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一章
学界对这部书研究有年．大抵的结论是满纸谎言。
是雍正白说自道。文过饰非。然而．《大义觉选录》的史学和资料价值。我看是毋庸置疑的。
很多国外的读者只是耳闻其书，没有见过这部著作的原本。它的刊发和它的销毁，速度都是极快。几乎数月之间，全国所有的县府道省藩集学垣、训导教谕乃至生员孝廉，各个衙门及各个官员学人突然间人手一册。
如《四书》般成了必读书，大小坊间盈庭积楝印得铺天盖地。待雍正死后不久，乾隆突然下旨收缴销毁，于是又反过来操作一番，那销毁的劲头也是毫不逊色，虽不明言，也是当做逆书的规格来禁止的。现存的《大义觉迷录》，当是流到极深山野穷壤中去的，或者被不读书的穷人当灯台垫子用的也未可知。不经意保留了下来。
学界对这部书研究有年，大抵的结论是满纸谎言，是雍正自说自道，文过饰非。至于乾隆下令收版焚毁，则又说是因为暴露皇室秘史过甚，其中曾静、吕留良和严鸿逵的反清言论颇不避讳，有“泄露国家机密”之嫌。
参照看去，这两说有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味道。既是谎言，就无所谓“泄密”；泄密是真，那么本书就大体是实。然而，学界我看就是这样，只说“事儿”是怎样的，或者“我估计”是怎样怎样的，言来凿凿有据。听去依旧糊涂。比如这本书，我就懵懂：很多学者宁可相信《东华录》、《雍正档》、《年专辑》之类经了别人删削的春秋资料，却不肯相信雍正本人亲自述作的原始版本？曾静反清一案，发生在雍正六年(1728年)。这个湖南书生命弟子张熙投书川陕总督策反岳钟琪，事发被捕，收禁京师后，因为他的背逆言论激发了满朝文武的“忠君义愤”，一致主张“碎尸悬首”以谢天下。雍正却另有一份“出奇料理”，竟以帝皇之尊与这个土秀才攀谈问答，借尔口中话，言我心中事，成了这么一部千古奇书——在《雍正皇帝》小说里，这件事我几乎是实录了的。
《大义觉迷录》的史学和资料价值，我看是毋庸置疑的。起码比《清史稿》要生动翔实得多，更遑论《清稗类钞》、《野史大观》之类的书了。就我的浅薄阅历看来，一个人若是心无骨鲠之话，行无可议之为，学无欲表之见，思无绕床悲怀，吃饱了撑得发昏，突然从生计百忙之中抽空儿写书，那他肯定有病更别说他是日理万机的皇帝，何况他是政务忙得七荤八素的雍正!为了这书张扬周知，他下旨——……使将来后学新进之士，人人观览知悉。
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察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
他说的也真恳切，要读者“问天扪心，各发天良，详细自思之。朕之详悉剖示者，非好辩也”，求一个“天下后世自有公论”。这里头的无奈、愤懑、期盼、渴望，书中在在处处俯拾皆是。
外国我不敢说，综观中国从秦始皇起至辛亥革命，还没有见过如此一部自我辩谤书。我看这部书透露出雍正一朝及雍正皇帝本人生平政治活动的信息量，大大超过了所有有关资料的总和。然而，我不是从历史学家的眼光和角度去审量、考证它的。我找的是文学角度的故事和我对雍正的感觉。说实在话，我对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态度是怀着有保留的敬意的。更不能苟同这样一个“公式”：——封建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必定青面獠牙，或两面三刀满口柴胡；——雍正不可能以真诚示天下，一定假话连篇。
