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15章 子弹穿过头颅（十二）
四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我从医院取药品回來，突然不见了他的踪影。我急坏了，满院子找，都说沒看见。住8号楼的胡德平老将军拦住我，惋惜地说， 我看老韩活不过今年了。小伙子别急，他今天不会有事的。他能去哪里？你去山上找找看。胡老的话提醒了我，我飞奔着往山上爬，好几次滑倒在地，肘部和膝盖摔出了血，疼得我眼冒火星。我跑到南坡的陵园，果然看到了他的背影。他坐在一座墓基上，双臂死死抱住一块石碑，像溺水的人抱住一捆稻草－－他居然脸贴着石碑睡着了，晶亮的涎水把铭文都打湿了一片。我摇醒他，他把右手放在头顶上，口齿含混地说这是在哪里，我的脑袋还在吗？
这是他最后一次上山。谁也弄不清他是怎么爬上來的，犹如神助一般，他竟然沒有摔伤。回去的时候，于所长派來两名警卫战士，我们三人轮流背着他，好歹才把他护送下山。
我嗅到了死亡的气息。回到家后，我偷偷落了泪。当天傍晚，就和于所长一起把他送进了医院。从此，他再也沒能回到7号楼。
院方提出让家属陪床，于所长打电话把他的儿子韩军叫了來。韩军磨磨蹭蹭來到后，面无表情地在他父亲的病床前踱了一会步。韩天成正在昏睡，并不知道儿子來看他。
1975年底，22岁的韩军涉嫌卷入一起流氓案，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当时宋燕玲还在“靠边站”，她把电话打到韩天成在外地的军部，要他回省城一趟，找人把儿子办出來。她说，同时卷入那个案子的好几个有后台的嫌疑人都溜了，凭什么光抓韩军，你作为堂堂一军之长，不能袖手旁观。韩天成却一听就火了，说他干别的我原谅，乱搞女人绝对不可原谅，他是自作自受。儿子天天跟你在一起，你也有责任。话沒说完，就把电话扔了。结果韩军被判五年徒刑。他们父子之间的芥蒂就是这时形成的。干休所人人都知道这事。
韩军把于所长叫到走廊上，有点动情地说：“我爸在战争年代作战勇敢，出生入死，多次负伤，屡立战功，解放后又致力于我军现代化建设，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做人正派，不搞腐化，像这样的高级干部，实在不多。他把一生都献给了党，最后时刻，就得靠党派人來侍候他，我想我的要求一点都不过分。”
韩军一席话，说得于所长张口结舌，无言以对。我站在一边，心想把那段话的后面几句去掉，就可以作为一篇简短的悼词。韩军说完后头也不回地走了。看他决绝的样子，恐怕他永远不想和他的父亲和解了。于所长脸色铁青，对着空荡荡的走廊说：“怎么啦？你以为组织上不管吗？当然要管！不但要管，而且还要管好！”
于所长和我商量，说让我先顶一阵，他再派人來顶替我，保证不会耽误我参加考试。我点头同意。后來于所长到底沒派人來，这样我就一直陪伴韩天成，直至他生命终结。
其实高干病房条件不错，老头住里间，我住外间，每天都可以洗热水澡；医院还时不时派个护士帮帮我，而且不用做饭，我觉得比在干休所时还轻松。有个叫黄涛的小护士见我有空就捧读课本，说：“有韩老英雄保佑，小韩你会考上军校的。”这话说得我心花怒放。望着她姣好的姿容，我的身体竟然不争气地躁动起來。我的脸红了。
在韩天成最后的日子里，宋燕玲倒是表现出了她宽广的胸怀。她隔三差五來医院探望，有时陪丈夫说几句话，有时啥也不说，就坐在床头，握住男人的手，看他休息。这一对沒有摘到爱情果实的革命者，最后时刻焕发出的桑榆之情，算是给他们的往昔岁月做了一点补偿。
韩天成断断续续对我谈了他对后事的要求。他说他过世之后，不要把骨灰盒放进凤凰山上的纪念堂，存在哪里沒用，白占地方，多少多少年后，谁还记得他？要把它葬在家乡的土地上，找个僻静处，拢一堆黄土，足矣。和土地在一起，他的灵魂才会踏实。又说他有个祖先，年轻时在外地做官，告老还乡后又做起振兴家业的梦，其实是害了后代。他从沒做过这样的梦，只想百年之后把这把老骨头运回去，他从那里來，再回那里去，顺理成章。还说他的存款要建一所育英小学。他让我捡重要的记下來，向组织上汇报。
最后他对我说：“起子，将來你也要这样做，不管你当多大的官。”
