老人，被一件又大又重的黑棉袄紧裹着，烟袋锅一明一灭的，帮他驱赶着寒气。他是那样安静，那样耐心，像一位慈祥的老爷爷，守候着熟睡的孙子。浓密的胡子上渐渐结出一层霜花，眉毛也白了。
终于，一只报晓的雄鸡首先叫起来，“喔——”不大会儿，村子的各个角落，都传来雄鸡嘹亮的啼鸣，老人忽地站起身，扯住冰绳，急促地摇起来：“当当当当！……”接下去不久，这里那里也响起了铃声。寒星摇落了，晨梦摇碎了，沉睡的村庄缓缓地苏醒过来。……
那第一个摇铃的人，多半都是福淳爷。
然而铃声的作用却越来越小了。有时要摇动三四遍，再挨门喊叫，那一扇扇紧闭的大门，才“吱呀——吱呀”地打开。社员上工以后，又老是慢慢腾腾地干活，干部在和不在大不一样。福淳爷曾多次向我说过：“庄稼人越来越懒了！不像单干时那么吃苦。”这使他感到恼火，一个真正的庄稼人，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懒惰。可是为什么会懒了呢？他想不通，我也找不到原因，只能随着唏嘘一番。干部贪污、懒惰，他可以撤职，但对社员又能怎样呢？干着急！
干部和社员争执打架的事，几乎每天都要发生，有时一天数起，按下葫芦浮起瓢。十二个生产队，他一个也不放心，两个脚底板跑得发胀，嗓子喊得发疼。他像所有队长的嗓子一样，长年处于半嘶哑状态。他骂人，脱鞋底，可是不灵了，越来越不灵了。他的招数好像使完了。
夜间睡在床上，福淳爷嗓子干得冒火，一身筋骨像散了架。这时，他常想，工作为啥像拉旱船一样费力呢？什么时候才能轻松一点呢？但天不亮他又爬起来，开始一天的奔忙。
年复一年，福淳爷疲惫不堪。他像一个风雨夜行人，在狭窄而泥泞的田埂上艰难跋涉。摔倒了多少次，又爬起来多少次，始终朝着事业的灯盏，顽强而焦急地行进。那风雨中飘摇的灯盏，是他的追求，他的希望，他的生命！
然而，路太远了，他老也走不到。漫长的路途耗尽了一个庄稼人最金贵的时光，风风雨雨在他脸上刻下一道道皱纹。腰背也驼了。曾经是那样强健的筋骨，衰老了。福淳爷终于没有力量再走下去了。
福淳爷一辈子爱喝酒，以往我每次回村，定为他捎一瓶原装酒来，陪他喝几盅。他没有钱，平日喝的都是七毛多钱一斤的红芋干酒，质量很差，性却很烈。他看我捎来好酒，老是沉着脸说那句话：“太贵了！”但他又很珍重，一次舍不得喝完。
当然，哪个小伙子娶媳妇，也没忘了请福淳爷喝喜酒，他也从不拒绝。上级曾为此批评他：“党员干部，怎么能随便到社员家里吃吃喝喝呢！”历次运动，工作队也都整他这一条，他老也不改。他说：“咋！党员干部就不是人？都是本家爷们，几番请不到，那叫廉洁？屁！那叫假斯文，装相！”福淳爷固执地认为，乡下不同于机关，其实机关也有人情交往。更何况我们村是个同姓家族呢。
福淳爷酒量其实有限，三两正好，半斤就要醉了。他可以一天不吃饭，不能一顿不喝酒。特别到了晚年，几乎爱酒成癖。他从来没打算忌过酒，怎么能忌得了呢？他的心情老是一天比一天沉重。
有一天晚上，我们爷俩在一起喝酒，他回忆往事，分外动感情。他说：“跟着党走，我是铁了心的。合作化那阵阻力大，庄稼人舍不得自己的地啊！我一家一户动员，熬烂眼、说破嘴，大伙终于同意了。咱‘曙光’社是全区第一个。……1958年，大伙出了大力，庄稼长得并不错。可是一平二调来了，丰产没有丰收。收红芋时用犁子犁，大半都扔到地里了。……那时我被拔了白旗，看着心疼，没法。秋后，全村扔了三百多亩地，种不种都一样，谁还愿意要地呢？昏了头！第二年我复了职，领着大伙度饥荒。三年困难，那是真难啊！树皮都剥了吃，全村还是饿死百十口人！……”福淳爷用袖口沾沾泪水，又说，“我没能救活他们，心里有愧，到死……我也不会心安。……到1965年，恢复得像点样子了，喏！又天下大乱。批判我，该批！我有错误，可是别打倒我啊！我还能干几年呢？来不及了……你看我这胳膊，”福淳爷说着捋开袖口，“尽是些筋筋皮皮了。我的肉、我的力气，快要完了啊！……”福淳爷喉头哽住了。他眼圈儿红红的，端起一杯酒，一口喝干，重重地垂下头去。在飘忽的灯影下，我看到，他的稀疏的头发，已经灰白了。
