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8 热闹非凡的《啼笑因缘》现象(二)
舞台剧则有话剧、京剧、河北梆子、评剧、北京曲剧、沪剧、越剧、粤剧、滑稽戏、黄梅戏、木偶戏、评弹、宝卷、大鼓、评书以及连环画等等，称得上丰富多彩，热闹非凡，而且是不断翻新，版本众多。
《啼笑因缘》一书，我们收集了很多版本。最富纪念意义的，则是友鸾叔题字的相片《啼笑因缘续集》。大约是1974年左右，因为“文革”初期的“扫四旧”，父亲的一些书损失掉了，后来我深悟到，必须在此时，想方设法地去搜集父亲的遗作，再过若千时，恐怕就再难搜寻了。说来也巧，二舍妹蓉蓉的一位同学的父亲，是某文艺团体的“革委会”负责人，他进京开会时，悄悄地带来了一本40年代百新书局出版的《啼笑因缘》续集，我们得知这一消息后，欣喜若狂，因为原来的“续集”在“文革”初期“革”没了，急忙借来，用了一夜的时间，由舍二妹夫把书拍摄下来，翌日冲洗成相片，粘贴成册，我把这粘贴成册的《啼笑因缘》，请友鸾叔题签留念，他那时尚未“解放”，仍在审查中，不顾风险地欣然允诺了。过了几日我去取“书”，只见原来雪白的“封面”上，友鸾叔用蓝色的洒金纸细裁成条贴在右上角，毛笔楷书写“啼笑因缘，恨水大兄著，友鸾题”几个端庄工整的字，我捧着这本沉甸甸的书，一股暖流油然而生。我们还有一本1982年由台湾出版的《啼笑因缘》，台静农先生亲笔题字送给大舍妹的，最富纪念意义。1989年，我接到上海读者王君的来信，信中告诉我，他有一本《啼笑因缘》的剪报册，是他父亲亲手剪贴珍藏的，从当年报纸第一天刊载起，直到连载的最后一天，没有短少一页。其父去世后，转由他保存。内子1990年到上海，特意去看这《啼笑因缘》的“海内孤本”，虽然纸己发黄，但保存得非常完好，这本经历了几十年沧桑变化的剪报册，深深地感动了我们！
《啼笑因缘》载完后，各个出版社都想争先出版单行本，说来实在令人难以相信，为了出版这本书，居然成立了一个出版社！严独鹤、严谔声、徐耻痕，他们都是《渐闻报》同事，鉴于这部小说的轰动，就决定三人合资创办“三友书社”，首先向父亲接洽，因为他们和父亲稔熟，自然就同意由他们出版《啼笑因缘》单行本，本来父亲以为书也写完了，也出了单行本，事情该告一段落了。但是万万没想到，要求父亲写续集的读者信，从全国各地像潮水般涌来，3年不辍。不得己，父亲只好在报上发表《作完〈啼笑因缘〉后的说话》一文，文中他说，为了“不愿它自我成之，自我毁之”之故，“所以归结一句话，我是不能续，不必续，也不敢续。”但是1933年，父亲终于又做了续集，这是为什么呢？同年，日寇举兵占领山海关，攻占热河，然后向各长城口攻击。为了躲避战祸，父亲送祖母固安庆居住，顺便赴上海探友。不想到上海后就被书商包围，尤其是三友书社，天天磨着父亲写续集，这也是近百年来罕见的一件事，一部现代人写的小说，居然有十几种“续书”和“反案”，据我所知“续啼笑因缘”有六种：一为啼红馆主所著的《续啼笑因缘》；二为无无室所著的《续啼笑因缘》，登载于宁波出版之小报《大报》；三为《啼笑因缘三集》（作者不详）；四为《啼嘯因缘》（作者不详）；五为《啼笑再缘》；六为《恩爱冤家》（上海华新书局出版）。“反啼笑因缘”有三种：一为徐哲身著《反啼笑因缘》；二为吴承选著，刊于《礼拜六》周刊，后更名《啼笑皆非》；三为沙不器、赵逢吉合著《反啼笑》，刊载于上海《大罗宾汉》报。“新啼笑因缘”有两种：一种为某人所著，出版于上海紫罗兰书局；二登载于武汉之《时代日报》，作者未详。此外，尚有杭州娄红薇所著之续二回《啼笑因缘》，某君所著《啼笑因缘》，曹痴公所著《啼笑因缘》，俞云牖所著之《啼笑因缘》。又有某报之小说《何丽娜》及《关秀姑宝卷》、《沈凤喜十叹唱本》等等。