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三十一章
我一向主张，作文应诡谲一些。而做人则应平实一点。
新年伊始，一家电视台來我家照影子。几位小姐进门，见我正在洗碗，不禁惊呼：“您是‘大家’，还干这个？!”我留他们在我家泡了一天，什么影子都照，什么声音都录。临去时电视台主任说：“我们的采访意图都被你打乱了。我们看到了另--个二月河!”我笑着作答：“每一个洋葱都有许多层儿呢!”乍一听“大家”二字，蛮带劲：不但是“家”，而且“大”!这不是少年时孜孜以喜梦寐以求的吗？这不单意味着鲜花和掌声，不单招徕许多欣羡的目光和窃窃私议，还代表了一种自我完善的满足和这个社会对你成就的确认。“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其中的“过”字，就指着人的“生存间”。那是一种肯定：这辈子活得值。毕竟可喜。
然而反思后味不佳，我喜不起來。
首先自审：我不是大家。这里沒有矫情和凿方眼的意思。我已经有了三百多万言的著作，在海外也有点影响。
说好说歹那是读者的事，另当别论。我的意思说它们不过是小说，而且是历史小说。君子三立，似乎可说是立言了？但“立言”二字其实与小说干系不大。即使是最好的小说．也只是提出一些社会问題，表现作者本身的感情思维，等于是把一个不定方程，或者一个开不尽的无理数根交给读者，让读者去伤脑筋伤感情而已。一个人三个月不看小说，根本不会出什么事；但三个月不吃饭，恐怕一定要“身如五鼓衔山月，命似三更灯油颈的吧!这样说，丝毫沒有鄙薄小说的意思。如果真的瞧不起这事。我大约不会这样拼了死命來做。但小说姓“斜也确是事实，扎硬桩，勉强说个“小说大家”，我看这词不伦不类。
我是什么？多少次想过这问題了。因有了几本书这样一个“存在”，无论社会还是自己，都无法摘掉我的“作家”帽子。但我自己是知道的．为了这个事业，付出了何等沉重的代价、汗渍透了的殷红色的代价。假如上天肯把那些代价还给我，收回我的“大家”，我是连半点也不会迟疑，连想都不用想的。比起这代价，那纸糊的名号和荣耀算什么!却也因我在二十年绝苦读作生涯中建造了自己另一维的世界，组成自己的知识基因结构．竟而一向视“大家”蔑如，凭什么现在要走进自己“蔑如”的队伍里呢？所以就想：管你称什么，管你说我有这意识那思想，“烟蓑雨笠卷单行”，反正离“大家”越远越好!我不明白一些人，弄了一丁点儿可以称为“东西”的玩意儿，就张狂得不照镜子。去年召开的“新文学学术讨论会”上，我讲了一位老“宛军”，写《后汉书》的南朝宋人范晔。平心而论，老先生这部史该说是上乘之作。但范晔在狱中致诸侄的信中，说他的著作，是开天辟地以來的至文，找不出什么副词可以形容它的壮观与宏大：“其中等篇章亦不下《过秦论》!”由眼空无物到无端作践别人，别人自也就“憎屋及乌”，反而使一部辉煌的历史巨著蒙上了一层“灰黄”。
我不否认自己小有名气。仅又有一句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名人与猪同类比，很值得欢喜的吗？晋时有个郭璞，少时梦有仙人赠笔。文思大盛，词赋为东晋之冠，还是位星命大师。他的故事能让人想起今日一些特异功能大师，够写一部极热闹的小说。待到晚年，又梦见仙人拿走了笔，也就不出好文章了，人也变得异常愚笨。他晚年变蠢，我看与他太出名有关，收拾名藏，退隐山谷，何來杀身之祸？还有个江淹，稍迟于郭氏，晚年才尽，诗赋无一佳句，我看也是为名所累。这两例是史上模范，随手还能举出一些，至于现世当今看周围，由寂寂而终无闻的，就数不胜数了。
所以，怎样看“大家”，那是有个“道”字在内中的。
“道心唯微”，解释各有不同，在我观，就是将自己看小一点，放低一点。这里绝非宣传保守灰**调，不要进龋看小一点，就容易尊重别人，放低一点，别人的情感就会流向你。道法自然，这就是“自然”。我绝不主张做谨小慎微的滥好人。一味说自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既非心里话，也不是事实。这样做人太累，也易为妄人所乘所欺，听说牛的眼睛是“凸透镜”，把一切都看得大极，所以小孩子也敢欺它；而鸡的眼睛是“凹透镜”，什么都小看，所以有些鸡连大人都敢逐啄。领教了这一点，又因为属鸡，所以在心理上要自我校正一下。各人情形不同，校正方向尺度也就各异。《梦溪笔谈》里说了个小故事，一个战士打仗，口里噙了水，格斗时向敌人“噗”的一口喷去，敌人猝不及防抹脸，他就一刀劈将去。另一战士效颦，见敌人也來这一手。但这敌人不是那敌人。他不抹脸，趁他喷水时就是一刀，劈飞了天灵盖。这要因人而施。从小就读将军与卖油翁的故事。将军箭无虚发，老汉向瓶中注油，滴滴不沾瓶口。二者的“准确性”并无两样，但用处不同，将军是“大家”，卖油翁就说不上了。大家和小家的区别不过尔尔。
