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落水在海南（一）
一九八六年的海南岛，依然如处子样单纯、宁静。
从飞机上鸟瞰，宝岛就像飘浮在茫茫大海中的一枚卵子，无心无欲，只顾在海水中游荡。仿佛一个浪头就能将它打翻，眨眼间又“咕嘟”冒出水面。
随着飞机的下落，海南岛在急速膨胀、扩展，居然也是一望无际。岛上的山川森林渐渐清晰，竟是一方浩瀚柔媚的绿洲。同去的十多位作家挤在窗口前，刹时间兴奋起来，把刚才的一场惊吓忘得一干二净。
飞机从广州起飞，本应直飞海南岛在海口市降落的，总共才有几十分钟的航程。谁知半道上，空中小姐突然用骇人的温柔广播说：“各位旅客请注意，因为飞机出了一点小小的故障，需要临时降落。请大家系好安全带，不要惊慌……”开什么玩笑！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万一摔下去，写遗嘱都来不及，能不惊慌吗？
到底是一群男子汉，愣是没怎么惊慌。刘兆林慢声慢语地说了一句：“同志们，准备喊口号吧！”海碰子邓刚不以为然地拧拧眉头：“操！”引得大家都笑起来。只是笑得有些皮紧。朱苏进没有笑，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他正以军人特有的沉着坐在一旁，用和军人完全不相干的“兰花指”夹着一根没点燃的香烟，优雅而漠然地看着窗外，等待飞机降落。
远远的，已经可以看见大海了。
飞机在雷州半岛上空，距海南岛仅隔一条二十公里的琼州海峡，本来坚持一下，抖抖翅膀就飞过去了。但飞机还是盘旋着降落到一个荒凉的机场上。虽说平安降落，大家还是捏了一把汗，庆幸说又活了一次。
谁也不知出了什么故障，反正没怎么太停又起飞了。看起来故障确实不大，但又非排除不可。否则，二十公里的海峡，怎么也坚持着飞过去了。
飞机再次升空后，很快就飞临海南岛上空，海口市已是一目了然。海口市面积不算大，也没多少高层建筑，就像内地的一座县城，显得松散而冷落。但下了飞机后，我们都受到热情的招待。看得出来，主人安排得非常周密。
这是一次笔会，由广州《花城》杂志社主办的。被邀请的十多位作家，多是我们刚从鲁迅文学院毕业的一帮同学。除了前面说到的朱苏进、邓刚、刘兆林，还有张石山、乔良、黄尧、吕雷、唐栋、孙桂贞等人。吕雷是广东作家，这次笔会就是由他穿针引线办起来的，也算半个主人，一直忙前忙后地照顾大家。诗人孙桂贞是我们中唯一的女性。她的诗作奔放，浓烈，人却十分文静，老是微笑着坐在一旁，听大家胡侃。
从鲁迅文学院毕业已经半年，其中多数又考入北京大学作家班。也有几位同学因种种原因没有再考北大，其中就有鲁院时的班长邓刚、副班长刘兆林。考北大之前，同学们云集北京，曾数次联名给他们去信，希望他们能回来参加入学考试，再同窗几年。当时他们都回了信，说是同学们的友谊和盛情使他们感动得流了泪，但不会再回北京上学了。大家接到回信，气得大骂起来：这几个王八蛋！说什么流了泪，全是假惺惺的！有朝一日再遇上，非给他们放血不可！这当然是气话。鲁迅文学院的四十多位作家，三年相处，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大家是舍不得他们走。这次笔会上重逢，自是有一番亲热，除了谈些别后的情况，话题老也离不开三年鲁院生活。
