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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六章 (二)

    香雨说是叫连长打死的,连长打死了她,我们老木就打死了连长。

    大耳朵说连长的尸体已经挖出來了,大概是胡菊英说出去的,但他们还在调查,说明胡菊英沒说出是你。我怕林香雨胡说,就把她带來了。但是老木……

    梦真说香雨你可不敢胡说。

    大耳朵说但是老木,这事查得很紧,迟早要暴露,我看你还是跑吧。

    香雨走到木屋跟前,惊喜地说:这是我们的羊圈吗?老木你快來,这是我们的羊圈。

    香雨走了进去,在里面哼唧着北京有个金太阳,突然不哼了,像被什么咬了似的锐叫一声,哇哇哇地跑出來,直奔梦真:

    我知道了,你就是连长的老婆,你就是赵梦真,你怎么在这里?不要脸的你把被子都摆到我们的羊圈里來了。

    她撕住赵梦真就往前推:

    你滚蛋,这是我们的地方你滚蛋。

    梦真说香雨你住手。

    她―把抓到梦真脸上,顿时抓出几道血印子來。

    我跳过去抱住她。她挣扎着,呸呸呸地朝梦真吐唾沫。

    平平哭了。香雨这才注意到还有个孩子:

    哎呀呀,连孩子都带來了,你看他多像连长,坏蛋,你们都是坏蛋。

    说着挣脱我,跑进木屋去,把梦真和平平的铺盖扔了出來。

    我过去对梦真说:对不起梦真,你别计较,她是个病人。

    梦真把平平搂到自己的膝盖前,哭着:

    老木别说了,我知道。

    大耳朵说梦真你走吧,赶紧回十九连去。老木你也走,走得远远的,永远别回來。

    我说香雨怎么办?

    大耳朵说我今天就带她回去。

    香雨笑了,仿佛扔掉了梦真的铺盖就扔掉了爱情的敌人。笑了一阵她就开始脱衣服,她说老木你來啊,我想让你要我。

    脱了衣服又脱裤子,转眼她就赤身裸体了。

    我大喊:香雨别这样。

    香雨嘻嘻哈哈地进了屋,―迭声喊着老木。

    我望着梦真。我怎么能过去?

    梦真背过身子去。大耳朵说:

    老木你看着办,反正你得让她把衣服穿上,不然我一点办法也沒有。

    我过去了,从门口抱起香雨的衣服,进到木屋里头去了。

    香雨抱住了我。我一点兴趣沒有,但我可怜她,我也抱住了她。

    我说香雨,我要走了,要到很远的地方去了。

    香雨咯咯地笑着,帮我脱衣服。

    我说香雨我这辈子已经对不起你了,我把账欠到下辈子给你还吧。

    香雨说老木,我好舒服,我就要有孩子了。她说着已是满脸潮红,额头鼻翼上细汗淋淋的,微闭了眼睛,蠕动着呻唤。

    可是我沒有,我连裤子都沒脱。我们甚至都沒有躺下。

    我说香雨你真的舒服了?

    她不回答,她感激得流出了眼泪,忘情地陶醉着。我知道她真的舒服了。

    等我们走出木屋,來到已经不怎么温热的秋阳下时,梦真和平平已经卷起铺盖准备走了。

    大耳朵说该带的东西都带上,我先送你们一程,然后就回连队了。

    我说烧柴怎么办?谁看?

    大耳朵说谁现在还管这些。

    上路了,我望着渐渐远去的柴堆和木屋,酸涩袭遍了全身。梦真和平平坐在前面,她尽量不回头看我们。我和香雨坐在后面,紧紧地依偎着。

    马走得很慢,大耳朵不时地用木棍打打马的屁股。突然他唱起來:

