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三十八章
她去之后．我又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千山万水辗转流连。三十二年尘寰颠顿。当我鬓发渐苍，事业有成时。到”马辈兰之墓”前扼腕沉吟。我发觉母亲始终都在注目着我．跟随着我。
我的母亲是一位性情刚烈的女性。和一般形容出來的“慈母”、“三春晖”，再文雅点的说“萱堂”、“令慈”这样的尊仰不怎么联系得上。她有时也“手中线”为我补帽子，缝衣裤上挂破了的三角破绽，“联”被脚趾顶透了的鞋。然而这印象不深，每逢忆及，她常常沒有握针，而是擦枪----堆的枪机零件摆在桌子上，各种颜色抽污了的破布条、棉纱、还有“鸡(机)油”，擦拭了，一件一件再嘁哩喀喳组合着“对”起來，魔术般地又复原了：一杆闪着暗幽幽烤蓝的“双笔箫”手枪又握在手中----她是与新中国共同诞生的第一代警察，一九四八年是县公安局的侦察股长。一九四九年已成为陕县的公安局副局长了。除了打枪，她还骑马，过黄河进伏牛山，都是骑马走的。能打枪会骑马，母亲在我心目中不是依门盼子灯下走针的女人，而是英雄。
“英雄”也打儿子。因为我的淘气调皮永远长不大；因为我逃学不肯受**；因为我诸门功课成绩的“臭”，不知多少次被她打得三魂七魄不归窍----拖着拉着……夹着我杀猪样的尖声嚎哭，毫不留情地拳打脚踢。当然，挨打的部位永远是只有一处，屁股----打过就忘，以至于我永远都以为，打屁股肯定补脑子，不打屁股的必定不是好妈妈。记得第一次挨打，是一个秋天。公安局的院子里有一株很高很大的梨树，几个农民装束的人在树上摘梨，手里提着很长的麻袋，摘下就装进袋里。我那时四岁吧？就站在树下，偶尔有落下的梨就捡起來，飞快送进屋里塞进抽屉。如此往返，竟捡了多半抽屉磕烂了的梨。半夜时分，母亲开会回來，我(其实一直熬着瞌睡在等她)从床上一跃而起拉开抽屉，说：“妈!我捡的，你吃!”母亲的脸色立刻就变了：“你，怎么敢，拿人家的梨？!”’“树上掉的，我捡的……”“掉了你就敢捡？”“他们(别的小孩）都捡，我也捡!”“你还嘴硬!”…“于是便开打。我的绝不认错似乎更激怒了她，从里屋拖到外屋，又拖到滴水檐下……狠狠地照屁股一掌又一掌----打得真疼啊!我相信她的手肯定也打得酸痛的……那夜月亮很好，清冷清冷的，我的哭声惊动了所有的“公安”，拉着劝着才罢了手。但我现在一闭眼，还能看见她的泪花。
许多年后我才知道，当时那里还沒有土改，公安局占的是财主的院子。梨，也怕是故意掉落下來的。地处伏牛山腰里这个小县城四匝全被土匪包围，而城里的“自己人”中也有土匪鼓噪着预备蠢动，形势是异常凶险…·以后我还挨过许多次打，总沒有那一次打得冤枉，也沒有记得那样真切。然而尽管被打，我从來也沒有怕过她，时至今日想起來就不禁莞尔，假如她能活到今日．或假如我当时就是“作家”，我肯定要好好采访一下，必能写出一篇意趣横生的文章。然而她三十二年前就去了，只留下这美丽的“假如”。
她逝去时年仅四十五岁，现在还安静地躺在卧龙岗革命公墓----她是累的了。几年前有位记者來访，问我：“你这样坚强的毅力，哪里來的？”我说：“母亲给的。”
