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6 进京（二）
我跟警察出得门來，女服务员却沒有跟來，顾自在车内打扫开了卫生。
地铁站的候车厅内已空无一人，寂寥得很。看來地铁真是早已到了站，而我俩睡得太死了。
我们被带进地铁派出所，两个民警先对我俩搜了身，然后命令我们将惟一的背包打开，将里面的东西倒在桌面上。我打开拉链，迟疑着说：“沒有什么呀。”一边往外拿着东西。剩下最后几件时，我停了手说：“都是零碎了。”
一个民警便上前，拎了背包的底一抖，哗啦啦，弹簧刀赫然昭示在桌面上。
民警眼疾手快抢在手里说：“刀……”一个民警便把我带进另一个房间，我知道这是要把我和德全分开审问。
我要哭。
这时又进來一个民警，两个人便开始审问。都问了些什么我实在是记不得了，因为当时怕得要死。大概是问了从哪里來到哪里去多大年龄做沒做什么坏事情？中心围绕在弹簧刀上，要我讲出带刀子想干什么。
我反复说带刀是为了自卫而不是为了干坏事。
民警表示不信，并开导我要讲实话，否则于我沒有好处；又指墙上的标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我最后不知怎么想起來从兜里掏出学生证，打开递上去说：“您看看，我一个学生，还有一年就毕业了。我怎么敢來干坏事？”
民警看了，与另一个对视了一眼说：“真是学生。”然后对我说：“你既然是学生；怎么一点法律也不懂，你已经违法了知不知道？”
我说：“是。”
民警说：“你知道你怎么违法了吗？”
我说：“是。”
“是什么是!”
我说：“是。”
我一听“违法”两字以为得逮捕，我的脑袋都懵了，不“是”才怪呢。当时我沒能把“违法”和“犯罪”两个词语闹明白。
民警将我带到另一个房间里，一指墙上的一张布告，说：“看看！”便出去了，一小会儿之后又回來。
我看了三遍，才明白这是不久前发布的一个关于枪械及刀械的管理规定。上面有一条明文规定不准携带弹簧刀外出，否则按违反《治安管理处罚规定》论处。
我傻了。我说：“我沒有看过这个布告。”
民警说：“那就好好看看。”语气缓和了。
这时又进來一个民警，看样子是个头儿。果然民警向我介绍说：“这是我们所长。”
我赶紧说：“所长，我不是坏人!”
所长听了民警讲了我的情况，说：“给个警告处分。”又转向我，“给你一个警告处分，你服不服？”
我说：“服，服。”
所长便走了。
民警坐在桌前写处分，一边写一边说：“你要不是学生，这次怎么也得拘留你半个月。”
我说：“是，是。”
民警写完，举给我让我按手印，签名。我按好、签好，央求道：“您……可别告诉我们学校。”
民警说：“行，不告诉。”
然后德全也被带了进來，我俩对望一眼，什么也不敢说。民警说：“现在你们把这张布告背下來，就可以走了。要是一天背不下來，就一天不让你们走。什么时候背下來什么时候走。”说完就跟另外两个民警很带恶作剧地挤挤眼。
另外两个笑说：“快背。”
这时候我已经不害怕了，就和德全站在布告前背。所长也进來了，民警对所长说：“让他们背布告哩。不背下來不让走。”
所长便也笑，然后四个人便幸灾乐祸似的看着我和德全背布告。我想在他们心里，一定认为要把这么一张布告从头至尾背下來是一件多么艰巨的任务了!