他在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的解释里，确实玩弄了一些花哨言辞。比如太阿交替之际，呼吸性命之间，他对父亲康熙，对阋墙兄弟的处事原则、亲情交往，都“光明正大”得叫人瞠目，活像孔子的头号弟子颜渊那般毫无瑕疵。康熙逝世后传位诏命、授受交接的事情，和其他资料的记载有“对不上卯”的情节。对清室“得统之正”的表述，分明在强词夺理，起初我读它时觉得新奇，再阅就疑窦丛生：你真个那么好？别人就那么差劲？继而再思，又复叹息，雍正只能说是个实干家，太老实了。
假使这书有另一个写法：雍正以治世之尊，选几名硕儒重臣来一番君臣晤对，话题绝不涉及宫闱秘闻，只谈“雍正改元，刷新吏治”的施政纲要。经过一番宵旰努力“振数百年颓风”的成就；打击朋党奸邪时不得已的苦心…-如此正面文章或称“圣心语白”，或叫“矜念苍生”之类的名目，堂皇颁之天下…”那结果肯定好了去。一句话，这书见小不见大，有点受冤媳妇儿叫街洗冤的味道，嚷嚷得天下都听见了，却都是他的家务事。
但作为小说家，这种做派可帮了我的大忙。据书中语气、缠绕家务的心理透视，明摆着的：雍正是个口似悬河、伶牙俐齿的人；雍正是个性格急躁的人；雍正是个孤芳自赏的人；雍正是个刻雹爱计较小是小非的人；雍正是个勤于政务，但绝不任劳任怨的人；雍正是个大喜、大怒、大恩大怨都不遮饰的人……弑父、逼母、杀兄、屠弟、贪酒、好色、诛忠、任佞……什么“传位十四子”、“传位于四子”的传说，在雍正活着时，已是沸沸扬扬、满天下皆知的事了。这些事情并非稗官野史小说家言的发明——简单列举就大白了这么多，深层次挖掘，书里的“消息”就更多了。
由此可知雍正是个“不会事”的人，怒火填膺时什么话都说，对谁都说。说到能干苦干，他是第一流人物；推到深沉，他也是第一流的浅，浅得令人吃惊。乾隆口口声声最佩服“圣祖”康熙)，“以圣祖之法为法”，心理暗示必是不佩服父亲雍正，不肯“以雍正之法为法”。
爷孙两个雍雍穆穆圆融无间的关系。帷幕后头的有点“那个”，也就不言而喻了。
这部书还有点“尾声”。“反面教员”曾静、张熙多活了六年，到处去宣讲《大义觉迷录》。雍正去世，乾隆一登位便杀掉了他们。理由是雍正虽然仁慈，我却不能不孝，他们那样诋毁父亲，当然要杀掉他们。翻开《大义觉迷录》，雍正对此却早防了一手。他说要饶曾静，“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之”。
为了强调这一点，他还举了吕留良的例子，说康熙在世并不知还有个吕留良，若是康熙赦免了姓吕的，“朕亦自遵旨而曲宥其辜矣”。这爷孙俩到泉下见面，此案不知如何解法？公民意识，流氓皇帝种种有几篇是批《雍正王朝》电视剧的。与我干系戗多似少。总的意思很明了。皇帝是流氓。流氓才能当皇帝，说我在讴歌皇帝也即是讴歌专制——这使我想起袁世凯时的筹蜜六君子。任诸公笔伐口诛之。其中一篇《送你们回雍正王朝》中甚至把我好歹塞进“时光隧道”，盼着雍正的“血滴子”灭了吾辈拉倒。
我一向遵循的主意，拿起笔来老子天下第一，放下笔夹着尾巴做人。这个“拿笔”当然指的是文学创作，而不是像现在做的这种随感。倘使提笔写小说，那是要形象思维最大的开放的，蹑手蹑脚提心吊胆的、满腹狐疑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那样着笔，或为俗务所羁不能“第一”，一脑门子的心思油盐酱醋茶——这都是妨害“进人感觉”或“进入状态”的，“下笔如有鬼”，无论如何也写不好书。目中无物亦无人，是“天下第一”。倘放下了笔。这时候便是平民、凡人，一样的穿衣吃饭，一样的扑克弈棋，吃喝拉撒睡多不出什么也少不了一件，既是个平凡人，那也就不必装什么幌子了。
我喜欢随便。写完东西累了，或玩累了，穿着有点邋遢但却很适意的毛衣或衬衣到街上迢迢——幼年时候老师们骂是“大烟鬼子遛街狗”。“大烟鬼子”是没精神的意思，“遛街狗”是——谁都懂的吧？如今五十六了，过了知天命的日月了，奔“耳顺”了。套一句屈原的雅话“余幼好此闲遛兮，年既老而不衰”。现在五十多岁不兴说“老”，吃穿好了，满精神地遛，似乎是条好狗。