《啼笑因缘弹词》则有四种：一为姚民哀作，二为戚饭牛作，三为陆澹安作，四为姚荫梅作。这么多的续作，够得上是眼花缭乱，令人目不暇接了。父亲对此抱无所谓态度，自己已经写完了，别人愿意怎么写就随别人怎么写吧。但是书商看见自己的生意被别人抢了，自然眼热，缠得父亲更紧。虽然那些形形**的“啼笑因缘”，与原作无关。但是那些作者，连黄河都没去过，写出来的北京生活，自然牛头不对马嘴，笑话百出。而那些“反啼笑”，把意思来个大翻个，也使人不快，加之书商的软缠硬泡，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出于爱国热情。“九一八”事变激起了父亲极大的义愤，于是他就又做了《啼笑因缘续集》，让书中的主要人物都投身到抗日洪流中。这虽然是用心良苦的另起炉灶，但是对全书的结构和艺术性来说，还是不必续的。父亲多次对我们说，《啼笑因缘》是不应该续的，要想写抗日，可以另写一部小说。所以1954年再版《啼笑因缘》的时候，父亲就不同意出续集了。
在《啼笑因缘》掀起的旋风与狂热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有趣现象。不管是捧的还是骂的，似乎都看过《啼笑因缘》，而且一律都肯定父亲的文字功力与驾驭语言的能力。还有不管掀起了多么热闹非凡的《啼笑因缘》现象，也不管捧的、骂的、争论的多么激烈，父亲从来缄默其口，不作一声，不只是对《啼笑因缘》，对他所有的批评，都是如此，他认为打笔仗是最无聊的事，批评的对，你就改正，如果是恶意的中伤，你根本无需回答，当事人参加进去，是徒乱是非。父亲不说话，他也不允许我们替他说话。他对我们说：“事实胜于雄辩，只要节在就会说话。”最后他会非常超脱而幽默地补充一句：“不管是捧我的，还是骂我的，都是在为我做义务广告！”我们还说什么呢？我们服了！正是：“花如解语浑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
《啼笑因缘》一书，我们收集了很多版本。最富纪念意义的，则是友鸾叔题字的相片《啼笑因缘续集》。大约是1974年左右，因为“文革”初期的“扫四旧”，父亲的一些书损失掉了，后来我深悟到，必须在此时，想方设法地去搜集父亲的遗作，再过若千时，恐怕就再难搜寻了。说来也巧，二舍妹蓉蓉的一位同学的父亲，是某文艺团体的“革委会”负责人，他进京开会时，悄悄地带来了一本40年代百新书局出版的《啼笑因缘》续集，我们得知这一消息后，欣喜若狂，因为原来的“续集”在“文革”初期“革”没了，急忙借来，用了一夜的时间，由舍二妹夫把书拍摄下来，翌日冲洗成相片，粘贴成册，我把这粘贴成册的《啼笑因缘》，请友鸾叔题签留念，他那时尚未“解放”，仍在审查中，不顾风险地欣然允诺了。过了几日我去取“书”，只见原来雪白的“封面”上，友鸾叔用蓝色的洒金纸细裁成条贴在右上角，毛笔楷书写“啼笑因缘，恨水大兄著，友鸾题”几个端庄工整的字，我捧着这本沉甸甸的书，一股暖流油然而生。我们还有一本1982年由台湾出版的《啼笑因缘》，台静农先生亲笔题字送给大舍妹的，最富纪念意义。1989年，我接到上海读者王君的来信，信中告诉我，他有一本《啼笑因缘》的剪报册，是他父亲亲手剪贴珍藏的，从当年报纸第一天刊载起，直到连载的最后一天，没有短少一页。其父去世后，转由他保存。内子1990年到上海，特意去看这《啼笑因缘》的“海内孤本”，虽然纸己发黄，但保存得非常完好，这本经历了几十年沧桑变化的剪报册，深深地感动了我们！