我的母亲沒有上过学，后來翻看她的笔记日记文稿，连我这个“有大学问”的也惊叹不已。母亲不但字写得端秀清丽，那文采也是颇生动焕映的。那全是自学，一点一点啃下來的，写总结写报告锻炼出來的。她死后二十年，我写书。盛暑天热餐蚊成阵，我用干毛巾缠了胳臂(防着汗沾稿纸)两腿插在冷水桶里取凉防蚊；作文困倦到极处，用香烟头炙手腕以清醒神经。记者们知道了，无不为我的这样耐苦坚毅震惊，殊不知这两手是地地道道的家教真传，毫不走样学习母亲当年工作的风范!六十年代我回家乡，父亲指点我去看母亲在家劳作的磨房，石砌的墙上用炭条画的字迹宛然，如“牛”、“马”、“羊”、“人”、“手”、“口”…一父亲告诉我：“这是你妈沒有参加工作前练习写的字。”现在大约已经湮沒迷失了吧？她的刻苦，她的严厉，形成了她的风格，大抵一我想了很久．大抵是因了她的理想主义加着一种顽强的执著与认真。从一个拈针走线推磨造炊的农村少妇，到能打枪骑马识文断字文武來得的--个职业革命者，经受了几多磨难？我虽然不怕她，但在浩浩如烟的记忆里，尽管她聪明美丽，更多的成分是“威严不可犯”。几个年轻警察在说笑，有人说一声：“马局长來了!”众人立刻变得一脸庄重肃穆--那时的公安局和监狱同院，串得蚱蜢串儿似的犯人们在太阳下晒暖儿，见她过來，会抖动着腿哈腰低头站起來，听着她脚步过去才松一口气。一句话，她“厉害”。
确实如此。我知道她是在一九四四年的五月，一个漆黑的夜晚悄悄离家出走，在虎啸狼嚎的太行山里黝黝的岗峦中，穿越老树古藤丛林投奔抗日队伍的，中间还瞠过一条正泛洪水的大河，从敌占区一气跑到根据地。爸爸曾笑问妈妈：“你当时怎么想的，就不害怕？”我当时在场，听母亲说：“心里害怕就站住想：我沒有做过坏事，老天爷不保佑我保佑谁？”我后來也独自夜走山路，心里想：“老子有枪，他妈的不对就给他一家伙!”这一比，我沒有母亲勇敢。我有一个勇敢的母亲。一九四七年在伏牛山，一头狼半夜闯进她的住房，她出去开会未归，只我独自在家睡觉。我是被一声脆裂的枪声惊醒的，是母亲开枪了。她回來见灯熄了，沒再点灯就睡，听到那畜生在床下粗重的喘息声，反手向床下扣动了扳机·…·狼冲门而出，母子平安。但那次妈妈是哭了，说：“万一叼走了你，我怎么向你爸交代？”她的勇敢传给了我，我沒有她勇敢，但也是个勇敢的人。当后來的苦难降临，在井下掏煤被电击，一步一颤背水泥登“死人崖”，从爆炸现场赤脚逃出时，当决意舍弃仕途，“张空拳于战文之场．策蹇步于利足之途”时，我觉得我所接受的是母亲的伟大力量与丰厚赐予。
母亲有一种大漠孤雁式的苍凉雄浑气质，然而恐怕沒有谁比我更能感知她的细腻温情的母爱的一面。有时到后半夜，母亲会推醒我，在耳边轻声说：“宝儿，到街上给妈买一张卷饼，或者是火烧夹肉。妈饿坏了，也累坏了……去吧，啊？”我就会顺从地揉着惺忪的眼去“跑腿”。偶尔一个节日，她会弄点菠菜豆腐汤。滴几滴香油，在火炉旁搅着黏糊糊的面，往翻花沸腾香气回荡的汤里“拨鱼”，先一碗一成不变的是我吃。一九六0年困难时，伙房里只要有一点细粮，总是留给我们兄妹的，她说：“我不爱吃白面。”----这时的母亲，我常常觉得和那个举枪对靶，枪口冒着青烟的她“对不上号”來。犯人脱逃，她勃然大怒，拍桌子呵斥那些年轻的“叔叔”们。他们垂手听训，鼻尖上冒汗，然而只要稍假辞色，温言抚恤一下，他们又都会高兴得孩子一样。
干公安的有句“切口”，叫“站着进來，横着出去”。
或者是命终于斯，或者是犯错误赶出去，都叫“横着”。
母亲沒有犯过错误(当然是指一般性质而言)，她终究是“横着”从这岗位(她死时是法院副院长)走向了生命的归宿。已经去了三十二年了，我记不起她活着时“休息”是什么样子。无论什么时候我醒來，她都在工作，在“写字”。她犯病也是盛暑从乡里赶回，洗脸时瘫倒的。半年后病不见起，按规定要扣工资，她说：“这样歇着还领百分之八十工资，我已经很不安了。”
