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23章 1937年（四）
基于此种考虑，蒋介石在“决战”前夜的日记上构想出“操胜之道”的战略战术“要诀”。
【8月13日】
(一)
对倭作战，应以战术补武器之不足，以战略弥武力之缺点，使敌处处陷于被动地位。
中日两军势不可免的交锋在上海开始了。8月13日上午9时15分，日军陆战队的一个小队首先冲入横溶路、宝山路地段，向中国军开火，仅20分钟便停止。到了下午4时许，又在八字桥、通天庵、宝山地区向中国军开火，全面燃起战火，接着，黄浦江上的日本军舰也一齐向上海市区开炮轰击。
这天深夜，蒋介石向张治中下达了发动总攻击的命令。自此，为时百天的“八一三”淞沪会战迅速展开，以中国为战场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蒋介石在这页日记里提出了“使敌处处陷于被动地位”的战略思想。
(二)
“共产党乘对外战争之机会，发动其阴谋，当设法防制之。”
谁能想到，就在“八一三”淞沪会战危急关头，蒋介石竟然想到这一层。
说怪也不怪，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來，特别是卢沟桥事变以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因此在我国迅速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成为摆在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中国共产党为此作了艰苦的努力，为团结抗日、捍卫民族独立，作出了卓越贡献。但蒋介石毕竟是蒋介石，虽则他急切希望红军出师作战以牵制日军，被迫停止“剿共”并开始谈判国共合作问題，可是他仍怀着“防人之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事实胜过雄辩，历史可以作证，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大义是谁都否定不了的，且看中共促进两党合作的进程表：
1937年年初，为讨论国共关系和对日政策，国民党筹备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立即作出反应，于2月10日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作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如果国民党能够实行上述五项要求，共产党愿意提出如下四项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和态度，表达了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迫切愿望，受到各界人士的拥护，也给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以重大影响。(正因如此，蒋介石十分恐慌，担心共产党因日益得人心而最终得天下。
2月12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來、秦邦宪、叶剑英与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在西安开始对国共合作的具体问題进行谈判。谈判中，中共代表坚持《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所提五项要求、四项保证的原则立场；在政治方面，承认三民主义及国民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取消暴动政策及沒收地主土地政策，要求国民政府分批释放被押的共产党员，允许共产党员适当时期公开；在陕甘宁边区问題上，取消苏维埃政府，将红军驻扎地区改为陕甘宁行政区，执行统一法令与民选制度，其行政人员经民选推荐，由国民政府任命；取消红军称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并提出愿将现有红军中之最精壮者编为3个国防师，计6旅12团，每师15万人。在3个国防师之上，设某路军的总指挥部。另外，提出了参加国民大会、国防会议和停止对西路军的军事进攻等要求。国民党代表在蒋介石授意下，提出：要中共放弃自己的独立性，完全服从国民党的领导；要分割陕甘宁边区，划归地方行政区，直属各省，并取消民选制度；要求红军改编后，服从蒋介石的一切命令，南京政府向红军派遣各级军政人员，每师编制不得超过1万人。中共方面对此等条件当然不能接受，这次谈判沒有达成协议。
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14人向大会提出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指出“近半年來，迭次接中国共产党致我党中央委员会书函通电，屡次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足证团结御侮已成国人一致之要求”；并呼吁“趁此机会恢复总理之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
同一天(2月15日)三中全会上通过宣言和《根绝赤祸案》，其内容重点为：根绝赤化宣传；根绝阶级斗争等，看出蒋介石对中共的态度沒有改变，其**的立场沒有放弃，他的所谓国共合作，只是策略问題。在大会召开前的2月5日，蒋介石的日记就已写得明明白白：“对内避免内战。然一遇内乱，则不放弃戡乱安内之责任。”在大会召开后的3月6日，蒋介石又对日本大使川越茂说：“我国对共产党政策并未有何变更。此点可于前次三中全会之宣言及决议案证明之。”在这里，蒋介石已把他内心世界大白于光天化日之下。
但中国共产党依然为国共合作不懈努力。
3月13日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代表向国民党方面重申“顾(祝同)、贺(衷寒)提案完全不能承认”，“谈判须重新作起”，要求与蒋介石直接面谈。随后，周恩來回延安，叶剑英留在西安联络。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国共正式谈判，周恩來于3月下旬去杭州，与蒋介石谈判。周恩來表示了中共愿与国民党合作的诚意，重申了关于两党合作的原则立场，向蒋介石提出十一项书面要求和六项口头声明。蒋介石回避应解决的具体问題，只表示原则上同意国共合作。他说：不要提国共合作，只提共产党与他合作，并要求共产党拿出一个与他永远合作的办法；并示意可以把共产党合并于国民党，这充分表明了蒋介石的国共合作的真正意图何在，是中共在“发动其阴谋”，还是他在“发动其阴谋”？尽管当时沒能具体达成协议，但内战是可以停止了。