这天我回干休所取东西，见7号楼换装了崭新的铁门，韩军和他老婆艳芳正拿着皮尺丈量房间。我明白了，他们是趁老爹还有一口气，先把房子占下來，以免被干休所收走。我看到老头用來盛放存款折的一个小抽屉也被撬开了，心里颇不痛快。韩军扔给我一支烟，说：“我父亲从沒为我着想过，他是个不称职的父亲。他自己也承认这点。我给他做了四十多年儿子，得到的报酬就是这栋老房子和这点钱。和别人比比，多吗？不多。真不多！”
韩军非要拉我坐下聊聊。客厅里的破沙发已被弄走，我们只好盘腿坐在水泥地上。韩军说，是战争使父亲变得冷酷了。父亲最大的悲剧是不会遗忘，战争早已结束，他却仍然沉湎其中，可看看人家，谁还老念叨过去？眼前的事还忙不过來呢！巴顿有一句话说得好－－一个将军，最好是在最后一场战斗中被最后一颗子弹打死……韩军又扔给我一支烟，替我点上，说：“小韩，不管怎么说，我和我母亲确实非常感激你，你照顾了他一年多。”
我说：“我和首长都是老韩家的后代，几百年前一个祖宗，照顾他是份内的事。再说，又是组织安排的，是我的本职工作，不需要感激。”
离开韩军，我首先想到，老头建育英小学的愿望已不可能实现。向组织上汇报他的遗愿时，我擅自做主，把关于遗产一项的处理要求悄悄抹去。
这期间还有一个不幸的消息，我的朋友林建明东窗事发，他和赵冬在一个咖啡馆约会时被捉住。其实他们的事领导早有察觉。士兵玩这种游戏等于玩火，林建明不是不知道，他实在是昏了头。结果他受到严重警告处分，被调出机关大院，派往东部山区的一个守备团继续站岗放哨，而且他参加全军统考的资格也被取消。赵冬则因为有人说情，暂时不作处理，等待年底复员。
林建明來医院向我告别时神色惨淡。他说他不后悔，他毕竟爱过，他爱赵冬，赵冬也爱他，这就够了。他们把一段真挚的爱情故事留给军营，让后來者咀嚼吧。他说这些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他和赵冬不会再有什么结果了。我送他下楼，在楼梯拐角处，他拥抱了我一下。这种重于泰山的战友情谊竟使我们有了诀别的感受。
韩天成是在六月下旬的一天深夜走的，走时很安详，死因是心脏衰竭。他沒有惊动任何人，当时外面下着小雨，大家都在睡觉。我最先发现的。我做了个梦，梦见有个黑衣人在往悬崖下面推他，他也不反抗，任由那个黑衣人往下推。我突然就醒了，光脚跑到他床前伸手一试，他已经停止了呼吸。我看到他微微皱着眉，右手的食指和中指紧紧扣着太阳穴，像一个智者在思考。但我更倾向于认为，这个姿式像自戕动作。从此，这个画面长久地留在了我的脑海里。
医生费了好大劲才把他的手拿开。
追悼会那天，來了很多人，光小轿车就摆了一大片。一位中将致悼词时，我负责搀扶宋燕玲。我感觉到了她的颤抖。于所长跑上跑下，衣服都湿透了。这个会开完，紧接着还要开一个，参加这个会的大多数人要留下來，对另一个亡灵进行追悼。被追悼者是住8号楼的军区原副参谋长胡德平老将军， 胡老几天前的夜里突发大面积心梗，当即死亡。
这是他最后一次上山。谁也弄不清他是怎么爬上來的，犹如神助一般，他竟然沒有摔伤。回去的时候，于所长派來两名警卫战士，我们三人轮流背着他，好歹才把他护送下山。
我嗅到了死亡的气息。回到家后，我偷偷落了泪。当天傍晚，就和于所长一起把他送进了医院。从此，他再也沒能回到7号楼。
院方提出让家属陪床，于所长打电话把他的儿子韩军叫了來。韩军磨磨蹭蹭來到后，面无表情地在他父亲的病床前踱了一会步。韩天成正在昏睡，并不知道儿子來看他。
1975年底，22岁的韩军涉嫌卷入一起流氓案，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当时宋燕玲还在“靠边站”，她把电话打到韩天成在外地的军部，要他回省城一趟，找人把儿子办出來。她说，同时卷入那个案子的好几个有后台的嫌疑人都溜了，凭什么光抓韩军，你作为堂堂一军之长，不能袖手旁观。韩天成却一听就火了，说他干别的我原谅，乱搞女人绝对不可原谅，他是自作自受。儿子天天跟你在一起，你也有责任。话沒说完，就把电话扔了。结果韩军被判五年徒刑。他们父子之间的芥蒂就是这时形成的。干休所人人都知道这事。
韩军把于所长叫到走廊上，有点动情地说：“我爸在战争年代作战勇敢，出生入死，多次负伤，屡立战功，解放后又致力于我军现代化建设，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做人正派，不搞腐化，像这样的高级干部，实在不多。他把一生都献给了党，最后时刻，就得靠党派人來侍候他，我想我的要求一点都不过分。”
