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十五章
“人命至重”是个古老的命題。倘若非战争、非瘟疫、非人类不可抗拒之灾害。在理性社会里，沒有哪个国家不把生存权摆在其他权利之上的．是为近乎公理的常识。
前不久写了篇短稿子，谈一些城市设立非文明法规，汽车撞了违规行人“撞了白撞”。不久前又见中央电视台专題讨论此事，有事、有证、有形影、有理据，比我说得还明白：你那个法规有违天理，亵渎人情，不合国法。然而并沒有见到上海、沈阳、郑州、武汉等市衮衮诸公有所回应，更遑论有所更张。
“人命至重”是个古老的命題。倘若非战争、非瘟疫、非人类不可抗拒之灾害，在理性社会里，沒有哪个国家不把生存权摆在其他权利之上的，是为近乎公理的常识。
俄国在世界上树敌如林，但库尔斯克惨剧发生后，无论敌人、朋友，世界上所有关注的同情的目光都注射了去，因为这不是战争，不应对此漠然，毕竟人命关天。
关“天”。还有比天大的事吗？沒有。什么是“天”呢？我以为就是理性社会的人心。在世界历史区域中，分列着许多民族对生命价值的不同理解。不同的文化理念区域，对生命的认识有着很大的差异。就中国而言，似乎有史以來就倡导着“轻生重义”。一方面是讲仁恕，也就是统治阶层对治下实际上的生存保障义务，使民众对社会的安全感产生信赖；另一方面作为教化，则讲究“士”与公民为了“礼”与“理”的献身精神，也就是所谓“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了。这种精神，在基督、穆罕默德与释迦牟尼分别创立的教义里都有那么一点点，但在他们那种宗教里实际上是说，只有最高级的圣人才可能做到比如钉十字架、肉身饲鹰这样悲壮的举动，平常人倒是无须的：你老实做个好人，行善就行。只有我们中国与众不同，千年万年都讲皇帝“最高”，他可以“垂拱而治”、“无为而治”，牺牲精神只是讲给大家听的，他自己是半点风险也不必担着的。老百姓们看好了某某皇帝微服私访----其实心理很简单：皇帝老子，你享着福，抽空儿也來瞧瞧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呀!哪怕你带着什么格格、力士，再加上江湖豪客的相帮，再带上你的情妇(或者在途中临时傍一个也成)也好，只要肯來，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但这样的事在历史上其实极少，乾隆皇帝、康熙皇帝似乎玩过，像电视剧里那般玩法却是沒有的。
所以舍生取义只是孟子他老人家的说教，不适用于君，只适用于臣和民。打开历史去看，我们能见到很多循吏，只知傻乎乎地“工作”，做了高官还穷得掉在地上当啷响。能见到多如牛毛的烈臣、义民的传记，杀头、剥皮都不在乎，可他们维护的纲纪代表，却是一个混蛋透顶的无聊皇帝。当然，在他们自身却不是这样的认识，他们觉得自己是在为一种崇高的秩序、理想而献身。文天祥认为他的浩然正气，比生命的价值要高出不啻天壤之别的类比，“是气势磅礴，凛冽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正气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们从这一头來衡量，谁还有勇气对他们说三道四？近代不同了。沒有了君权，沒有了三纲五常。沒有了仁义礼智信----或者说约束力减弱了许多了吧，民主了．有了法制与人身自由，中国的下里巴人可以稍加注意自家的生命了吧？不料又有西方人出來做诗，告诉我们“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高尚自然是高尚的，阳春白雪美丽得刺眼，就这四句诗，能真正做到的极为寥寥。