那日又出门转悠，忽然一个青年背后叫住了我。转脸看，是本地一家小书店的老板——常见面的老熟人。
他笑嘻嘻递给我一本《皇帝与流氓》说：“凌老师，上头有几篇文章和你有关——是批评你的，请你……”我这时候没有拿笔，只好赶紧满面笑容接过，夹起，付钱，然后回来展观拜读。拜读了后便晓得了，这本书并非专指我说话的，上中下三编之中，关系到鄙人的只有上编的一部分。其中宋先生的《信口开河二月河》是早已拜读过了的，其余的几篇倒是没有拜读过。自然“拜读”云云是场面话，老老实实说，实情真是没有“拜”，只是躺歪在那里看了看。与我无关的篇章，我拣了几篇有关太平天国的论文仔细看了，“有干”的都认真读了。
印象和感慨我都是有的。老实坦白地说，宋先生的文章我原先也还是有点“那个那个”——腹诽：你怎么可以根据小报串了味的报道人我以“罪”？但拜读了这本书另外几篇，忽又感悟，宋先生是对我笔下留情了。
起码没把我看成是“封建余孽”，是极平和的学术批评，而且我亦以为“信口开河”四字于小说家而言，也并非全然贬词(也许宋文本意是要贬的)。有几篇是批《雍正王朝》电视剧的，与我干系似多似少。总的意思很明了，皇帝是流氓，流氓才能当皇帝，说我在讴歌皇帝，也即是讴歌专制——这使我想起袁世凯时的筹安六君子，任诸公笔伐口诛之。其中一篇《送你们回雍正王朝》中甚至把我好歹塞进“时光隧道”，盼着雍正的“血滴子”灭了吾辈拉倒。
这么狠心哇!再一看，有几位竟没有读完“帝王系列”——姑且言之是帝王系列吧。我本是称它为“落霞系列”的——这不免一惊之后又扑哧一笑。幸亏是而今，而不是而往，若在而往之日，岂不是要“这回断送老头皮”了？待回过头来再看出版者语．我才又更进而恍然过来。原来是他们(出版者)要反对“臣民心态”。要反对“漫漫皇权路”，需要诛杀—批写“一幕幕皇帝高高在上颐指气使，臣民们匍匐在地诚惶诚恐的镜头”的文人。
我是被这些反对集权主义的斗士们，拿来作为嫌疑犯绑缚什么场执行什么什么了，而且连“验明正身”这道手续也免了。“本公民，而不是本百姓”的这位出版者，天幸只有笔而没有炮子儿。
这时我才明白，做个平凡的“老百姓”也是要“本公民”批评的，这才明白，“本公民”认为，写皇帝就是对“皇帝的歌功颂德”，而且“本公民”以为“得民心者得天下”也是荒谬的——就这样，他还以“清除专制”为己任!看来，我的“夹着尾巴做人”肯定不是公民意识，要竖起来才能算“不是老百姓而是本公民”了。但我无论如何夹尾巴．也还到不了这地步。我要写什么、怎样写，须得先请示一下《皇帝与流氓》出版者和里面一群文化三道头们。
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史，统绪之完整，世界仅见，这是无法回避的历史事实。记得在“文革”中有段时间，一批人以儒法斗争为主线，以农民起义为主体，想另搞一个“史”。结果讲来讲去，毕竟还是得说“东西汉两晋隋唐宋元明”——国家的主体就是皇权，皇权的核心就是皇帝，这谁都没办法。我们现在想当公民，当然念头极好，但这个不是喊口号游行一下就可解决了的。我们须得老实一点面对这个历史，去研究它、分析它，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它以怎样的形态存在，又将以怎样的形态消亡，是有规律可循、有章法可遵的，不是骂一声“妈的”就办的事。两千年的历史中，集权主义是主导，它也有个从积极进步到落后反动的过程。内中也有很多值得借鉴的事物，很多值得尊仰的人物。皇帝都是流氓这个看法我不赞同。倘有人指太白文艺出版社这本书的编辑以“本公民”指手画脚，是恶霸，我亦不赞同，道理是一样的。就是我的心思，就算他是皇帝——比如说刘邦，是有点流氓气的——他进成阳约法三章，安抚老百姓。“不是流氓”的项羽反而做不到。他的《大风歌》无论从意境到文字，在这本《皇帝与流氓》的一群作家里，没一个做得来。只要有利于当时的国计民生，推动发展当时的生产劳动，不管是皇帝，是百姓，或是公民，我看都应给他适当的肯定。