那的确是值得回忆的三年。鲁迅文学院的前身是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文革前叫中央文学研究所。是解放初期由丁玲创办的。据说建国初期，毛主席问丁玲，你想干点什么事？丁玲说，我想办个文学讲习所，培养作家。主席同意了，于是就有了中央文学研究所。文革前办了四期，文革后又接着办。像唐达成、马烽、陈登科、蒋子龙、王安忆、陈世旭、古华等许多著名作家，都先后毕业于这里。到我们是第八期。也是从这一期开始，讲习所改名为鲁迅文学院，是中国唯一专门培养作家的大学。大家为能在这里学习深造感到自豪。很多著名的作家、学者都来讲过课。八四年，丁玲不顾年高体弱，亲自来看望大家。同学们原以为这位老前辈思想僵化，可听了她的课才知道，她依然那么思想活跃、思路清晰、话锋机敏而幽默。她决不是个守旧的人，她依然那么年轻。在她面前，我们这些自视甚高的年轻人感到羞愧了。我们今天探索和追求的，她和她的同辈人早在“五四”以后就开始追求并实践了。这是后辈人的悲哀，也是社会的悲哀。鲁院三年，给我们的知识和思考是难以尽言的。鲁院三年的深造，将使我们终生受益。
我想有一天，我会用笔重新去翻捡那一段日子。一群朝气蓬勃的青年作家，怎样生活、学习、思考，怎样寂寞、孤独和痛苦。自然，还有怎么骄傲、怎么欢乐、怎么潇洒。那是一个灿烂的文学时代中引人注目的一隅。
让我们还回到海南岛来。
海南之行是这次笔会最精彩的部分。在这之前，我们被安排游览了广州市的一些风景区、大型商场、星级宾馆，看了星级宾馆的总统套房，品尝了广州的夜宵和早点。但大家总有些心不在焉，尽管大多数人还是第一次到广州来。海南岛才是最诱人的去处。我也同样盼望着早点动身。
在我的心目中，海南岛是个神秘而遥远的地方。她的秀美风光，她的绰约风姿，从少年时就印在心中了。可那是在画报上，在文章里。
现在，海南岛终于就在脚下，就在面前了。
我当然还不知道，正有一场灾难在前头等着，使我几乎丧身海南。
七八天的南海旅行紧张而充实。说真的，要想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阅尽海南秀色，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只能抓紧时间。十多位作家加上《花城》陪同人员，还有海南岛新闻、文学界的几个朋友，可谓浩浩荡荡了。大家分乘两辆面包车，由海口市出发，沿东路逶迤南行。
一九八六年，去海南岛旅行的人还不算太多，全面开发也没有开始，路上车辆很少，原本并不宽阔的公路显得十分敞亮。海南岛东部多是平原和低丘陵，公路大坡度地回旋着甩来甩去，让人如荡秋千一样飘然欲仙。时值农历腊月，北方正是冰天雪地，万木雕零的季节，而海南岛却是春色宜人，满目葱茏。大片大片的椰林，橡胶林、油棕、芭蕉、花梨木等热带林木错落公路两侧，极具异国情调。
一路上，我们停车参观了许多地方。海南岛很美，又很贫穷。当他人向我们介绍情况时，几乎都谈到刚刚平息不久的“汽车狂潮”，他们希望尽快富起来，但碰了钉子。他们谈到海南岛的奉献，谈到几乎是掠夺性的森林采伐，谈到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资源，谈到改革浪潮中自己的焦灼。我们默默地听着，从心里说，海南岛不富，天理不公！当我们驱车去了黎家寨子后，更是深切感到，封闭孤零的海南岛，实在该结束封闭了。
黎族原是古越人的一支，世居海南，繁衍生息，多在深山老林偏僻闭塞之地。我们去的黎家寨子，就在一座山旮旯里，傍山而居。人们仍然住着低矮的茅草庵棚，里头阴暗潮湿。饶有风味的是，在主房旁边，几乎都有一座小伴房。细问之下，才知是为姑娘准备的。黎家风俗，姑娘长到十五六岁，就可以自由结交异性伙伴。为了方便，就需要单独造一闺房。