众所周知，美国是最讲自由的，它那个领域就叫“自由世界”。但对日作战、对朝战争、对越战争，士兵口袋里都装着上级发给的投降书，十六国文字----明白是说：你去给我打，为自由而战；打不过，瞧着小命危险，你就赶紧投降。可见“自由世界”的战士并不以自由为最高原则，而是“若为生命故，自由也可抛”。这是可想而知的事，一切权利都棚架在生命权上，沒有生命，谈不上自由，也谈不成恋爱。
西方人这么做有他的文化背景，他就是那么一种价值观。就我对此问題的思索，要我们中国人依样画葫芦，怕是永远也做不來的。事关国家、民族的尊严，事关民众的生命安全，假使当“缩头乌龟”，当逃兵、叛徒，那这个社会和我们的国家就要出大问題，因为我们的民族太需要奋不顾身起而奋斗的猛士了。这样的人不是多．而是太少太少了。
但我也不赞同许多媒体倍加称赞的“赤手对兵刃”、“勇斗歹徒”之类的事体。我曾和女儿谈过，我问：“假若遇到恶人，枪、刀子逼着你，你怎么办？”她说：“跟他打!”我说：“好孩子，这是要分情形的。如果是战场，或者他是要你的命，死活只是一拼。这很简单，拼不拼都是死，拼是出路。如果只是要你的钱财，你就给他掏，这是花钱买平安。当然，如果对手弱，不在你的话下，或者你有后援，那另当别论。总之是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拼命。”
这话在媒体上早已“批驳”过了，意思是说现在社会治安不好，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当事人不能“勇于斗争”，助长了逞凶歹徒的气焰。但这种批驳不能让人心服，“空手夺白刃”那是武林高手才能做的，气焰要靠警察去杀灭，那就是他的工作，凭什么要手无寸铁的人和武装到牙齿的凶徒做无谓的性命相搏？毛泽东一代伟人，他在三湾改编时期，曾穷蹙落入敌手。他似乎是这样脱身的：掏出身上仅有的银元贿赂押送士兵，然后天天而走。据克里姆林宫卫队队长的一篇回忆文章道，列宁在散步时也曾遇险，被一个歹徒威逼抢劫，列宁也掏出了钱财，买得平安而去。试想，他们如果硬拼，对俄国和中国的历史进程会有怎样的影响？列宁事后说，“只有傻瓜才会在要钱还是要命的关头作抉择”，是为至理名言。我们看到许多贵人高官，出入警跸森严，警察保安卫护，可见他们也懂这道理。只不明白他们为何在大会小会上冠冕堂皇，表彰鼓励平常百姓“勇斗歹徒”。所以我以为“见义勇为”是可贵的，但也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美国在试验第一次核爆时发生故障，两块极板渐渐接近，眼看就要碰撞发生震惊世界的惨剧，一位科学家奋不顾身扑上去用手将极板分开，他自己因受辐射过度患病身亡。
这种“双手掰开原子弹”的壮举，才堪称是真正的义行。
我们一直唱这个调子：要英勇奋斗，全社会动员(即全民动员)，提倡见义勇为，为治安的根本好转而努力。实际上，首先要硬起來的不是弱小个体的平民，而是腰间有铜、手有利器、身有权柄的国家机器。个人的英雄风采固当提倡，如果依赖于此，那就是舍本逐末。
写到收束，又见极端。一家银行储蓄所遭匪抢劫，工作人员因未能“奋起”反抗，保护国家财产，事后被开除公职。双方诉诸公庭，工作人员把银行给告了，理由是银行未提供报警设施，也沒有工作人员可供逃避的猫耳洞，银行也沒有和职员订立“与钱财共存亡”的生死合约，凭什么不当英雄即是狗熊？对盗版的回答前年春节．有一位陌生人到我家來．直称“我是益您的书的。我…想送您一点……钱吧……”我说．“我不问你名字。咱们各奔前程。各安天命吧。钱是决不能收你一分的。”
这些年．“知识产权”成了热得炙手的话題。由这话題衍射到作家队伍，那说法便是书的盗版。
这是很新的名词了，我们老祖宗写的史书里头沒有。