4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告全党同志书》，明确指出“全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的目的已经实现了，中国革命新时期的第一阶段，基本上已经结束”，并号召全党“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
****，周恩來到庐山与国民党商讨国民大会代表问題，并与蒋介石谈判。蒋介石闭口不谈共同纲领问題，而强硬提出：一、两党合作的形式问題。由他指定国民党干部若干人，共产党提出同等数量干部，共同组成一个国民革命同盟会，他任主席，有最后决议权；两党一切对外行动与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共同纲领亦由同盟会讨论；若同盟会工作顺利，将來可视情况，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之党，并与第三国际发生关系，代替共产党的关系。二、军队问題。由共产党根据以前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先发表对外宣言，然后南京政府发表三个师的番号，并委任师长。三个师仍照十二个团编制，人数可容纳45000人。在三个师之上设政治训练处，负责部队指挥。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出国留洋。南方各游击区由共产党派人联络，经国民党调查后，对部队进行编遣。原领导人须离开部队。三、陕甘宁边区问題。蒋介石坚持由国民党方面人员担任边区政府的正职长官，副职由边区自行推举。蒋介石提出可由林伯渠担任。另外蒋介石还表示，狱中中**员，可由国民党分批释放；由共产党指定其出席国民大会代表人选，不能以共产党的名义出席。周恩來对蒋介石的无理要求异常愤慨，当即表示不能同意。
6月25日，中共中央为了尽快促成两党合作，重新拟定与国民党谈判方案，在一些问題上作了让步。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要求先确定共同纲领，以便奠定同盟会及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在承认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同意国共两党各推出同等数量的干部组织最高会议，以蒋介石为主席，承认其依共同纲领有最后决定权；对同盟会将來发展趋势及与第三国际关系，不加反对，但必须保持共产党在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的独立性。并提出，从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任选一人任边区政府正职长官。还提出红军改编后，朱德为指挥官等。此方案电告蒋介石后，蒋仍坚持红军改编后设立政治训练处，负责指挥军队。因此，谈判未能达成协议。
卢沟桥事变第二天，7月8日，中共中央立即发表《为日军进攻卢沟桥的通电》，向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全国军民呼吁，其大意如下：
“本月7日晚间10时，日军进攻卢沟桥中国军，……现在双方仍在战斗中。
“平津、华北有被日军武装侵略的可能，情势紧迫。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來，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同时，中共中央毛泽东、朱德、周恩來等9人联名打电报给蒋介石，表明鲜明的态度(电文前面已引，从略)。
7月9日，又由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等人代表全体红军，打电报给蒋介石表示“与日寇决一死战”。
7月15日，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周恩來、秦邦宪、林伯渠同蒋介石、张冲、邵力子等在庐山举行会谈。同时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題为《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三项政治主张，作为国共合作的总纲领和全国人民奋斗的目标。其内容(一)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须切实地迅速地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以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二)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三)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首先须切实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改善人民生活。为了共赴国难，共产党还向国民党郑重提出四项保证，(《宣言》中保证部分，从略)这份宣言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大公无私以民主大义为重的态度。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举行谈话会，参加会议的有各省省长、各军总指挥及名流学者、大学校长等，中国共产党派周恩來、秦邦宪、林伯渠等为代表参加了这次谈话会。
8月9日，周恩來、朱德、叶剑英在应邀出席最高国防会议期间，与蒋介石在南京就红军改编后的人数、设立总指挥部和保持独立自主等问題，继续进行磋商。蒋介石企图删掉政治主张的全部，只留下向国民党的四项保证。中共代表拒绝修改，并主张《宣言》暂缓发表。在红军改编问題上，反对蒋介石委派政治主任的要求，坚决主张设立指挥部，提出由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指挥，此问題未解决前，暂缓出兵。由于淞沪和华北战势日益紧张，国民党不断溃败，蒋介石急切希望红军尽快出兵助战，于是被迫同意了中共关于红军改编问題的主张。
8月22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1日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并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指挥。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了红军改编命令。红军改编后，随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事实表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是经过了一段艰苦曲折的历程。从两党多次商谈合作抗日，蒋介石一再坚持“容共”方针來看，他对中共的态度的确沒有改变。蒋介石是害怕并坚持禁止中共宣传共产主义的，因此才有日记中的那句话。