我的心潮在一阵阵翻滚，啊啊，福淳爷不仅在倾诉内心的苦闷，也在计算着自己生命的进程！他是怎样被事业苦苦缠绕着的呀！
二十多年间，他几乎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春天，是容易贪睡的时候，却是庄稼人播种的季节，辰光误不得。福淳爷总是早早爬起身，四处招呼人们上工。而到了冬天，又常常会有这样的情景：一夜北风，一夜大雪，到天明时，一切沉寂下来。冰天雪地把整座整座的村庄都冷凝了。这时，在雪光和寒星下，一个模糊的人影来到村子中间的槐树旁。一颗铁铃悬在一根横枝下，用来摇铃的绳子已冻成一条冰绳，僵僵地垂下来。那人刚想伸手触摸绳子，可往四下里望了望，又缩回手，蹲在地上抽起烟来。那意思，好像这么一动，就会惊醒人们的晨梦。时候是早了一点，那么，再睡一会儿吧。
槐树底下的老人，被一件又大又重的黑棉袄紧裹着，烟袋锅一明一灭的，帮他驱赶着寒气。他是那样安静，那样耐心，像一位慈祥的老爷爷，守候着熟睡的孙子。浓密的胡子上渐渐结出一层霜花，眉毛也白了。
终于，一只报晓的雄鸡首先叫起来，“喔——”不大会儿，村子的各个角落，都传来雄鸡嘹亮的啼鸣，老人忽地站起身，扯住冰绳，急促地摇起来：“当当当当！……”接下去不久，这里那里也响起了铃声。寒星摇落了，晨梦摇碎了，沉睡的村庄缓缓地苏醒过来。……
那第一个摇铃的人，多半都是福淳爷。
然而铃声的作用却越来越小了。有时要摇动三四遍，再挨门喊叫，那一扇扇紧闭的大门，才“吱呀——吱呀”地打开。社员上工以后，又老是慢慢腾腾地干活，干部在和不在大不一样。福淳爷曾多次向我说过：“庄稼人越来越懒了！不像单干时那么吃苦。”这使他感到恼火，一个真正的庄稼人，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懒惰。可是为什么会懒了呢？他想不通，我也找不到原因，只能随着唏嘘一番。干部贪污、懒惰，他可以撤职，但对社员又能怎样呢？干着急！
干部和社员争执打架的事，几乎每天都要发生，有时一天数起，按下葫芦浮起瓢。十二个生产队，他一个也不放心，两个脚底板跑得发胀，嗓子喊得发疼。他像所有队长的嗓子一样，长年处于半嘶哑状态。他骂人，脱鞋底，可是不灵了，越来越不灵了。他的招数好像使完了。
夜间睡在床上，福淳爷嗓子干得冒火，一身筋骨像散了架。这时，他常想，工作为啥像拉旱船一样费力呢？什么时候才能轻松一点呢？但天不亮他又爬起来，开始一天的奔忙。
年复一年，福淳爷疲惫不堪。他像一个风雨夜行人，在狭窄而泥泞的田埂上艰难跋涉。摔倒了多少次，又爬起来多少次，始终朝着事业的灯盏，顽强而焦急地行进。那风雨中飘摇的灯盏，是他的追求，他的希望，他的生命！
然而，路太远了，他老也走不到。漫长的路途耗尽了一个庄稼人最金贵的时光，风风雨雨在他脸上刻下一道道皱纹。腰背也驼了。曾经是那样强健的筋骨，衰老了。福淳爷终于没有力量再走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