我们在当地人陪同下，参观了一处闺房。闺房很小巧。门旁有一方洞式的小窗，连脑袋也伸不进。据说是男女双方隔窗唱歌说话用的，谈得高兴了，姑娘才打开门，放小伙子进去。室内不过六七平方米，仅放一张床，别无他物，收拾得很干净。当时正有三个姑娘坐在床沿上唱歌，听不懂歌词，大约是黎家民歌。互相搂着肩，边唱边摇，给人一种宁静、凄凉、忧伤的感觉。不知黎女心里装着几多寂寞、几多愁。最大的姑娘不过十七八岁，小的也就十五六岁，都显得风情万端。黎女很俏，穿戴多是手织的黎锦，色泽瑰丽，花纹古雅。这几位少女也像一般黎女一样，皮肤微黑，身材清秀，两只眼特别有神。看到我们进来，先是惊奇，然后都害羞地扭转头笑起来。之后，又大胆地转回身，眼睛忽闪忽闪地直看着我们，并不言语，依然笑盈盈的，倒把我们看得不好意思了。墙上贴着几张画，都是内地常见的美人图。从她们的眼神和几张画上可以揣测，她们已约略知道人间消息，知道外头有个正在变化的更大的世界。如果我们中有人说：“姑娘，跟我们走吧！”说不定她们真会跟着走。我的家乡苏北，不是有上十万来自云南、四川的姑娘吗？有人把这种大规模的姑娘远嫁，称为八十年代最怵目惊心的罪恶，罪魁祸首当然是人贩子。其实这只是很皮相的看法。或者说，形形**的人贩子只是一种外因。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是偏僻地方姑娘远嫁外乡的根本动因。她们已不再满足于父母为自己安排的命运，不再心甘情愿呆在山旮旯一辈子。于是发生了种种悲剧，产生了种种罪恶。但这仍然只是一部分，而大多数姑娘却生活得还算满意，尽管苏北不像她们想象的那么好。最重要的是，她们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跳出了原来生活的小天地。事实上，好多四川、云南姑娘是自己跑出来在苏北落户，又返回家乡把姐妹们带来的。她们哭着、笑着、担心着、向往着、吵吵嚷嚷、轰轰烈烈、十分悲壮地从原始扑向文明。
世上的事就是这么怪。当原始山乡的人们不惜代价走向文明的时候，而生活在“文明世界”的人们却又怀恋着原始生活的那份宁静、质朴和粗糙。得不到的永远是美好的，失落的永远是珍贵的。人老要往前走，又老是回头看。人类就是这么走投无路！
一行十几人驱车三百多公里，终于到了海南岛的最南端三亚市。
我无法形容在三亚三天的感受。
那真是一个清静的世界，一个超凡脱俗的世界。徜徉于山村、海滨，每每令人沉入虚幻，这里是人间，还是世外？
从飞机上鸟瞰，宝岛就像飘浮在茫茫大海中的一枚卵子，无心无欲，只顾在海水中游荡。仿佛一个浪头就能将它打翻，眨眼间又“咕嘟”冒出水面。
随着飞机的下落，海南岛在急速膨胀、扩展，居然也是一望无际。岛上的山川森林渐渐清晰，竟是一方浩瀚柔媚的绿洲。同去的十多位作家挤在窗口前，刹时间兴奋起来，把刚才的一场惊吓忘得一干二净。
飞机从广州起飞，本应直飞海南岛在海口市降落的，总共才有几十分钟的航程。谁知半道上，空中小姐突然用骇人的温柔广播说：“各位旅客请注意，因为飞机出了一点小小的故障，需要临时降落。请大家系好安全带，不要惊慌……”开什么玩笑！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万一摔下去，写遗嘱都来不及，能不惊慌吗？
到底是一群男子汉，愣是没怎么惊慌。刘兆林慢声慢语地说了一句：“同志们，准备喊口号吧！”海碰子邓刚不以为然地拧拧眉头：“操！”引得大家都笑起来。只是笑得有些皮紧。朱苏进没有笑，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他正以军人特有的沉着坐在一旁，用和军人完全不相干的“兰花指”夹着一根没点燃的香烟，优雅而漠然地看着窗外，等待飞机降落。
远远的，已经可以看见大海了。
飞机在雷州半岛上空，距海南岛仅隔一条二十公里的琼州海峡，本来坚持一下，抖抖翅膀就飞过去了。但飞机还是盘旋着降落到一个荒凉的机场上。虽说平安降落，大家还是捏了一把汗，庆幸说又活了一次。
谁也不知出了什么故障，反正没怎么太停又起飞了。看起来故障确实不大，但又非排除不可。否则，二十公里的海峡，怎么也坚持着飞过去了。
飞机再次升空后，很快就飞临海南岛上空，海口市已是一目了然。海口市面积不算大，也没多少高层建筑，就像内地的一座县城，显得松散而冷落。但下了飞机后，我们都受到热情的招待。看得出来，主人安排得非常周密。