她去之后，我又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千山万水辗转流徙，三十二年尘寰颠顿。当我鬓发渐苍，事业有成时，到“马翠兰之墓”前扼腕沉吟，我发觉母亲始终都在注目着我。跟随着我。
我的母亲是一位性情刚烈的女性。和一般形容出來的“慈母”、“三春晖”，再文雅点的说“萱堂”、“令慈”这样的尊仰不怎么联系得上。她有时也“手中线”为我补帽子，缝衣裤上挂破了的三角破绽，“联”被脚趾顶透了的鞋。然而这印象不深，每逢忆及，她常常沒有握针，而是擦枪----堆的枪机零件摆在桌子上，各种颜色抽污了的破布条、棉纱、还有“鸡(机)油”，擦拭了，一件一件再嘁哩喀喳组合着“对”起來，魔术般地又复原了：一杆闪着暗幽幽烤蓝的“双笔箫”手枪又握在手中----她是与新中国共同诞生的第一代警察，一九四八年是县公安局的侦察股长。一九四九年已成为陕县的公安局副局长了。除了打枪，她还骑马，过黄河进伏牛山，都是骑马走的。能打枪会骑马，母亲在我心目中不是依门盼子灯下走针的女人，而是英雄。
“英雄”也打儿子。因为我的淘气调皮永远长不大；因为我逃学不肯受**；因为我诸门功课成绩的“臭”，不知多少次被她打得三魂七魄不归窍----拖着拉着……夹着我杀猪样的尖声嚎哭，毫不留情地拳打脚踢。当然，挨打的部位永远是只有一处，屁股----打过就忘，以至于我永远都以为，打屁股肯定补脑子，不打屁股的必定不是好妈妈。记得第一次挨打，是一个秋天。公安局的院子里有一株很高很大的梨树，几个农民装束的人在树上摘梨，手里提着很长的麻袋，摘下就装进袋里。我那时四岁吧？就站在树下，偶尔有落下的梨就捡起來，飞快送进屋里塞进抽屉。如此往返，竟捡了多半抽屉磕烂了的梨。半夜时分，母亲开会回來，我(其实一直熬着瞌睡在等她)从床上一跃而起拉开抽屉，说：“妈!我捡的，你吃!”母亲的脸色立刻就变了：“你，怎么敢，拿人家的梨？!”’“树上掉的，我捡的……”“掉了你就敢捡？”“他们(别的小孩）都捡，我也捡!”“你还嘴硬!”…“于是便开打。我的绝不认错似乎更激怒了她，从里屋拖到外屋，又拖到滴水檐下……狠狠地照屁股一掌又一掌----打得真疼啊!我相信她的手肯定也打得酸痛的……那夜月亮很好，清冷清冷的，我的哭声惊动了所有的“公安”，拉着劝着才罢了手。但我现在一闭眼，还能看见她的泪花。
许多年后我才知道，当时那里还沒有土改，公安局占的是财主的院子。梨，也怕是故意掉落下來的。地处伏牛山腰里这个小县城四匝全被土匪包围，而城里的“自己人”中也有土匪鼓噪着预备蠢动，形势是异常凶险…·以后我还挨过许多次打，总沒有那一次打得冤枉，也沒有记得那样真切。然而尽管被打，我从來也沒有怕过她，时至今日想起來就不禁莞尔，假如她能活到今日．或假如我当时就是“作家”，我肯定要好好采访一下，必能写出一篇意趣横生的文章。然而她三十二年前就去了，只留下这美丽的“假如”。
她逝去时年仅四十五岁，现在还安静地躺在卧龙岗革命公墓----她是累的了。几年前有位记者來访，问我：“你这样坚强的毅力，哪里來的？”我说：“母亲给的。”
我的母亲沒有上过学，后來翻看她的笔记日记文稿，连我这个“有大学问”的也惊叹不已。母亲不但字写得端秀清丽，那文采也是颇生动焕映的。那全是自学，一点一点啃下來的，写总结写报告锻炼出來的。她死后二十年，我写书。盛暑天热餐蚊成阵，我用干毛巾缠了胳臂(防着汗沾稿纸)两腿插在冷水桶里取凉防蚊；作文困倦到极处，用香烟头炙手腕以清醒神经。记者们知道了，无不为我的这样耐苦坚毅震惊，殊不知这两手是地地道道的家教真传，毫不走样学习母亲当年工作的风范!六十年代我回家乡，父亲指点我去看母亲在家劳作的磨房，石砌的墙上用炭条画的字迹宛然，如“牛”、“马”、“羊”、“人”、“手”、“口”…一父亲告诉我：“这是你妈沒有参加工作前练习写的字。”