可我只念了三遍就背下來了!我先在心里默诵了一遍，然后转身汇报：“我背下來了。”
“什么？背下來啦？”四个人几乎同时惊讶起來。所长说：“背！”
我就背。背完一遍，那个自始至终负责审理我的民警说：“再背一遍。”说完，他站到布告前，我一边背，他一边一字一字地和布告对。结果，无误。
这时德全也说背下來了，便又让他背，也是无误。
四个民警脸上不禁显出一些佩服的神色。所长拍了拍我的肩说：“去吧，回学校好好念书。”
我和德全唯唯诺诺。
负责审理我的民警最后负责将我俩送出地铁站，哗啦啦响着钥匙开了地铁的大铁栅栏门，又哗啦啦响着在我们背后锁好。，街边的路灯鬼眼般亮着，我和德全到了寂静的街上，脚下沒根似地走出十几步，才意识到往哪里走成了问題。
此时我俩除了知道刚刚落难的这个派出所的名字之外，对周围的一切一无所知。我俩试探着朝大街的一端走了一段，竟感觉四周渐有荒凉之意，细看街的这一面是一些参差不齐的平房和小建筑，而街的另一面竟是庄稼地！
我俩方明白此时此地已置身于北京郊外了。
德全看看表，是夜里两点半。夜气潮湿而阴凉。
幸亏带了秋衣秋裤，我俩找了一个黑暗的拐角，打开背包匆忙将秋衣秋裤穿上身。其实我俩用不着考虑避人，街上根本沒人。但我脱下外衣心头竟可笑地闪过害怕被警察抓住的念头。
穿上秋衣仍觉得冷，我俩抱着肩往回走，又经过地铁门前。走过去，见到了公共汽车站，再走，便入市区了。但我们害怕迷路，不敢走得太远。只在这一段路上徘徊。到了早晨四点多时，我俩仍在地铁站附近。
街边有一个小吃铺，一个老头已经起床咳着痰生火了。我俩过去要求买一些东西吃。老头不卖，老头说自己只是为这家小铺守夜，不敢擅自卖东西，否则主人会起疑心。我俩央告良久，老头仍是不肯。但老头动了恻隐之心，端出两碗热开水让我俩喝了以暖身体。我俩捧着碗咕嘟嘟喝下，胃里一阵暖和也一阵空洞洞地难受。
老头告诉我们：此地离北京火车站至少有五十里，或者不止，他也说不大清。
我俩再三感谢了老头，便商议了一番，决定仍坐地铁回北京站。
早晨五点十分，地铁首班车发，我俩买了票上车，检票时我心里嗵嗵跳，生怕被审我的警察撞见。
地铁很快，六点多钟时，我和德全已站到了北京站的广场上。我们直到此时才顾得上体会一下沮丧的心情，在此之前我俩竟说不出是一种什么心情。
我说：“真倒霉透了。”
德全说：“全怪你不听我话，我说不让你带刀你偏带。那张布告几天前我就看过，咱们学校门口就贴丁一张呢！”
我埋怨道：“你怎么不早说，你要是告诉我布告的事，我就不会带了。”
德全说：“我想你也看过布告哩。就贴在校门口，你会沒看到？”
我们停止了相互埋怨后，我说咱们好好玩它一天吧，否则也他妈的太冤了。
德全说对。
我俩便上公共汽车直达北京动物园，看狮子老虎驼鸟大蟒，便将派山所和处分抛在了脑后。
将动物园看了个遍，我俩又前往颐和园玩了一遍，花掉了身上并不多的钱。颐和园里胸挂相机的老外很多。曾见一个老外逗一个中国小孩玩，还主动给这小孩和他年轻的妈妈照相，那年轻妈妈很漂亮。我和德全很有兴致地驻足看，老外也向我们投以很友好的眼神。我和德全差一点跟老外搭上话，但最终还是沒能鼓起勇气。过后德全说他是怕自己讲的英语老外听不懂。
我俩都想如果与老外搭上几句话就可以让他也给我们照两张相，不过又想，即使照了老外恐怕也沒法寄给我们，这样一想也就不觉得可惜了。
玩过了颐和园，天已黑了。我俩重回北京站，钻在人堆里过夜。水泥地面晒得热腾腾，我俩歪在地上进了梦乡。十点多钟时有警察來轰了，我俩随着人群一起挪到广场边缘警察不管的地方接着睡。
夜里一点钟，德全摇醒了我，说该走了。我俩便揉着眼去存车处取了车子，德全驮上我上路。
渐渐便出了市区，进入了黑暗里。我们要赶一百多里的夜路。
路上极少行人，我记得直到天将明时，我们行了将近百里，只遇到过三个骑自行车往北京卖菜的小贩。
路旁的田野里却时时传來拖拉机轰鸣的声音，那是在耕地。这耕地的声音让我实实在在感受到整个世界的客观存在。
我坐在车后，困极了，止不住地打盹，有好几次差点摔下车去。德全因为骑车运动的缘故，倒是抵御住了困意。