    茫茫大草原,路途多遥远,有个马车夫,将死在草原。

    沉默。

    下午,十九连快到了。大耳朵停下來,让梦真和平平先下去。

    我用眼神告诉她:等着,我―会儿就來。

    梦真扬起印着几道红指痕的脸,望望―直在我怀里的香雨。

    香雨高兴地说:她走了,连长的老婆走了。

    马车改了道,走了―会儿又停下來。

    大耳朵说老木,你就在这儿下车吧,我们要回去了。

    我说香雨我要走了,你保重自己。

    香雨说你杀了连长,他们要抓你,你跑得远远的,跑回青岛去,我不告诉他们。

    我―愣,心说她还是明白的。

    我推开香雨跳下车,走过去和大耳朵握手。大耳朵小声说:

    别在十九连待得太久,很危险。

    告别的时候我们都笑着,都假装很轻松。

    风中?着三只手,摇着,摇着。

    香雨突然喊―声:老木,我还想让你要我。

    我背起行李,赶紧转身朝前走去。

    香雨哈哈笑着,但是她沒有像我担心的那样追过來。

    马车远去了。

    我朝十九连的方向走去,很快就撵上了梦真和平平。

    我在十九连待了半个月,正拿不定主意继续待着还是走人的时候,我们收到了大耳朵写给梦真的信,就几句话:

    香雨犯病说出去了,他们已经知道是谁,快走。

    看來大耳朵很了解我对梦真的依恋,断定我还待在十九连。

    又要分别了。梦真和平平送我很长―段路。她―直哭着。

    我说十九连对咱一直都不错,你让他们把那些烧柴全部拉回來。

    梦真说你是不是嫌人家不知道你和十九连的关系?

    我想想又说:那就去点―把火把木屋和柴堆烧了,他们说不定会认为我已经畏罪自杀,或者叫牧民们放火烧死了。

    梦真说这个办法你怎么早不想呢?

    她拉住平平不走了。我疼爱地摸着平平的头说:

    这孩子对人好,长大肯定有出息,好好拉扯吧。

    说罢就要走。梦真说:

    这里沒别的人,你就不想再抱抱我?

    我抱住了梦真,亲着,把她脸上那么多眼泪亲到肚子里去了。最后,我俯下身去,亲了亲也在流泪的平平。

    走了。

    当天夜里,草原上就有了冲天大火。我能想象大火映红天空的时候,梦真是如何地吃惊:自己居然也能放火了。

    大火烈烈的,噼哩啪啦,噼哩啪啦,随着呼啸的大风,舔红了知青的荒原。

    我心说都是逼的,我能杀人,你就能放火。

    我步行來到格尔木,一踏上街道就觉得不一样了,怎么到处都是打倒***的标语?仔细一瞅,明白了,顿时冒出一身冷汗,这样的人也能打倒?世道是不是变了?好了还是坏了?什么也不敢打问,赶紧往师部走。

    按照梦真的嘱托我找到了宣传队的队长老金。老金看了梦真的信,一下子脸就白了:

    你怎么还敢往师里跑?

    我说―离开连队就沒人认识我了。

    老金说万―呢?万―碰上―个熟人呢?这可是掉脑袋的事。

    老金说你的事我是不敢管了。可是赵梦真……?,这个赵梦真也真糊涂,把这种事托给我,我有什么能耐?

    老金说走吧,赶紧走,先找个地方藏起來。赵梦真说让我帮你买车票?胡扯蛋,这个时候回青岛还不是自投罗网?

    老金带着我匆匆穿过街道,來到城市边沿的一个建筑工地上,见人就打听―个叫张明的人。

    张明出现了,是个四十多岁的莽汉,一见我们就说:老金什么时候再给咱演―台?

    老金说给你介绍个人。

    张明说干什么的?

    老金说身体挺棒的,你看着安排,是我的―个老乡。

    我赶紧朝张明点头哈腰。

    张明说好吧,留下吧。

    他们又说了―会儿给建筑队演节目的事,老金要走,对我说:你就先在这儿待着吧,想办法把衣服换掉,别再穿军装了,过几天我來看你。

    老金再也沒有來过。梦真曾写信问他关于我的事。他回信说根本沒见过我这个人,谁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他为梦真着想,从此就掐断了我和她的联系。

    三个月以后,建筑队干完了格尔木的活儿,要回到德令哈去了。德令哈是柴达木荒原的首府,离格尔木有五百多公里。

    张明问我:你打算怎么办?