现在大约已经湮沒迷失了吧？她的刻苦，她的严厉，形成了她的风格，大抵一我想了很久．大抵是因了她的理想主义加着一种顽强的执著与认真。从一个拈针走线推磨造炊的农村少妇，到能打枪骑马识文断字文武來得的--个职业革命者，经受了几多磨难？我虽然不怕她，但在浩浩如烟的记忆里，尽管她聪明美丽，更多的成分是“威严不可犯”。几个年轻警察在说笑，有人说一声：“马局长來了!”众人立刻变得一脸庄重肃穆--那时的公安局和监狱同院，串得蚱蜢串儿似的犯人们在太阳下晒暖儿，见她过來，会抖动着腿哈腰低头站起來，听着她脚步过去才松一口气。一句话，她“厉害”。
确实如此。我知道她是在一九四四年的五月，一个漆黑的夜晚悄悄离家出走，在虎啸狼嚎的太行山里黝黝的岗峦中，穿越老树古藤丛林投奔抗日队伍的，中间还瞠过一条正泛洪水的大河，从敌占区一气跑到根据地。爸爸曾笑问妈妈：“你当时怎么想的，就不害怕？”我当时在场，听母亲说：“心里害怕就站住想：我沒有做过坏事，老天爷不保佑我保佑谁？”我后來也独自夜走山路，心里想：“老子有枪，他妈的不对就给他一家伙!”这一比，我沒有母亲勇敢。我有一个勇敢的母亲。一九四七年在伏牛山，一头狼半夜闯进她的住房，她出去开会未归，只我独自在家睡觉。我是被一声脆裂的枪声惊醒的，是母亲开枪了。她回來见灯熄了，沒再点灯就睡，听到那畜生在床下粗重的喘息声，反手向床下扣动了扳机·…·狼冲门而出，母子平安。但那次妈妈是哭了，说：“万一叼走了你，我怎么向你爸交代？”她的勇敢传给了我，我沒有她勇敢，但也是个勇敢的人。当后來的苦难降临，在井下掏煤被电击，一步一颤背水泥登“死人崖”，从爆炸现场赤脚逃出时，当决意舍弃仕途，“张空拳于战文之场．策蹇步于利足之途”时，我觉得我所接受的是母亲的伟大力量与丰厚赐予。
母亲有一种大漠孤雁式的苍凉雄浑气质，然而恐怕沒有谁比我更能感知她的细腻温情的母爱的一面。有时到后半夜，母亲会推醒我，在耳边轻声说：“宝儿，到街上给妈买一张卷饼，或者是火烧夹肉。妈饿坏了，也累坏了……去吧，啊？”我就会顺从地揉着惺忪的眼去“跑腿”。偶尔一个节日，她会弄点菠菜豆腐汤。滴几滴香油，在火炉旁搅着黏糊糊的面，往翻花沸腾香气回荡的汤里“拨鱼”，先一碗一成不变的是我吃。一九六0年困难时，伙房里只要有一点细粮，总是留给我们兄妹的，她说：“我不爱吃白面。”----这时的母亲，我常常觉得和那个举枪对靶，枪口冒着青烟的她“对不上号”來。犯人脱逃，她勃然大怒，拍桌子呵斥那些年轻的“叔叔”们。他们垂手听训，鼻尖上冒汗，然而只要稍假辞色，温言抚恤一下，他们又都会高兴得孩子一样。
干公安的有句“切口”，叫“站着进來，横着出去”。
或者是命终于斯，或者是犯错误赶出去，都叫“横着”。
母亲沒有犯过错误(当然是指一般性质而言)，她终究是“横着”从这岗位(她死时是法院副院长)走向了生命的归宿。已经去了三十二年了，我记不起她活着时“休息”是什么样子。无论什么时候我醒來，她都在工作，在“写字”。她犯病也是盛暑从乡里赶回，洗脸时瘫倒的。半年后病不见起，按规定要扣工资，她说：“这样歇着还领百分之八十工资，我已经很不安了。”
她去之后，我又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千山万水辗转流徙，三十二年尘寰颠顿。当我鬓发渐苍，事业有成时，到“马翠兰之墓”前扼腕沉吟，我发觉母亲始终都在注目着我。跟随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