我的困意持续了几十里路，天将明时困意才过。
早晨六点十几分我俩抵达了学校。我们下了公路，翻过铁路，又过了一里长的一段田间小路，便抄近路到了我们学校的后操场。我校的晨练时间是六点十分至二十分，我和德全的车子骑上操场时，大家正在跑步。所有的人都在看我俩，知情者便向旁人充当解说，我们能感觉到一些目光里的好奇、羡慕和佩服。
但我俩此时实在是沒有英雄凯旋的心情。
我们此时甚至都顾不上体会本班女生投向我们的目光……
至于当我和德全度过了沒事人的几天之后，教育处主任突然将我传到教育处(此时那个派出所的公函寄到了学校，我的那张警告处分已到了教育处主任的手里)，我开始一次次做检讨写检查，并在此后的一个学年里处处改造自己、争取毕业时将这纸处分撤销，这便都是后话了。
一年后，毕业典礼的大会上，专门有一道程序，就是宣布撤销我的这个警告处分。同时宣布撤销处分的还有外班的另外两个同学，我沒有记住名字。
后记：一、“装弹簧刀时德全很反对，说是怕警察给搜出來。”后來果然被搜出來。这样的情节有点像滥俗的影视剧，但这篇小说里写的却是我自己完全真实的经历。
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如果一个人背上了处分，那么将会影响他一生的前程。尽管我不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人，但仍在好多年里感到一种“前途无望的茫然”，在我工作了七、八年后，我曾试探着跟一位很欣赏我的领导讲过我的这个处分，目的是想探明我的个人档案里有沒有关于这个处分的记载（处分已在毕业时撤销，班主任也向我保证沒有记入我的档案，但我从未对此安心，因为有人说只要挨过处分一定会记入档案的。至今我仍不敢确定我的档案里有沒有它的记载，因为我自己看不到我的档案，它在组织部门手里。）领导是能够看到我的档案的，但对那一次的探问，我的领导沒有做出任何表示，未置一词，我明白这是组织原则。
地铁站的候车厅内已空无一人，寂寥得很。看來地铁真是早已到了站，而我俩睡得太死了。
我们被带进地铁派出所，两个民警先对我俩搜了身，然后命令我们将惟一的背包打开，将里面的东西倒在桌面上。我打开拉链，迟疑着说：“沒有什么呀。”一边往外拿着东西。剩下最后几件时，我停了手说：“都是零碎了。”
一个民警便上前，拎了背包的底一抖，哗啦啦，弹簧刀赫然昭示在桌面上。
民警眼疾手快抢在手里说：“刀……”一个民警便把我带进另一个房间，我知道这是要把我和德全分开审问。
我要哭。
这时又进來一个民警，两个人便开始审问。都问了些什么我实在是记不得了，因为当时怕得要死。大概是问了从哪里來到哪里去多大年龄做沒做什么坏事情？中心围绕在弹簧刀上，要我讲出带刀子想干什么。
我反复说带刀是为了自卫而不是为了干坏事。
民警表示不信，并开导我要讲实话，否则于我沒有好处；又指墙上的标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我最后不知怎么想起來从兜里掏出学生证，打开递上去说：“您看看，我一个学生，还有一年就毕业了。我怎么敢來干坏事？”
民警看了，与另一个对视了一眼说：“真是学生。”然后对我说：“你既然是学生；怎么一点法律也不懂，你已经违法了知不知道？”
我说：“是。”
民警说：“你知道你怎么违法了吗？”
我说：“是。”
“是什么是!”
我说：“是。”
我一听“违法”两字以为得逮捕，我的脑袋都懵了，不“是”才怪呢。当时我沒能把“违法”和“犯罪”两个词语闹明白。
民警将我带到另一个房间里，一指墙上的一张布告，说：“看看！”便出去了，一小会儿之后又回來。
我看了三遍，才明白这是不久前发布的一个关于枪械及刀械的管理规定。上面有一条明文规定不准携带弹簧刀外出，否则按违反《治安管理处罚规定》论处。
我傻了。我说：“我沒有看过这个布告。”
民警说：“那就好好看看。”语气缓和了。
这时又进來一个民警，看样子是个头儿。果然民警向我介绍说：“这是我们所长。”
我赶紧说：“所长，我不是坏人!”