其实就我而言，应该是极度憎恶痛恨盗版商的。我的社会身份里头就有保护作家权益这一条责任，我的书在市场上也很有点卖相，盗版商不纳税，这损害了国家利益，不给我付稿酬，也是亵渎我的劳动，我兜里也少了不少 (肯定是天文数字)“铜”。然而“应该”是应该，我极少对此提出批评。今年在北京，开人代会，一家报纸请我给编辑们讲讲。有人提了这个问題，我答，“对于盗版，我的心理和感情是复杂微妙的。”
倘说“盗版好”，我不敢。它违法，二月河你敢说他好？你不是和法律对着干？我沒有这个胆。我自己是盗版的深受损者，倘若心里还夸盗版那我就需要看心理病的，。
然而我对盗版商恨不起來。且是，我对我的同行们高张义帜大肆挞伐，声色俱厉，激切陈词…·征讨盗版，“窃以为……”不能理解。我的心理阴暗到这种程度；看到这类激烈文章，坐在沙发上掩口而笑。
我说“阴暗”许是真的。盗版与“强盗”、“盗窃”同族。我不恨，还不够阴暗吗’我的书早就被盗版商们盯住了。1990年前后吧，出版社在南京做了个调查，仅《康熙大帝》一书就有八种盗版本。从那时过來这多年，也是“与时俱进”愈演愈烈。有人问我这些年受损若何，我粗作估计“大概两千万吧…··”哇!两千万呢!如若躺在被窝里想：我可以在南阳滨河路边修一座大型别墅，买三辆汽车吧，一辆自己坐，两辆接送客人机动使用，三个司机兼做仆人，再要一个女秘书，当然还得请个保镖，谁的武功好呢？……这么着想，一觉醒來，发现原來还是那个二月河，他的本名叫凌解放!妈的…·就像《渔夫和金鱼》那首诗里的老太婆，跟前仍是那个洗衣盆，又像萨克雷的《名利撤里头的蓓基，身前只剩了个小卖摊…-这么着，非发疯了不可。我看有的同仁，提起盗版那种憎恨，那样声嘶力竭，歇斯底里，气急败坏…·心里很显得不怀好意：是不是君子刚刚做了个什么梦？前年春节，有一位陌生人到我家來，直称“我是盗您的书的，我……想送您一点……钱吧……”我说，“我不问你名字。咱们各奔前程，各安天命吧。钱是决不能收你一分的。”这是盗得不好意思了。也许是见我被人偷了也不骂，更“不好意思”了，來找我找一找他的心理平衡。
但不论怎样，他算一个“盗亦有道”的人。
其实我的心思也很简单，盗版书对穷读者有利。这也是个不争的事实。这事我原本不晓得的，十年前吧，第一次碰到盗版我的《康熙大帝》．一问价．是原版的三成。我当时真大吃一惊，这件事让我想了“良久”。我知道了，出版社付给我千字三十元的“优惠稿费”是个什么含意，知道了书的利润，也知道了“三成”里头也还有赚头。现在的下岗工人是什么境遇？两年前听一位工人讲，他们是“三线厂”，在深山农村，过去是农民來偷工厂的设备卖铜铁。现在农民告工厂，说工人把他们地里的菜根都偷吃光了。还有一个真故事，一个双下岗工人家，妈妈带孩子买菜，腰包里只有两元五角钱，买完菜还剩五角钱，小孩子闹着要吃猪头肉，妈妈把最后的五角钱掏出來，卖猪头肉的说：“五角钱的肉怎么称？别处买去。”妈妈为难。孩子哭得很凶，卖肉的知道了也掉泪，说：“我不要钱，给孩子割点吧……”还有一个警察，抓到一个小偷。小偷说我穷，因为下岗了…··警察带他到他家看，家徒四壁冷落锅灶里，煮着一锅绝无粮油的野菜。警察摆手放人，当下就默然离去……一套书是几何钱？我的一套文集，便宜点的版是二百多元，软精装、硬精装、豪华版本、带木箱精装是三百多、四百多、五百多、七百多元不等。我不讲上面这些极端的例子，就是一般下岗工人，贩夫走卒，推车卖浆者……花三成的钱买一套回去看看你的书．我不好意思剥夺掉他的这一点权利。
从这一点上说，我以为我的心理还是健康光明的。
三百多年前在一个严冬，蒲松龄停住了笔，在他的绰然堂窗前端坐而逝。他沒有见过他的《聊斋志异》“版本”。二百多年前曹雪芹两个儿子死于天花，悲苦困顿中“泪尽而逝”，他也沒见到他的《红楼梦》版本，更遑论什么“版税”、“稿费”!二月河何人？你们“那众位”何人？“沧浪之水清，可以濯吾头，沧浪之水浊，可以濯吾足。”凡是讨伐盗版书的，我看都是有版可盗的，这也是吾国国情，除了盗版，还有多少泼天大事，极令人头痛的混账事。这件事比起來，不是什么了不得的。
但盗版确实是“盗”，确实损了国家税收及版权规矩，算是损公肥己的劣行……这么麻烦的事，我想不透，感情又这么复杂，不听，不问，不管算了，请社会学家和政治家们來伤脑筋吧。