一些刚走近我的朋友，见我“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率性敢言绝少忌讳，有些特别近的还能看到我对人“狂轰滥炸”的场面。对照我的书，说那里头时或温文尔雅，时或伺机四伏，或草灰蛇线，或背面傅粉。或深谋机变，或散旷豪放，无论如何，和我这个“人”对不上号。我不禁哑然失笑：我一向主张，作文应诡谲一些，而做人则应平实一点。蒲松龄无论如何是个“大家”的了吧？我读《蒲松龄集》。看他写自己一家人在绰然堂吃饭的长诗。
盯着桌子上的菜，人人双目惶惶，个个馋相可掬，比平常山野农家还要平常。我敬重这平常人的平常心。反观之，有些事业小就，“家”不足观的，有了两本书两篇稿子得了奖，便处处“做圣人状”、“做辉煌状”、“做‘大家’状”、“做人师状”，牛烘烘指手画脚教训人，适足令人齿寒。
“大家”还是留给那些“圣贤”们当去吧，我只要自己一颗本真的心。
马來西亚纪行手札
我的懒动在朋友圈里是小有名气的。但去年一年似乎都在动……缘起我的懒动在朋友圈里是小有名气的。但去年一年似乎都在动，三四月间就去了两次北京，五六月份又去了郑州几次，七八月份西行新疆，归來赴西安讲学，十一月到北京参加“十六大”又折西安看女儿，该打理一下身体的，该写稿子的，统都束了起來。有些应命之作，比如说给香港《明报月刊》的专栏文章，都要在出行前考虑日程，匆匆作好留给家人，以备时需。马來西亚之行是年初做梦也沒想到的事。
去年召开“十六大”前此几十天，忽然接到冯其庸先生的电话。他说奉接中国马來西亚大使馆电话，邀请我去马作坊。我答以“考虑考虑”。因为前些日子我曾接过不少马來西亚朋友的信和电话．这事我知道。“我再咨询一下庆善(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亦吾友)的意见好吗？”冯先生的话是不能不考虑的，且是要认真考虑。因为在我创作《落霞三部曲》之前，他就是我的良师，一步一步地实实在在地帮我。他于我有恩情，这是全世界晓得我的“事”的人都晓得的，再就是他电话中说：“这是大使和马方几个民间团体共同的意愿，要举办一个叫‘二月河·三月天’的文学讲座。你即使不去，也要有一个礼体周全的回应。你可以不重视哪一个，但你不能不重视马來人民。”当夜反复思量，又打电话与几位密友商议。他们都知道我的心境，但无一例外地都赞同我“应该去”。后來才晓得，当夜冯先生也打电话告诉庆善：“解放去马的事，他明天可能打电话问你。你要支持他去r打从前年以來，马來西亚的《星洲日报》就不断刊载我的消息文章，至今还在连载着《乾隆皇帝》。每一期都由我的朋友柯杰雄先生剪裁下來寄给我。我也很想见一见这位与这些使我不能承受的敬重的域外神交。赴马的事遂成定局。
我一辈子沒有出过国。也从不坐飞机。我的朋友田永清将军每一见面都要揶揄我是“土老帽”。这个心理根子在怕“飞机掉下來”。我年轻时当兵，那时坐飞机要级别的，有一位刚提拔起的师级干部就兴冲冲坐了。飞机起飞十五分钟，出來一位服务员(当时不兴叫小姐)，神色庄重地宣布：“报告同志们一个不幸消息。我们两个发动机，一个坏了，一个也有故障。现在正以革命加拼命的精神抢修……我给同志们每人一支笔．一张纸条。同志们把要说的话写在上面----我们保证送到你要说话的人手上……”满机的人顿时个个呆若木鸡．面如土色!直到那位服务员又出來说：“现在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发动机已维修好……”后來把这故事告诉大家，大家都说：“飞机是最安全的，是百万分之××了……”但我想，假若轮到了，就是百分之百，老帽儿是老帽儿，火车汽车出事，有余地有机率，《卡桑德拉大桥》那是特例，也并非百分之百的。这事我会想，飞机呢？有这层心理障碍，我不坐，也不许家人坐。更不许女儿坐。去年从北京到西安她和我打别扭，日崩就坐飞机走了，害得我心神不定，不信神，也背了几篇佛经。这一回，我也要坐飞机了，且是一坐就漂洋过海，一坐就是四千七百公里。