所长听了民警讲了我的情况，说：“给个警告处分。”又转向我，“给你一个警告处分，你服不服？”
我说：“服，服。”
所长便走了。
民警坐在桌前写处分，一边写一边说：“你要不是学生，这次怎么也得拘留你半个月。”
我说：“是，是。”
民警写完，举给我让我按手印，签名。我按好、签好，央求道：“您……可别告诉我们学校。”
民警说：“行，不告诉。”
然后德全也被带了进來，我俩对望一眼，什么也不敢说。民警说：“现在你们把这张布告背下來，就可以走了。要是一天背不下來，就一天不让你们走。什么时候背下來什么时候走。”说完就跟另外两个民警很带恶作剧地挤挤眼。
另外两个笑说：“快背。”
这时候我已经不害怕了，就和德全站在布告前背。所长也进來了，民警对所长说：“让他们背布告哩。不背下來不让走。”
所长便也笑，然后四个人便幸灾乐祸似的看着我和德全背布告。我想在他们心里，一定认为要把这么一张布告从头至尾背下來是一件多么艰巨的任务了!
可我只念了三遍就背下來了!我先在心里默诵了一遍，然后转身汇报：“我背下來了。”
“什么？背下來啦？”四个人几乎同时惊讶起來。所长说：“背！”
我就背。背完一遍，那个自始至终负责审理我的民警说：“再背一遍。”说完，他站到布告前，我一边背，他一边一字一字地和布告对。结果，无误。
这时德全也说背下來了，便又让他背，也是无误。
四个民警脸上不禁显出一些佩服的神色。所长拍了拍我的肩说：“去吧，回学校好好念书。”
我和德全唯唯诺诺。
负责审理我的民警最后负责将我俩送出地铁站，哗啦啦响着钥匙开了地铁的大铁栅栏门，又哗啦啦响着在我们背后锁好。，街边的路灯鬼眼般亮着，我和德全到了寂静的街上，脚下沒根似地走出十几步，才意识到往哪里走成了问題。
此时我俩除了知道刚刚落难的这个派出所的名字之外，对周围的一切一无所知。我俩试探着朝大街的一端走了一段，竟感觉四周渐有荒凉之意，细看街的这一面是一些参差不齐的平房和小建筑，而街的另一面竟是庄稼地！
我俩方明白此时此地已置身于北京郊外了。
德全看看表，是夜里两点半。夜气潮湿而阴凉。
幸亏带了秋衣秋裤，我俩找了一个黑暗的拐角，打开背包匆忙将秋衣秋裤穿上身。其实我俩用不着考虑避人，街上根本沒人。但我脱下外衣心头竟可笑地闪过害怕被警察抓住的念头。
穿上秋衣仍觉得冷，我俩抱着肩往回走，又经过地铁门前。走过去，见到了公共汽车站，再走，便入市区了。但我们害怕迷路，不敢走得太远。只在这一段路上徘徊。到了早晨四点多时，我俩仍在地铁站附近。
街边有一个小吃铺，一个老头已经起床咳着痰生火了。我俩过去要求买一些东西吃。老头不卖，老头说自己只是为这家小铺守夜，不敢擅自卖东西，否则主人会起疑心。我俩央告良久，老头仍是不肯。但老头动了恻隐之心，端出两碗热开水让我俩喝了以暖身体。我俩捧着碗咕嘟嘟喝下，胃里一阵暖和也一阵空洞洞地难受。
老头告诉我们：此地离北京火车站至少有五十里，或者不止，他也说不大清。
我俩再三感谢了老头，便商议了一番，决定仍坐地铁回北京站。
早晨五点十分，地铁首班车发，我俩买了票上车，检票时我心里嗵嗵跳，生怕被审我的警察撞见。
地铁很快，六点多钟时，我和德全已站到了北京站的广场上。我们直到此时才顾得上体会一下沮丧的心情，在此之前我俩竟说不出是一种什么心情。
我说：“真倒霉透了。”
德全说：“全怪你不听我话，我说不让你带刀你偏带。那张布告几天前我就看过，咱们学校门口就贴丁一张呢！”
我埋怨道：“你怎么不早说，你要是告诉我布告的事，我就不会带了。”
德全说：“我想你也看过布告哩。就贴在校门口，你会沒看到？”