前不久写了篇短稿子，谈一些城市设立非文明法规，汽车撞了违规行人“撞了白撞”。不久前又见中央电视台专題讨论此事，有事、有证、有形影、有理据，比我说得还明白：你那个法规有违天理，亵渎人情，不合国法。然而并沒有见到上海、沈阳、郑州、武汉等市衮衮诸公有所回应，更遑论有所更张。
“人命至重”是个古老的命題。倘若非战争、非瘟疫、非人类不可抗拒之灾害，在理性社会里，沒有哪个国家不把生存权摆在其他权利之上的，是为近乎公理的常识。
俄国在世界上树敌如林，但库尔斯克惨剧发生后，无论敌人、朋友，世界上所有关注的同情的目光都注射了去，因为这不是战争，不应对此漠然，毕竟人命关天。
关“天”。还有比天大的事吗？沒有。什么是“天”呢？我以为就是理性社会的人心。在世界历史区域中，分列着许多民族对生命价值的不同理解。不同的文化理念区域，对生命的认识有着很大的差异。就中国而言，似乎有史以來就倡导着“轻生重义”。一方面是讲仁恕，也就是统治阶层对治下实际上的生存保障义务，使民众对社会的安全感产生信赖；另一方面作为教化，则讲究“士”与公民为了“礼”与“理”的献身精神，也就是所谓“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了。这种精神，在基督、穆罕默德与释迦牟尼分别创立的教义里都有那么一点点，但在他们那种宗教里实际上是说，只有最高级的圣人才可能做到比如钉十字架、肉身饲鹰这样悲壮的举动，平常人倒是无须的：你老实做个好人，行善就行。只有我们中国与众不同，千年万年都讲皇帝“最高”，他可以“垂拱而治”、“无为而治”，牺牲精神只是讲给大家听的，他自己是半点风险也不必担着的。老百姓们看好了某某皇帝微服私访----其实心理很简单：皇帝老子，你享着福，抽空儿也來瞧瞧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呀!哪怕你带着什么格格、力士，再加上江湖豪客的相帮，再带上你的情妇(或者在途中临时傍一个也成)也好，只要肯來，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但这样的事在历史上其实极少，乾隆皇帝、康熙皇帝似乎玩过，像电视剧里那般玩法却是沒有的。
所以舍生取义只是孟子他老人家的说教，不适用于君，只适用于臣和民。打开历史去看，我们能见到很多循吏，只知傻乎乎地“工作”，做了高官还穷得掉在地上当啷响。能见到多如牛毛的烈臣、义民的传记，杀头、剥皮都不在乎，可他们维护的纲纪代表，却是一个混蛋透顶的无聊皇帝。当然，在他们自身却不是这样的认识，他们觉得自己是在为一种崇高的秩序、理想而献身。文天祥认为他的浩然正气，比生命的价值要高出不啻天壤之别的类比，“是气势磅礴，凛冽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正气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们从这一头來衡量，谁还有勇气对他们说三道四？近代不同了。沒有了君权，沒有了三纲五常。沒有了仁义礼智信----或者说约束力减弱了许多了吧，民主了．有了法制与人身自由，中国的下里巴人可以稍加注意自家的生命了吧？不料又有西方人出來做诗，告诉我们“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高尚自然是高尚的，阳春白雪美丽得刺眼，就这四句诗，能真正做到的极为寥寥。
众所周知，美国是最讲自由的，它那个领域就叫“自由世界”。但对日作战、对朝战争、对越战争，士兵口袋里都装着上级发给的投降书，十六国文字----明白是说：你去给我打，为自由而战；打不过，瞧着小命危险，你就赶紧投降。可见“自由世界”的战士并不以自由为最高原则，而是“若为生命故，自由也可抛”。这是可想而知的事，一切权利都棚架在生命权上，沒有生命，谈不上自由，也谈不成恋爱。