是雍正白说自道。文过饰非。然而．《大义觉选录》的史学和资料价值。我看是毋庸置疑的。
很多国外的读者只是耳闻其书，没有见过这部著作的原本。它的刊发和它的销毁，速度都是极快。几乎数月之间，全国所有的县府道省藩集学垣、训导教谕乃至生员孝廉，各个衙门及各个官员学人突然间人手一册。
如《四书》般成了必读书，大小坊间盈庭积楝印得铺天盖地。待雍正死后不久，乾隆突然下旨收缴销毁，于是又反过来操作一番，那销毁的劲头也是毫不逊色，虽不明言，也是当做逆书的规格来禁止的。现存的《大义觉迷录》，当是流到极深山野穷壤中去的，或者被不读书的穷人当灯台垫子用的也未可知。不经意保留了下来。
学界对这部书研究有年，大抵的结论是满纸谎言，是雍正自说自道，文过饰非。至于乾隆下令收版焚毁，则又说是因为暴露皇室秘史过甚，其中曾静、吕留良和严鸿逵的反清言论颇不避讳，有“泄露国家机密”之嫌。
参照看去，这两说有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味道。既是谎言，就无所谓“泄密”；泄密是真，那么本书就大体是实。然而，学界我看就是这样，只说“事儿”是怎样的，或者“我估计”是怎样怎样的，言来凿凿有据。听去依旧糊涂。比如这本书，我就懵懂：很多学者宁可相信《东华录》、《雍正档》、《年专辑》之类经了别人删削的春秋资料，却不肯相信雍正本人亲自述作的原始版本？曾静反清一案，发生在雍正六年(1728年)。这个湖南书生命弟子张熙投书川陕总督策反岳钟琪，事发被捕，收禁京师后，因为他的背逆言论激发了满朝文武的“忠君义愤”，一致主张“碎尸悬首”以谢天下。雍正却另有一份“出奇料理”，竟以帝皇之尊与这个土秀才攀谈问答，借尔口中话，言我心中事，成了这么一部千古奇书——在《雍正皇帝》小说里，这件事我几乎是实录了的。
《大义觉迷录》的史学和资料价值，我看是毋庸置疑的。起码比《清史稿》要生动翔实得多，更遑论《清稗类钞》、《野史大观》之类的书了。就我的浅薄阅历看来，一个人若是心无骨鲠之话，行无可议之为，学无欲表之见，思无绕床悲怀，吃饱了撑得发昏，突然从生计百忙之中抽空儿写书，那他肯定有病更别说他是日理万机的皇帝，何况他是政务忙得七荤八素的雍正!为了这书张扬周知，他下旨——……使将来后学新进之士，人人观览知悉。
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察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
他说的也真恳切，要读者“问天扪心，各发天良，详细自思之。朕之详悉剖示者，非好辩也”，求一个“天下后世自有公论”。这里头的无奈、愤懑、期盼、渴望，书中在在处处俯拾皆是。
外国我不敢说，综观中国从秦始皇起至辛亥革命，还没有见过如此一部自我辩谤书。我看这部书透露出雍正一朝及雍正皇帝本人生平政治活动的信息量，大大超过了所有有关资料的总和。然而，我不是从历史学家的眼光和角度去审量、考证它的。我找的是文学角度的故事和我对雍正的感觉。说实在话，我对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态度是怀着有保留的敬意的。更不能苟同这样一个“公式”：——封建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必定青面獠牙，或两面三刀满口柴胡；——雍正不可能以真诚示天下，一定假话连篇。
他在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的解释里，确实玩弄了一些花哨言辞。比如太阿交替之际，呼吸性命之间，他对父亲康熙，对阋墙兄弟的处事原则、亲情交往，都“光明正大”得叫人瞠目，活像孔子的头号弟子颜渊那般毫无瑕疵。康熙逝世后传位诏命、授受交接的事情，和其他资料的记载有“对不上卯”的情节。对清室“得统之正”的表述，分明在强词夺理，起初我读它时觉得新奇，再阅就疑窦丛生：你真个那么好？别人就那么差劲？继而再思，又复叹息，雍正只能说是个实干家，太老实了。