【8月13日】
(一)
对倭作战，应以战术补武器之不足，以战略弥武力之缺点，使敌处处陷于被动地位。
中日两军势不可免的交锋在上海开始了。8月13日上午9时15分，日军陆战队的一个小队首先冲入横溶路、宝山路地段，向中国军开火，仅20分钟便停止。到了下午4时许，又在八字桥、通天庵、宝山地区向中国军开火，全面燃起战火，接着，黄浦江上的日本军舰也一齐向上海市区开炮轰击。
这天深夜，蒋介石向张治中下达了发动总攻击的命令。自此，为时百天的“八一三”淞沪会战迅速展开，以中国为战场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蒋介石在这页日记里提出了“使敌处处陷于被动地位”的战略思想。
(二)
“共产党乘对外战争之机会，发动其阴谋，当设法防制之。”
谁能想到，就在“八一三”淞沪会战危急关头，蒋介石竟然想到这一层。
说怪也不怪，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來，特别是卢沟桥事变以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因此在我国迅速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成为摆在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中国共产党为此作了艰苦的努力，为团结抗日、捍卫民族独立，作出了卓越贡献。但蒋介石毕竟是蒋介石，虽则他急切希望红军出师作战以牵制日军，被迫停止“剿共”并开始谈判国共合作问題，可是他仍怀着“防人之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事实胜过雄辩，历史可以作证，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大义是谁都否定不了的，且看中共促进两党合作的进程表：
1937年年初，为讨论国共关系和对日政策，国民党筹备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立即作出反应，于2月10日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作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如果国民党能够实行上述五项要求，共产党愿意提出如下四项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和态度，表达了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迫切愿望，受到各界人士的拥护，也给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以重大影响。(正因如此，蒋介石十分恐慌，担心共产党因日益得人心而最终得天下。
2月12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來、秦邦宪、叶剑英与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在西安开始对国共合作的具体问題进行谈判。谈判中，中共代表坚持《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所提五项要求、四项保证的原则立场；在政治方面，承认三民主义及国民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取消暴动政策及沒收地主土地政策，要求国民政府分批释放被押的共产党员，允许共产党员适当时期公开；在陕甘宁边区问題上，取消苏维埃政府，将红军驻扎地区改为陕甘宁行政区，执行统一法令与民选制度，其行政人员经民选推荐，由国民政府任命；取消红军称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并提出愿将现有红军中之最精壮者编为3个国防师，计6旅12团，每师15万人。在3个国防师之上，设某路军的总指挥部。另外，提出了参加国民大会、国防会议和停止对西路军的军事进攻等要求。国民党代表在蒋介石授意下，提出：要中共放弃自己的独立性，完全服从国民党的领导；要分割陕甘宁边区，划归地方行政区，直属各省，并取消民选制度；要求红军改编后，服从蒋介石的一切命令，南京政府向红军派遣各级军政人员，每师编制不得超过1万人。中共方面对此等条件当然不能接受，这次谈判沒有达成协议。
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14人向大会提出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指出“近半年來，迭次接中国共产党致我党中央委员会书函通电，屡次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足证团结御侮已成国人一致之要求”；并呼吁“趁此机会恢复总理之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
同一天(2月15日)三中全会上通过宣言和《根绝赤祸案》，其内容重点为：根绝赤化宣传；根绝阶级斗争等，看出蒋介石对中共的态度沒有改变，其**的立场沒有放弃，他的所谓国共合作，只是策略问題。在大会召开前的2月5日，蒋介石的日记就已写得明明白白：“对内避免内战。然一遇内乱，则不放弃戡乱安内之责任。”在大会召开后的3月6日，蒋介石又对日本大使川越茂说：“我国对共产党政策并未有何变更。此点可于前次三中全会之宣言及决议案证明之。”在这里，蒋介石已把他内心世界大白于光天化日之下。
但中国共产党依然为国共合作不懈努力。
3月13日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代表向国民党方面重申“顾(祝同)、贺(衷寒)提案完全不能承认”，“谈判须重新作起”，要求与蒋介石直接面谈。随后，周恩來回延安，叶剑英留在西安联络。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国共正式谈判，周恩來于3月下旬去杭州，与蒋介石谈判。周恩來表示了中共愿与国民党合作的诚意，重申了关于两党合作的原则立场，向蒋介石提出十一项书面要求和六项口头声明。蒋介石回避应解决的具体问題，只表示原则上同意国共合作。他说：不要提国共合作，只提共产党与他合作，并要求共产党拿出一个与他永远合作的办法；并示意可以把共产党合并于国民党，这充分表明了蒋介石的国共合作的真正意图何在，是中共在“发动其阴谋”，还是他在“发动其阴谋”？尽管当时沒能具体达成协议，但内战是可以停止了。
4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告全党同志书》，明确指出“全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的目的已经实现了，中国革命新时期的第一阶段，基本上已经结束”，并号召全党“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