西方人这么做有他的文化背景，他就是那么一种价值观。就我对此问題的思索，要我们中国人依样画葫芦，怕是永远也做不來的。事关国家、民族的尊严，事关民众的生命安全，假使当“缩头乌龟”，当逃兵、叛徒，那这个社会和我们的国家就要出大问題，因为我们的民族太需要奋不顾身起而奋斗的猛士了。这样的人不是多．而是太少太少了。
但我也不赞同许多媒体倍加称赞的“赤手对兵刃”、“勇斗歹徒”之类的事体。我曾和女儿谈过，我问：“假若遇到恶人，枪、刀子逼着你，你怎么办？”她说：“跟他打!”我说：“好孩子，这是要分情形的。如果是战场，或者他是要你的命，死活只是一拼。这很简单，拼不拼都是死，拼是出路。如果只是要你的钱财，你就给他掏，这是花钱买平安。当然，如果对手弱，不在你的话下，或者你有后援，那另当别论。总之是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拼命。”
这话在媒体上早已“批驳”过了，意思是说现在社会治安不好，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当事人不能“勇于斗争”，助长了逞凶歹徒的气焰。但这种批驳不能让人心服，“空手夺白刃”那是武林高手才能做的，气焰要靠警察去杀灭，那就是他的工作，凭什么要手无寸铁的人和武装到牙齿的凶徒做无谓的性命相搏？毛泽东一代伟人，他在三湾改编时期，曾穷蹙落入敌手。他似乎是这样脱身的：掏出身上仅有的银元贿赂押送士兵，然后天天而走。据克里姆林宫卫队队长的一篇回忆文章道，列宁在散步时也曾遇险，被一个歹徒威逼抢劫，列宁也掏出了钱财，买得平安而去。试想，他们如果硬拼，对俄国和中国的历史进程会有怎样的影响？列宁事后说，“只有傻瓜才会在要钱还是要命的关头作抉择”，是为至理名言。我们看到许多贵人高官，出入警跸森严，警察保安卫护，可见他们也懂这道理。只不明白他们为何在大会小会上冠冕堂皇，表彰鼓励平常百姓“勇斗歹徒”。所以我以为“见义勇为”是可贵的，但也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美国在试验第一次核爆时发生故障，两块极板渐渐接近，眼看就要碰撞发生震惊世界的惨剧，一位科学家奋不顾身扑上去用手将极板分开，他自己因受辐射过度患病身亡。
这种“双手掰开原子弹”的壮举，才堪称是真正的义行。
我们一直唱这个调子：要英勇奋斗，全社会动员(即全民动员)，提倡见义勇为，为治安的根本好转而努力。实际上，首先要硬起來的不是弱小个体的平民，而是腰间有铜、手有利器、身有权柄的国家机器。个人的英雄风采固当提倡，如果依赖于此，那就是舍本逐末。
写到收束，又见极端。一家银行储蓄所遭匪抢劫，工作人员因未能“奋起”反抗，保护国家财产，事后被开除公职。双方诉诸公庭，工作人员把银行给告了，理由是银行未提供报警设施，也沒有工作人员可供逃避的猫耳洞，银行也沒有和职员订立“与钱财共存亡”的生死合约，凭什么不当英雄即是狗熊？对盗版的回答前年春节．有一位陌生人到我家來．直称“我是益您的书的。我…想送您一点……钱吧……”我说．“我不问你名字。咱们各奔前程。各安天命吧。钱是决不能收你一分的。”
这些年．“知识产权”成了热得炙手的话題。由这话題衍射到作家队伍，那说法便是书的盗版。
这是很新的名词了，我们老祖宗写的史书里头沒有。
其实就我而言，应该是极度憎恶痛恨盗版商的。我的社会身份里头就有保护作家权益这一条责任，我的书在市场上也很有点卖相，盗版商不纳税，这损害了国家利益，不给我付稿酬，也是亵渎我的劳动，我兜里也少了不少 (肯定是天文数字)“铜”。然而“应该”是应该，我极少对此提出批评。今年在北京，开人代会，一家报纸请我给编辑们讲讲。有人提了这个问題，我答，“对于盗版，我的心理和感情是复杂微妙的。”