假使这书有另一个写法：雍正以治世之尊，选几名硕儒重臣来一番君臣晤对，话题绝不涉及宫闱秘闻，只谈“雍正改元，刷新吏治”的施政纲要。经过一番宵旰努力“振数百年颓风”的成就；打击朋党奸邪时不得已的苦心…-如此正面文章或称“圣心语白”，或叫“矜念苍生”之类的名目，堂皇颁之天下…”那结果肯定好了去。一句话，这书见小不见大，有点受冤媳妇儿叫街洗冤的味道，嚷嚷得天下都听见了，却都是他的家务事。
但作为小说家，这种做派可帮了我的大忙。据书中语气、缠绕家务的心理透视，明摆着的：雍正是个口似悬河、伶牙俐齿的人；雍正是个性格急躁的人；雍正是个孤芳自赏的人；雍正是个刻雹爱计较小是小非的人；雍正是个勤于政务，但绝不任劳任怨的人；雍正是个大喜、大怒、大恩大怨都不遮饰的人……弑父、逼母、杀兄、屠弟、贪酒、好色、诛忠、任佞……什么“传位十四子”、“传位于四子”的传说，在雍正活着时，已是沸沸扬扬、满天下皆知的事了。这些事情并非稗官野史小说家言的发明——简单列举就大白了这么多，深层次挖掘，书里的“消息”就更多了。
由此可知雍正是个“不会事”的人，怒火填膺时什么话都说，对谁都说。说到能干苦干，他是第一流人物；推到深沉，他也是第一流的浅，浅得令人吃惊。乾隆口口声声最佩服“圣祖”康熙)，“以圣祖之法为法”，心理暗示必是不佩服父亲雍正，不肯“以雍正之法为法”。
爷孙两个雍雍穆穆圆融无间的关系。帷幕后头的有点“那个”，也就不言而喻了。
这部书还有点“尾声”。“反面教员”曾静、张熙多活了六年，到处去宣讲《大义觉迷录》。雍正去世，乾隆一登位便杀掉了他们。理由是雍正虽然仁慈，我却不能不孝，他们那样诋毁父亲，当然要杀掉他们。翻开《大义觉迷录》，雍正对此却早防了一手。他说要饶曾静，“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之”。
为了强调这一点，他还举了吕留良的例子，说康熙在世并不知还有个吕留良，若是康熙赦免了姓吕的，“朕亦自遵旨而曲宥其辜矣”。这爷孙俩到泉下见面，此案不知如何解法？公民意识，流氓皇帝种种有几篇是批《雍正王朝》电视剧的。与我干系戗多似少。总的意思很明了。皇帝是流氓。流氓才能当皇帝，说我在讴歌皇帝也即是讴歌专制——这使我想起袁世凯时的筹蜜六君子。任诸公笔伐口诛之。其中一篇《送你们回雍正王朝》中甚至把我好歹塞进“时光隧道”，盼着雍正的“血滴子”灭了吾辈拉倒。
我一向遵循的主意，拿起笔来老子天下第一，放下笔夹着尾巴做人。这个“拿笔”当然指的是文学创作，而不是像现在做的这种随感。倘使提笔写小说，那是要形象思维最大的开放的，蹑手蹑脚提心吊胆的、满腹狐疑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那样着笔，或为俗务所羁不能“第一”，一脑门子的心思油盐酱醋茶——这都是妨害“进人感觉”或“进入状态”的，“下笔如有鬼”，无论如何也写不好书。目中无物亦无人，是“天下第一”。倘放下了笔。这时候便是平民、凡人，一样的穿衣吃饭，一样的扑克弈棋，吃喝拉撒睡多不出什么也少不了一件，既是个平凡人，那也就不必装什么幌子了。
我喜欢随便。写完东西累了，或玩累了，穿着有点邋遢但却很适意的毛衣或衬衣到街上迢迢——幼年时候老师们骂是“大烟鬼子遛街狗”。“大烟鬼子”是没精神的意思，“遛街狗”是——谁都懂的吧？如今五十六了，过了知天命的日月了，奔“耳顺”了。套一句屈原的雅话“余幼好此闲遛兮，年既老而不衰”。现在五十多岁不兴说“老”，吃穿好了，满精神地遛，似乎是条好狗。
那日又出门转悠，忽然一个青年背后叫住了我。转脸看，是本地一家小书店的老板——常见面的老熟人。