****，周恩來到庐山与国民党商讨国民大会代表问題，并与蒋介石谈判。蒋介石闭口不谈共同纲领问題，而强硬提出：一、两党合作的形式问題。由他指定国民党干部若干人，共产党提出同等数量干部，共同组成一个国民革命同盟会，他任主席，有最后决议权；两党一切对外行动与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共同纲领亦由同盟会讨论；若同盟会工作顺利，将來可视情况，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之党，并与第三国际发生关系，代替共产党的关系。二、军队问題。由共产党根据以前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先发表对外宣言，然后南京政府发表三个师的番号，并委任师长。三个师仍照十二个团编制，人数可容纳45000人。在三个师之上设政治训练处，负责部队指挥。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出国留洋。南方各游击区由共产党派人联络，经国民党调查后，对部队进行编遣。原领导人须离开部队。三、陕甘宁边区问題。蒋介石坚持由国民党方面人员担任边区政府的正职长官，副职由边区自行推举。蒋介石提出可由林伯渠担任。另外蒋介石还表示，狱中中**员，可由国民党分批释放；由共产党指定其出席国民大会代表人选，不能以共产党的名义出席。周恩來对蒋介石的无理要求异常愤慨，当即表示不能同意。
6月25日，中共中央为了尽快促成两党合作，重新拟定与国民党谈判方案，在一些问題上作了让步。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要求先确定共同纲领，以便奠定同盟会及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在承认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同意国共两党各推出同等数量的干部组织最高会议，以蒋介石为主席，承认其依共同纲领有最后决定权；对同盟会将來发展趋势及与第三国际关系，不加反对，但必须保持共产党在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的独立性。并提出，从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任选一人任边区政府正职长官。还提出红军改编后，朱德为指挥官等。此方案电告蒋介石后，蒋仍坚持红军改编后设立政治训练处，负责指挥军队。因此，谈判未能达成协议。
卢沟桥事变第二天，7月8日，中共中央立即发表《为日军进攻卢沟桥的通电》，向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全国军民呼吁，其大意如下：
“本月7日晚间10时，日军进攻卢沟桥中国军，……现在双方仍在战斗中。
“平津、华北有被日军武装侵略的可能，情势紧迫。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來，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同时，中共中央毛泽东、朱德、周恩來等9人联名打电报给蒋介石，表明鲜明的态度(电文前面已引，从略)。
7月9日，又由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等人代表全体红军，打电报给蒋介石表示“与日寇决一死战”。
7月15日，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周恩來、秦邦宪、林伯渠同蒋介石、张冲、邵力子等在庐山举行会谈。同时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題为《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三项政治主张，作为国共合作的总纲领和全国人民奋斗的目标。其内容(一)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须切实地迅速地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以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二)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三)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首先须切实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改善人民生活。为了共赴国难，共产党还向国民党郑重提出四项保证，(《宣言》中保证部分，从略)这份宣言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大公无私以民主大义为重的态度。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举行谈话会，参加会议的有各省省长、各军总指挥及名流学者、大学校长等，中国共产党派周恩來、秦邦宪、林伯渠等为代表参加了这次谈话会。
8月9日，周恩來、朱德、叶剑英在应邀出席最高国防会议期间，与蒋介石在南京就红军改编后的人数、设立总指挥部和保持独立自主等问題，继续进行磋商。蒋介石企图删掉政治主张的全部，只留下向国民党的四项保证。中共代表拒绝修改，并主张《宣言》暂缓发表。在红军改编问題上，反对蒋介石委派政治主任的要求，坚决主张设立指挥部，提出由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指挥，此问題未解决前，暂缓出兵。由于淞沪和华北战势日益紧张，国民党不断溃败，蒋介石急切希望红军尽快出兵助战，于是被迫同意了中共关于红军改编问題的主张。
8月22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1日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并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指挥。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了红军改编命令。红军改编后，随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事实表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是经过了一段艰苦曲折的历程。从两党多次商谈合作抗日，蒋介石一再坚持“容共”方针來看，他对中共的态度的确沒有改变。蒋介石是害怕并坚持禁止中共宣传共产主义的，因此才有日记中的那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