倘说“盗版好”，我不敢。它违法，二月河你敢说他好？你不是和法律对着干？我沒有这个胆。我自己是盗版的深受损者，倘若心里还夸盗版那我就需要看心理病的，。
然而我对盗版商恨不起來。且是，我对我的同行们高张义帜大肆挞伐，声色俱厉，激切陈词…·征讨盗版，“窃以为……”不能理解。我的心理阴暗到这种程度；看到这类激烈文章，坐在沙发上掩口而笑。
我说“阴暗”许是真的。盗版与“强盗”、“盗窃”同族。我不恨，还不够阴暗吗’我的书早就被盗版商们盯住了。1990年前后吧，出版社在南京做了个调查，仅《康熙大帝》一书就有八种盗版本。从那时过來这多年，也是“与时俱进”愈演愈烈。有人问我这些年受损若何，我粗作估计“大概两千万吧…··”哇!两千万呢!如若躺在被窝里想：我可以在南阳滨河路边修一座大型别墅，买三辆汽车吧，一辆自己坐，两辆接送客人机动使用，三个司机兼做仆人，再要一个女秘书，当然还得请个保镖，谁的武功好呢？……这么着想，一觉醒來，发现原來还是那个二月河，他的本名叫凌解放!妈的…·就像《渔夫和金鱼》那首诗里的老太婆，跟前仍是那个洗衣盆，又像萨克雷的《名利撤里头的蓓基，身前只剩了个小卖摊…-这么着，非发疯了不可。我看有的同仁，提起盗版那种憎恨，那样声嘶力竭，歇斯底里，气急败坏…·心里很显得不怀好意：是不是君子刚刚做了个什么梦？前年春节，有一位陌生人到我家來，直称“我是盗您的书的，我……想送您一点……钱吧……”我说，“我不问你名字。咱们各奔前程，各安天命吧。钱是决不能收你一分的。”这是盗得不好意思了。也许是见我被人偷了也不骂，更“不好意思”了，來找我找一找他的心理平衡。
但不论怎样，他算一个“盗亦有道”的人。
其实我的心思也很简单，盗版书对穷读者有利。这也是个不争的事实。这事我原本不晓得的，十年前吧，第一次碰到盗版我的《康熙大帝》．一问价．是原版的三成。我当时真大吃一惊，这件事让我想了“良久”。我知道了，出版社付给我千字三十元的“优惠稿费”是个什么含意，知道了书的利润，也知道了“三成”里头也还有赚头。现在的下岗工人是什么境遇？两年前听一位工人讲，他们是“三线厂”，在深山农村，过去是农民來偷工厂的设备卖铜铁。现在农民告工厂，说工人把他们地里的菜根都偷吃光了。还有一个真故事，一个双下岗工人家，妈妈带孩子买菜，腰包里只有两元五角钱，买完菜还剩五角钱，小孩子闹着要吃猪头肉，妈妈把最后的五角钱掏出來，卖猪头肉的说：“五角钱的肉怎么称？别处买去。”妈妈为难。孩子哭得很凶，卖肉的知道了也掉泪，说：“我不要钱，给孩子割点吧……”还有一个警察，抓到一个小偷。小偷说我穷，因为下岗了…··警察带他到他家看，家徒四壁冷落锅灶里，煮着一锅绝无粮油的野菜。警察摆手放人，当下就默然离去……一套书是几何钱？我的一套文集，便宜点的版是二百多元，软精装、硬精装、豪华版本、带木箱精装是三百多、四百多、五百多、七百多元不等。我不讲上面这些极端的例子，就是一般下岗工人，贩夫走卒，推车卖浆者……花三成的钱买一套回去看看你的书．我不好意思剥夺掉他的这一点权利。
从这一点上说，我以为我的心理还是健康光明的。
三百多年前在一个严冬，蒲松龄停住了笔，在他的绰然堂窗前端坐而逝。他沒有见过他的《聊斋志异》“版本”。二百多年前曹雪芹两个儿子死于天花，悲苦困顿中“泪尽而逝”，他也沒见到他的《红楼梦》版本，更遑论什么“版税”、“稿费”!二月河何人？你们“那众位”何人？“沧浪之水清，可以濯吾头，沧浪之水浊，可以濯吾足。”凡是讨伐盗版书的，我看都是有版可盗的，这也是吾国国情，除了盗版，还有多少泼天大事，极令人头痛的混账事。这件事比起來，不是什么了不得的。
但盗版确实是“盗”，确实损了国家税收及版权规矩，算是损公肥己的劣行……这么麻烦的事，我想不透，感情又这么复杂，不听，不问，不管算了，请社会学家和政治家们來伤脑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