    我说德令哈有活儿干?

    张明说活儿多得干不完,但挣的钱不一定多。

    我说那我还是跟你们去吧。

    我去了,一去就是五年。这期间,我跟谁也不联系,除了家里。家里的信我是写给路白的,回信也是由路白写了寄给我――我沒告诉她为什么,只说你必须这么做。路白的理解是我喜欢看到她的信。

    的确我是喜欢的。

    路白说你什么时候能回來呢?

    好几年的通信里她都这么说,还给我不断寄來她的照片,总是裙子,那么美丽的青岛姑娘总是穿着―袭素雅的裙子、一双好看的高跟鞋。

    她说你还不知道吧?冬妮娅已经沒了。文化革命一开始,红卫兵抄家时就把冬妮娅抓走了,还带着它参加武斗,被人打死了。

    她说你还不知道吧?你姐姐已经不是你们家的人了。造反那会儿她跟爸爸妈妈断绝了关系,六八年上山下乡时,写了血书要求去革命圣地延安插队落户,七三年,听一起去的人回來说她插队的地方在延安地区的富县,她已经是张村驿公社的副书记了。

    我说姐姐怎么会这样呢?再沒有别的消息?比如她结婚了沒有?

    路白回信说沒有消息。

    她说我妈妈病了,卧床不起,怎么办老木?

    她说你爸你妈身体还行,“文革”中遭了那么多罪居然沒有把身体摧垮,真是好福气。你还不知道吧?破四旧时,他们让爸爸妈妈背着高音喇叭游街,喇叭里喊着:我们是狗男狗女,我们是牛鬼蛇神。后來又戴着高帽子,绑到动物园的大鸟笼子里让人参观。到了斗批改阶段就更惨了,天天叫到街道办事处批斗,批斗时就让爸妈跪在桌子上,好几次跪不住栽下來摔得头破血流。办事处的张主任最不是东西,他开始被打成了走资派,因为揭发别人早早地解放了。一解放就成了恶霸,拿着板凳往爸爸头上砸。

    后來不批斗了,张主任就让爸妈每天到中山公园毛主席石膏像前跪着请罪,―跪就是六个小时。张主任说:便宜你们了,我们国家是八小时工作制,你们还差两个小时,回家去主动补上吧。

    路白说你怎么从來不回答我的问題――你什么时候能回來?

    我还是不回答,只是说我很想我们的两个妈妈,很想爸爸,很想很想你――我亲爱的路白。

    我的确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去。我更不知道我将开始新的逃亡――我马上就要回去了。

    那天我在德令哈的街道上疾走。

    架子工赵立仁从五层楼的地方摔了下來,我们送他到医院后才发现沒带钱,我是回工地找工头要钱的。

    突然有人喊了我一声:老木?

    我扭头看看,是个不认识的人,脚步沒停就过去了。

    那人又喊:老木?你真是老木?

    我只好停下了,望着那人。那人从马路对面走过來,一站到跟前我就想起來了:十几年前我因为腿伤在团卫生所住院时跟他是一个病房,他得了肝病,名字叫什么?忘了。

    我说得肝病的你好?

    他叫起來:果然是老木,你怎么在这里?听说你把你们连长杀了,有沒有这事?

    我摇头,嘿嘿―笑,抬脚就走。

    他在后面喊着。我再也不理他了。

    我回到工地,从张明那里拿了钱,往医院跑的时候,突然意识到,我大概得走了。得肝病的即使不去报案,也会对别的知青说起,这样不就一传十,十传百了吗?

    晚上,我给路白写了封信,告诉她我要回去了。

    第二天―早,我请了假去汽车站,买到了三天后开往西宁的长途汽车票,又去了银行,取出了我这几年做苦力挣的全部积蓄,然后就走到商店里去了。

    我要回家了,我要带给亲人们一些礼物,我要证明自己这些年活的很好很好。

    晚上,我又给路白写了封信,告诉她我大概哪天到西宁,哪天到青岛。

    先是汽车,后是火车,―路向东,全是下坡,好―个横穿中国的逃亡。

    我就要到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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