他笑嘻嘻递给我一本《皇帝与流氓》说：“凌老师，上头有几篇文章和你有关——是批评你的，请你……”我这时候没有拿笔，只好赶紧满面笑容接过，夹起，付钱，然后回来展观拜读。拜读了后便晓得了，这本书并非专指我说话的，上中下三编之中，关系到鄙人的只有上编的一部分。其中宋先生的《信口开河二月河》是早已拜读过了的，其余的几篇倒是没有拜读过。自然“拜读”云云是场面话，老老实实说，实情真是没有“拜”，只是躺歪在那里看了看。与我无关的篇章，我拣了几篇有关太平天国的论文仔细看了，“有干”的都认真读了。
印象和感慨我都是有的。老实坦白地说，宋先生的文章我原先也还是有点“那个那个”——腹诽：你怎么可以根据小报串了味的报道人我以“罪”？但拜读了这本书另外几篇，忽又感悟，宋先生是对我笔下留情了。
起码没把我看成是“封建余孽”，是极平和的学术批评，而且我亦以为“信口开河”四字于小说家而言，也并非全然贬词(也许宋文本意是要贬的)。有几篇是批《雍正王朝》电视剧的，与我干系似多似少。总的意思很明了，皇帝是流氓，流氓才能当皇帝，说我在讴歌皇帝，也即是讴歌专制——这使我想起袁世凯时的筹安六君子，任诸公笔伐口诛之。其中一篇《送你们回雍正王朝》中甚至把我好歹塞进“时光隧道”，盼着雍正的“血滴子”灭了吾辈拉倒。
这么狠心哇!再一看，有几位竟没有读完“帝王系列”——姑且言之是帝王系列吧。我本是称它为“落霞系列”的——这不免一惊之后又扑哧一笑。幸亏是而今，而不是而往，若在而往之日，岂不是要“这回断送老头皮”了？待回过头来再看出版者语．我才又更进而恍然过来。原来是他们(出版者)要反对“臣民心态”。要反对“漫漫皇权路”，需要诛杀—批写“一幕幕皇帝高高在上颐指气使，臣民们匍匐在地诚惶诚恐的镜头”的文人。
我是被这些反对集权主义的斗士们，拿来作为嫌疑犯绑缚什么场执行什么什么了，而且连“验明正身”这道手续也免了。“本公民，而不是本百姓”的这位出版者，天幸只有笔而没有炮子儿。
这时我才明白，做个平凡的“老百姓”也是要“本公民”批评的，这才明白，“本公民”认为，写皇帝就是对“皇帝的歌功颂德”，而且“本公民”以为“得民心者得天下”也是荒谬的——就这样，他还以“清除专制”为己任!看来，我的“夹着尾巴做人”肯定不是公民意识，要竖起来才能算“不是老百姓而是本公民”了。但我无论如何夹尾巴．也还到不了这地步。我要写什么、怎样写，须得先请示一下《皇帝与流氓》出版者和里面一群文化三道头们。
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史，统绪之完整，世界仅见，这是无法回避的历史事实。记得在“文革”中有段时间，一批人以儒法斗争为主线，以农民起义为主体，想另搞一个“史”。结果讲来讲去，毕竟还是得说“东西汉两晋隋唐宋元明”——国家的主体就是皇权，皇权的核心就是皇帝，这谁都没办法。我们现在想当公民，当然念头极好，但这个不是喊口号游行一下就可解决了的。我们须得老实一点面对这个历史，去研究它、分析它，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它以怎样的形态存在，又将以怎样的形态消亡，是有规律可循、有章法可遵的，不是骂一声“妈的”就办的事。两千年的历史中，集权主义是主导，它也有个从积极进步到落后反动的过程。内中也有很多值得借鉴的事物，很多值得尊仰的人物。皇帝都是流氓这个看法我不赞同。倘有人指太白文艺出版社这本书的编辑以“本公民”指手画脚，是恶霸，我亦不赞同，道理是一样的。就是我的心思，就算他是皇帝——比如说刘邦，是有点流氓气的——他进成阳约法三章，安抚老百姓。“不是流氓”的项羽反而做不到。他的《大风歌》无论从意境到文字，在这本《皇帝与流氓》的一群作家里，没一个做得来。只要有利于当时的国计民生，推动发展当时的生产劳动，不管是皇帝，是百姓，或是公民，我看都应给他适当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