《啼笑因缘》载完后，各个出版社都想争先出版单行本，说来实在令人难以相信，为了出版这本书，居然成立了一个出版社！严独鹤、严谔声、徐耻痕，他们都是《渐闻报》同事，鉴于这部小说的轰动，就决定三人合资创办“三友书社”，首先向父亲接洽，因为他们和父亲稔熟，自然就同意由他们出版《啼笑因缘》单行本，本来父亲以为书也写完了，也出了单行本，事情该告一段落了。但是万万没想到，要求父亲写续集的读者信，从全国各地像潮水般涌来，3年不辍。不得己，父亲只好在报上发表《作完〈啼笑因缘〉后的说话》一文，文中他说，为了“不愿它自我成之，自我毁之”之故，“所以归结一句话，我是不能续，不必续，也不敢续。”但是1933年，父亲终于又做了续集，这是为什么呢？同年，日寇举兵占领山海关，攻占热河，然后向各长城口攻击。为了躲避战祸，父亲送祖母固安庆居住，顺便赴上海探友。不想到上海后就被书商包围，尤其是三友书社，天天磨着父亲写续集，这也是近百年来罕见的一件事，一部现代人写的小说，居然有十几种“续书”和“反案”，据我所知“续啼笑因缘”有六种：一为啼红馆主所著的《续啼笑因缘》；二为无无室所著的《续啼笑因缘》，登载于宁波出版之小报《大报》；三为《啼笑因缘三集》（作者不详）；四为《啼嘯因缘》（作者不详）；五为《啼笑再缘》；六为《恩爱冤家》（上海华新书局出版）。“反啼笑因缘”有三种：一为徐哲身著《反啼笑因缘》；二为吴承选著，刊于《礼拜六》周刊，后更名《啼笑皆非》；三为沙不器、赵逢吉合著《反啼笑》，刊载于上海《大罗宾汉》报。“新啼笑因缘”有两种：一种为某人所著，出版于上海紫罗兰书局；二登载于武汉之《时代日报》，作者未详。此外，尚有杭州娄红薇所著之续二回《啼笑因缘》，某君所著《啼笑因缘》，曹痴公所著《啼笑因缘》，俞云牖所著之《啼笑因缘》。又有某报之小说《何丽娜》及《关秀姑宝卷》、《沈凤喜十叹唱本》等等。《啼笑因缘弹词》则有四种：一为姚民哀作，二为戚饭牛作，三为陆澹安作，四为姚荫梅作。这么多的续作，够得上是眼花缭乱，令人目不暇接了。父亲对此抱无所谓态度，自己已经写完了，别人愿意怎么写就随别人怎么写吧。但是书商看见自己的生意被别人抢了，自然眼热，缠得父亲更紧。虽然那些形形**的“啼笑因缘”，与原作无关。但是那些作者，连黄河都没去过，写出来的北京生活，自然牛头不对马嘴，笑话百出。而那些“反啼笑”，把意思来个大翻个，也使人不快，加之书商的软缠硬泡，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出于爱国热情。“九一八”事变激起了父亲极大的义愤，于是他就又做了《啼笑因缘续集》，让书中的主要人物都投身到抗日洪流中。这虽然是用心良苦的另起炉灶，但是对全书的结构和艺术性来说，还是不必续的。父亲多次对我们说，《啼笑因缘》是不应该续的，要想写抗日，可以另写一部小说。所以1954年再版《啼笑因缘》的时候，父亲就不同意出续集了。
在《啼笑因缘》掀起的旋风与狂热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有趣现象。不管是捧的还是骂的，似乎都看过《啼笑因缘》，而且一律都肯定父亲的文字功力与驾驭语言的能力。还有不管掀起了多么热闹非凡的《啼笑因缘》现象，也不管捧的、骂的、争论的多么激烈，父亲从来缄默其口，不作一声，不只是对《啼笑因缘》，对他所有的批评，都是如此，他认为打笔仗是最无聊的事，批评的对，你就改正，如果是恶意的中伤，你根本无需回答，当事人参加进去，是徒乱是非。父亲不说话，他也不允许我们替他说话。他对我们说：“事实胜于雄辩，只要节在就会说话。”最后他会非常超脱而幽默地补充一句：“不管是捧我的，还是骂我的，都是在为我做义务广告！”我们还说什么呢？我们服了！正是：“花如解语浑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