这是一次笔会，由广州《花城》杂志社主办的。被邀请的十多位作家，多是我们刚从鲁迅文学院毕业的一帮同学。除了前面说到的朱苏进、邓刚、刘兆林，还有张石山、乔良、黄尧、吕雷、唐栋、孙桂贞等人。吕雷是广东作家，这次笔会就是由他穿针引线办起来的，也算半个主人，一直忙前忙后地照顾大家。诗人孙桂贞是我们中唯一的女性。她的诗作奔放，浓烈，人却十分文静，老是微笑着坐在一旁，听大家胡侃。
从鲁迅文学院毕业已经半年，其中多数又考入北京大学作家班。也有几位同学因种种原因没有再考北大，其中就有鲁院时的班长邓刚、副班长刘兆林。考北大之前，同学们云集北京，曾数次联名给他们去信，希望他们能回来参加入学考试，再同窗几年。当时他们都回了信，说是同学们的友谊和盛情使他们感动得流了泪，但不会再回北京上学了。大家接到回信，气得大骂起来：这几个王八蛋！说什么流了泪，全是假惺惺的！有朝一日再遇上，非给他们放血不可！这当然是气话。鲁迅文学院的四十多位作家，三年相处，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大家是舍不得他们走。这次笔会上重逢，自是有一番亲热，除了谈些别后的情况，话题老也离不开三年鲁院生活。
那的确是值得回忆的三年。鲁迅文学院的前身是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文革前叫中央文学研究所。是解放初期由丁玲创办的。据说建国初期，毛主席问丁玲，你想干点什么事？丁玲说，我想办个文学讲习所，培养作家。主席同意了，于是就有了中央文学研究所。文革前办了四期，文革后又接着办。像唐达成、马烽、陈登科、蒋子龙、王安忆、陈世旭、古华等许多著名作家，都先后毕业于这里。到我们是第八期。也是从这一期开始，讲习所改名为鲁迅文学院，是中国唯一专门培养作家的大学。大家为能在这里学习深造感到自豪。很多著名的作家、学者都来讲过课。八四年，丁玲不顾年高体弱，亲自来看望大家。同学们原以为这位老前辈思想僵化，可听了她的课才知道，她依然那么思想活跃、思路清晰、话锋机敏而幽默。她决不是个守旧的人，她依然那么年轻。在她面前，我们这些自视甚高的年轻人感到羞愧了。我们今天探索和追求的，她和她的同辈人早在“五四”以后就开始追求并实践了。这是后辈人的悲哀，也是社会的悲哀。鲁院三年，给我们的知识和思考是难以尽言的。鲁院三年的深造，将使我们终生受益。
我想有一天，我会用笔重新去翻捡那一段日子。一群朝气蓬勃的青年作家，怎样生活、学习、思考，怎样寂寞、孤独和痛苦。自然，还有怎么骄傲、怎么欢乐、怎么潇洒。那是一个灿烂的文学时代中引人注目的一隅。
让我们还回到海南岛来。
海南之行是这次笔会最精彩的部分。在这之前，我们被安排游览了广州市的一些风景区、大型商场、星级宾馆，看了星级宾馆的总统套房，品尝了广州的夜宵和早点。但大家总有些心不在焉，尽管大多数人还是第一次到广州来。海南岛才是最诱人的去处。我也同样盼望着早点动身。
在我的心目中，海南岛是个神秘而遥远的地方。她的秀美风光，她的绰约风姿，从少年时就印在心中了。可那是在画报上，在文章里。
现在，海南岛终于就在脚下，就在面前了。
我当然还不知道，正有一场灾难在前头等着，使我几乎丧身海南。
七八天的南海旅行紧张而充实。说真的，要想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阅尽海南秀色，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只能抓紧时间。十多位作家加上《花城》陪同人员，还有海南岛新闻、文学界的几个朋友，可谓浩浩荡荡了。大家分乘两辆面包车，由海口市出发，沿东路逶迤南行。