新年伊始，一家电视台來我家照影子。几位小姐进门，见我正在洗碗，不禁惊呼：“您是‘大家’，还干这个？!”我留他们在我家泡了一天，什么影子都照，什么声音都录。临去时电视台主任说：“我们的采访意图都被你打乱了。我们看到了另--个二月河!”我笑着作答：“每一个洋葱都有许多层儿呢!”乍一听“大家”二字，蛮带劲：不但是“家”，而且“大”!这不是少年时孜孜以喜梦寐以求的吗？这不单意味着鲜花和掌声，不单招徕许多欣羡的目光和窃窃私议，还代表了一种自我完善的满足和这个社会对你成就的确认。“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其中的“过”字，就指着人的“生存间”。那是一种肯定：这辈子活得值。毕竟可喜。
然而反思后味不佳，我喜不起來。
首先自审：我不是大家。这里沒有矫情和凿方眼的意思。我已经有了三百多万言的著作，在海外也有点影响。
说好说歹那是读者的事，另当别论。我的意思说它们不过是小说，而且是历史小说。君子三立，似乎可说是立言了？但“立言”二字其实与小说干系不大。即使是最好的小说．也只是提出一些社会问題，表现作者本身的感情思维，等于是把一个不定方程，或者一个开不尽的无理数根交给读者，让读者去伤脑筋伤感情而已。一个人三个月不看小说，根本不会出什么事；但三个月不吃饭，恐怕一定要“身如五鼓衔山月，命似三更灯油颈的吧!这样说，丝毫沒有鄙薄小说的意思。如果真的瞧不起这事。我大约不会这样拼了死命來做。但小说姓“斜也确是事实，扎硬桩，勉强说个“小说大家”，我看这词不伦不类。
我是什么？多少次想过这问題了。因有了几本书这样一个“存在”，无论社会还是自己，都无法摘掉我的“作家”帽子。但我自己是知道的．为了这个事业，付出了何等沉重的代价、汗渍透了的殷红色的代价。假如上天肯把那些代价还给我，收回我的“大家”，我是连半点也不会迟疑，连想都不用想的。比起这代价，那纸糊的名号和荣耀算什么!却也因我在二十年绝苦读作生涯中建造了自己另一维的世界，组成自己的知识基因结构．竟而一向视“大家”蔑如，凭什么现在要走进自己“蔑如”的队伍里呢？所以就想：管你称什么，管你说我有这意识那思想，“烟蓑雨笠卷单行”，反正离“大家”越远越好!我不明白一些人，弄了一丁点儿可以称为“东西”的玩意儿，就张狂得不照镜子。去年召开的“新文学学术讨论会”上，我讲了一位老“宛军”，写《后汉书》的南朝宋人范晔。平心而论，老先生这部史该说是上乘之作。但范晔在狱中致诸侄的信中，说他的著作，是开天辟地以來的至文，找不出什么副词可以形容它的壮观与宏大：“其中等篇章亦不下《过秦论》!”由眼空无物到无端作践别人，别人自也就“憎屋及乌”，反而使一部辉煌的历史巨著蒙上了一层“灰黄”。
我不否认自己小有名气。仅又有一句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名人与猪同类比，很值得欢喜的吗？晋时有个郭璞，少时梦有仙人赠笔。文思大盛，词赋为东晋之冠，还是位星命大师。他的故事能让人想起今日一些特异功能大师，够写一部极热闹的小说。待到晚年，又梦见仙人拿走了笔，也就不出好文章了，人也变得异常愚笨。他晚年变蠢，我看与他太出名有关，收拾名藏，退隐山谷，何來杀身之祸？还有个江淹，稍迟于郭氏，晚年才尽，诗赋无一佳句，我看也是为名所累。这两例是史上模范，随手还能举出一些，至于现世当今看周围，由寂寂而终无闻的，就数不胜数了。
所以，怎样看“大家”，那是有个“道”字在内中的。
“道心唯微”，解释各有不同，在我观，就是将自己看小一点，放低一点。这里绝非宣传保守灰**调，不要进龋看小一点，就容易尊重别人，放低一点，别人的情感就会流向你。道法自然，这就是“自然”。我绝不主张做谨小慎微的滥好人。一味说自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既非心里话，也不是事实。这样做人太累，也易为妄人所乘所欺，听说牛的眼睛是“凸透镜”，把一切都看得大极，所以小孩子也敢欺它；而鸡的眼睛是“凹透镜”，什么都小看，所以有些鸡连大人都敢逐啄。领教了这一点，又因为属鸡，所以在心理上要自我校正一下。各人情形不同，校正方向尺度也就各异。《梦溪笔谈》里说了个小故事，一个战士打仗，口里噙了水，格斗时向敌人“噗”的一口喷去，敌人猝不及防抹脸，他就一刀劈将去。另一战士效颦，见敌人也來这一手。但这敌人不是那敌人。他不抹脸，趁他喷水时就是一刀，劈飞了天灵盖。这要因人而施。从小就读将军与卖油翁的故事。将军箭无虚发，老汉向瓶中注油，滴滴不沾瓶口。二者的“准确性”并无两样，但用处不同，将军是“大家”，卖油翁就说不上了。大家和小家的区别不过尔尔。