我们停止了相互埋怨后，我说咱们好好玩它一天吧，否则也他妈的太冤了。
德全说对。
我俩便上公共汽车直达北京动物园，看狮子老虎驼鸟大蟒，便将派山所和处分抛在了脑后。
将动物园看了个遍，我俩又前往颐和园玩了一遍，花掉了身上并不多的钱。颐和园里胸挂相机的老外很多。曾见一个老外逗一个中国小孩玩，还主动给这小孩和他年轻的妈妈照相，那年轻妈妈很漂亮。我和德全很有兴致地驻足看，老外也向我们投以很友好的眼神。我和德全差一点跟老外搭上话，但最终还是沒能鼓起勇气。过后德全说他是怕自己讲的英语老外听不懂。
我俩都想如果与老外搭上几句话就可以让他也给我们照两张相，不过又想，即使照了老外恐怕也沒法寄给我们，这样一想也就不觉得可惜了。
玩过了颐和园，天已黑了。我俩重回北京站，钻在人堆里过夜。水泥地面晒得热腾腾，我俩歪在地上进了梦乡。十点多钟时有警察來轰了，我俩随着人群一起挪到广场边缘警察不管的地方接着睡。
夜里一点钟，德全摇醒了我，说该走了。我俩便揉着眼去存车处取了车子，德全驮上我上路。
渐渐便出了市区，进入了黑暗里。我们要赶一百多里的夜路。
路上极少行人，我记得直到天将明时，我们行了将近百里，只遇到过三个骑自行车往北京卖菜的小贩。
路旁的田野里却时时传來拖拉机轰鸣的声音，那是在耕地。这耕地的声音让我实实在在感受到整个世界的客观存在。
我坐在车后，困极了，止不住地打盹，有好几次差点摔下车去。德全因为骑车运动的缘故，倒是抵御住了困意。
我的困意持续了几十里路，天将明时困意才过。
早晨六点十几分我俩抵达了学校。我们下了公路，翻过铁路，又过了一里长的一段田间小路，便抄近路到了我们学校的后操场。我校的晨练时间是六点十分至二十分，我和德全的车子骑上操场时，大家正在跑步。所有的人都在看我俩，知情者便向旁人充当解说，我们能感觉到一些目光里的好奇、羡慕和佩服。
但我俩此时实在是沒有英雄凯旋的心情。
我们此时甚至都顾不上体会本班女生投向我们的目光……
至于当我和德全度过了沒事人的几天之后，教育处主任突然将我传到教育处(此时那个派出所的公函寄到了学校，我的那张警告处分已到了教育处主任的手里)，我开始一次次做检讨写检查，并在此后的一个学年里处处改造自己、争取毕业时将这纸处分撤销，这便都是后话了。
一年后，毕业典礼的大会上，专门有一道程序，就是宣布撤销我的这个警告处分。同时宣布撤销处分的还有外班的另外两个同学，我沒有记住名字。
后记：一、“装弹簧刀时德全很反对，说是怕警察给搜出來。”后來果然被搜出來。这样的情节有点像滥俗的影视剧，但这篇小说里写的却是我自己完全真实的经历。
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如果一个人背上了处分，那么将会影响他一生的前程。尽管我不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人，但仍在好多年里感到一种“前途无望的茫然”，在我工作了七、八年后，我曾试探着跟一位很欣赏我的领导讲过我的这个处分，目的是想探明我的个人档案里有沒有关于这个处分的记载（处分已在毕业时撤销，班主任也向我保证沒有记入我的档案，但我从未对此安心，因为有人说只要挨过处分一定会记入档案的。至今我仍不敢确定我的档案里有沒有它的记载，因为我自己看不到我的档案，它在组织部门手里。）领导是能够看到我的档案的，但对那一次的探问，我的领导沒有做出任何表示，未置一词，我明白这是组织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