一九八六年，去海南岛旅行的人还不算太多，全面开发也没有开始，路上车辆很少，原本并不宽阔的公路显得十分敞亮。海南岛东部多是平原和低丘陵，公路大坡度地回旋着甩来甩去，让人如荡秋千一样飘然欲仙。时值农历腊月，北方正是冰天雪地，万木雕零的季节，而海南岛却是春色宜人，满目葱茏。大片大片的椰林，橡胶林、油棕、芭蕉、花梨木等热带林木错落公路两侧，极具异国情调。
一路上，我们停车参观了许多地方。海南岛很美，又很贫穷。当他人向我们介绍情况时，几乎都谈到刚刚平息不久的“汽车狂潮”，他们希望尽快富起来，但碰了钉子。他们谈到海南岛的奉献，谈到几乎是掠夺性的森林采伐，谈到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资源，谈到改革浪潮中自己的焦灼。我们默默地听着，从心里说，海南岛不富，天理不公！当我们驱车去了黎家寨子后，更是深切感到，封闭孤零的海南岛，实在该结束封闭了。
黎族原是古越人的一支，世居海南，繁衍生息，多在深山老林偏僻闭塞之地。我们去的黎家寨子，就在一座山旮旯里，傍山而居。人们仍然住着低矮的茅草庵棚，里头阴暗潮湿。饶有风味的是，在主房旁边，几乎都有一座小伴房。细问之下，才知是为姑娘准备的。黎家风俗，姑娘长到十五六岁，就可以自由结交异性伙伴。为了方便，就需要单独造一闺房。
我们在当地人陪同下，参观了一处闺房。闺房很小巧。门旁有一方洞式的小窗，连脑袋也伸不进。据说是男女双方隔窗唱歌说话用的，谈得高兴了，姑娘才打开门，放小伙子进去。室内不过六七平方米，仅放一张床，别无他物，收拾得很干净。当时正有三个姑娘坐在床沿上唱歌，听不懂歌词，大约是黎家民歌。互相搂着肩，边唱边摇，给人一种宁静、凄凉、忧伤的感觉。不知黎女心里装着几多寂寞、几多愁。最大的姑娘不过十七八岁，小的也就十五六岁，都显得风情万端。黎女很俏，穿戴多是手织的黎锦，色泽瑰丽，花纹古雅。这几位少女也像一般黎女一样，皮肤微黑，身材清秀，两只眼特别有神。看到我们进来，先是惊奇，然后都害羞地扭转头笑起来。之后，又大胆地转回身，眼睛忽闪忽闪地直看着我们，并不言语，依然笑盈盈的，倒把我们看得不好意思了。墙上贴着几张画，都是内地常见的美人图。从她们的眼神和几张画上可以揣测，她们已约略知道人间消息，知道外头有个正在变化的更大的世界。如果我们中有人说：“姑娘，跟我们走吧！”说不定她们真会跟着走。我的家乡苏北，不是有上十万来自云南、四川的姑娘吗？有人把这种大规模的姑娘远嫁，称为八十年代最怵目惊心的罪恶，罪魁祸首当然是人贩子。其实这只是很皮相的看法。或者说，形形**的人贩子只是一种外因。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是偏僻地方姑娘远嫁外乡的根本动因。她们已不再满足于父母为自己安排的命运，不再心甘情愿呆在山旮旯一辈子。于是发生了种种悲剧，产生了种种罪恶。但这仍然只是一部分，而大多数姑娘却生活得还算满意，尽管苏北不像她们想象的那么好。最重要的是，她们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跳出了原来生活的小天地。事实上，好多四川、云南姑娘是自己跑出来在苏北落户，又返回家乡把姐妹们带来的。她们哭着、笑着、担心着、向往着、吵吵嚷嚷、轰轰烈烈、十分悲壮地从原始扑向文明。
世上的事就是这么怪。当原始山乡的人们不惜代价走向文明的时候，而生活在“文明世界”的人们却又怀恋着原始生活的那份宁静、质朴和粗糙。得不到的永远是美好的，失落的永远是珍贵的。人老要往前走，又老是回头看。人类就是这么走投无路！
一行十几人驱车三百多公里，终于到了海南岛的最南端三亚市。
我无法形容在三亚三天的感受。
那真是一个清静的世界，一个超凡脱俗的世界。徜徉于山村、海滨，每每令人沉入虚幻，这里是人间，还是世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