一些刚走近我的朋友，见我“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率性敢言绝少忌讳，有些特别近的还能看到我对人“狂轰滥炸”的场面。对照我的书，说那里头时或温文尔雅，时或伺机四伏，或草灰蛇线，或背面傅粉。或深谋机变，或散旷豪放，无论如何，和我这个“人”对不上号。我不禁哑然失笑：我一向主张，作文应诡谲一些，而做人则应平实一点。蒲松龄无论如何是个“大家”的了吧？我读《蒲松龄集》。看他写自己一家人在绰然堂吃饭的长诗。
盯着桌子上的菜，人人双目惶惶，个个馋相可掬，比平常山野农家还要平常。我敬重这平常人的平常心。反观之，有些事业小就，“家”不足观的，有了两本书两篇稿子得了奖，便处处“做圣人状”、“做辉煌状”、“做‘大家’状”、“做人师状”，牛烘烘指手画脚教训人，适足令人齿寒。
“大家”还是留给那些“圣贤”们当去吧，我只要自己一颗本真的心。
马來西亚纪行手札
我的懒动在朋友圈里是小有名气的。但去年一年似乎都在动……缘起我的懒动在朋友圈里是小有名气的。但去年一年似乎都在动，三四月间就去了两次北京，五六月份又去了郑州几次，七八月份西行新疆，归來赴西安讲学，十一月到北京参加“十六大”又折西安看女儿，该打理一下身体的，该写稿子的，统都束了起來。有些应命之作，比如说给香港《明报月刊》的专栏文章，都要在出行前考虑日程，匆匆作好留给家人，以备时需。马來西亚之行是年初做梦也沒想到的事。
去年召开“十六大”前此几十天，忽然接到冯其庸先生的电话。他说奉接中国马來西亚大使馆电话，邀请我去马作坊。我答以“考虑考虑”。因为前些日子我曾接过不少马來西亚朋友的信和电话．这事我知道。“我再咨询一下庆善(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亦吾友)的意见好吗？”冯先生的话是不能不考虑的，且是要认真考虑。因为在我创作《落霞三部曲》之前，他就是我的良师，一步一步地实实在在地帮我。他于我有恩情，这是全世界晓得我的“事”的人都晓得的，再就是他电话中说：“这是大使和马方几个民间团体共同的意愿，要举办一个叫‘二月河·三月天’的文学讲座。你即使不去，也要有一个礼体周全的回应。你可以不重视哪一个，但你不能不重视马來人民。”当夜反复思量，又打电话与几位密友商议。他们都知道我的心境，但无一例外地都赞同我“应该去”。后來才晓得，当夜冯先生也打电话告诉庆善：“解放去马的事，他明天可能打电话问你。你要支持他去r打从前年以來，马來西亚的《星洲日报》就不断刊载我的消息文章，至今还在连载着《乾隆皇帝》。每一期都由我的朋友柯杰雄先生剪裁下來寄给我。我也很想见一见这位与这些使我不能承受的敬重的域外神交。赴马的事遂成定局。
我一辈子沒有出过国。也从不坐飞机。我的朋友田永清将军每一见面都要揶揄我是“土老帽”。这个心理根子在怕“飞机掉下來”。我年轻时当兵，那时坐飞机要级别的，有一位刚提拔起的师级干部就兴冲冲坐了。飞机起飞十五分钟，出來一位服务员(当时不兴叫小姐)，神色庄重地宣布：“报告同志们一个不幸消息。我们两个发动机，一个坏了，一个也有故障。现在正以革命加拼命的精神抢修……我给同志们每人一支笔．一张纸条。同志们把要说的话写在上面----我们保证送到你要说话的人手上……”满机的人顿时个个呆若木鸡．面如土色!直到那位服务员又出來说：“现在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发动机已维修好……”后來把这故事告诉大家，大家都说：“飞机是最安全的，是百万分之××了……”但我想，假若轮到了，就是百分之百，老帽儿是老帽儿，火车汽车出事，有余地有机率，《卡桑德拉大桥》那是特例，也并非百分之百的。这事我会想，飞机呢？有这层心理障碍，我不坐，也不许家人坐。更不许女儿坐。去年从北京到西安她和我打别扭，日崩就坐飞机走了，害得我心神不定，不信神，也背了几篇佛经。这一回，我也要坐飞机了，且是一坐就漂洋过海，一坐就是四千七百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