韩军一席话，说得于所长张口结舌，无言以对。我站在一边，心想把那段话的后面几句去掉，就可以作为一篇简短的悼词。韩军说完后头也不回地走了。看他决绝的样子，恐怕他永远不想和他的父亲和解了。于所长脸色铁青，对着空荡荡的走廊说：“怎么啦？你以为组织上不管吗？当然要管！不但要管，而且还要管好！”
于所长和我商量，说让我先顶一阵，他再派人來顶替我，保证不会耽误我参加考试。我点头同意。后來于所长到底沒派人來，这样我就一直陪伴韩天成，直至他生命终结。
其实高干病房条件不错，老头住里间，我住外间，每天都可以洗热水澡；医院还时不时派个护士帮帮我，而且不用做饭，我觉得比在干休所时还轻松。有个叫黄涛的小护士见我有空就捧读课本，说：“有韩老英雄保佑，小韩你会考上军校的。”这话说得我心花怒放。望着她姣好的姿容，我的身体竟然不争气地躁动起來。我的脸红了。
在韩天成最后的日子里，宋燕玲倒是表现出了她宽广的胸怀。她隔三差五來医院探望，有时陪丈夫说几句话，有时啥也不说，就坐在床头，握住男人的手，看他休息。这一对沒有摘到爱情果实的革命者，最后时刻焕发出的桑榆之情，算是给他们的往昔岁月做了一点补偿。
韩天成断断续续对我谈了他对后事的要求。他说他过世之后，不要把骨灰盒放进凤凰山上的纪念堂，存在哪里沒用，白占地方，多少多少年后，谁还记得他？要把它葬在家乡的土地上，找个僻静处，拢一堆黄土，足矣。和土地在一起，他的灵魂才会踏实。又说他有个祖先，年轻时在外地做官，告老还乡后又做起振兴家业的梦，其实是害了后代。他从沒做过这样的梦，只想百年之后把这把老骨头运回去，他从那里來，再回那里去，顺理成章。还说他的存款要建一所育英小学。他让我捡重要的记下來，向组织上汇报。
最后他对我说：“起子，将來你也要这样做，不管你当多大的官。”
这天我回干休所取东西，见7号楼换装了崭新的铁门，韩军和他老婆艳芳正拿着皮尺丈量房间。我明白了，他们是趁老爹还有一口气，先把房子占下來，以免被干休所收走。我看到老头用來盛放存款折的一个小抽屉也被撬开了，心里颇不痛快。韩军扔给我一支烟，说：“我父亲从沒为我着想过，他是个不称职的父亲。他自己也承认这点。我给他做了四十多年儿子，得到的报酬就是这栋老房子和这点钱。和别人比比，多吗？不多。真不多！”
韩军非要拉我坐下聊聊。客厅里的破沙发已被弄走，我们只好盘腿坐在水泥地上。韩军说，是战争使父亲变得冷酷了。父亲最大的悲剧是不会遗忘，战争早已结束，他却仍然沉湎其中，可看看人家，谁还老念叨过去？眼前的事还忙不过來呢！巴顿有一句话说得好－－一个将军，最好是在最后一场战斗中被最后一颗子弹打死……韩军又扔给我一支烟，替我点上，说：“小韩，不管怎么说，我和我母亲确实非常感激你，你照顾了他一年多。”
我说：“我和首长都是老韩家的后代，几百年前一个祖宗，照顾他是份内的事。再说，又是组织安排的，是我的本职工作，不需要感激。”
离开韩军，我首先想到，老头建育英小学的愿望已不可能实现。向组织上汇报他的遗愿时，我擅自做主，把关于遗产一项的处理要求悄悄抹去。
这期间还有一个不幸的消息，我的朋友林建明东窗事发，他和赵冬在一个咖啡馆约会时被捉住。其实他们的事领导早有察觉。士兵玩这种游戏等于玩火，林建明不是不知道，他实在是昏了头。结果他受到严重警告处分，被调出机关大院，派往东部山区的一个守备团继续站岗放哨，而且他参加全军统考的资格也被取消。赵冬则因为有人说情，暂时不作处理，等待年底复员。
林建明來医院向我告别时神色惨淡。他说他不后悔，他毕竟爱过，他爱赵冬，赵冬也爱他，这就够了。他们把一段真挚的爱情故事留给军营，让后來者咀嚼吧。他说这些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他和赵冬不会再有什么结果了。我送他下楼，在楼梯拐角处，他拥抱了我一下。这种重于泰山的战友情谊竟使我们有了诀别的感受。
韩天成是在六月下旬的一天深夜走的，走时很安详，死因是心脏衰竭。他沒有惊动任何人，当时外面下着小雨，大家都在睡觉。我最先发现的。我做了个梦，梦见有个黑衣人在往悬崖下面推他，他也不反抗，任由那个黑衣人往下推。我突然就醒了，光脚跑到他床前伸手一试，他已经停止了呼吸。我看到他微微皱着眉，右手的食指和中指紧紧扣着太阳穴，像一个智者在思考。但我更倾向于认为，这个姿式像自戕动作。从此，这个画面长久地留在了我的脑海里。
医生费了好大劲才把他的手拿开。
追悼会那天，來了很多人，光小轿车就摆了一大片。一位中将致悼词时，我负责搀扶宋燕玲。我感觉到了她的颤抖。于所长跑上跑下，衣服都湿透了。这个会开完，紧接着还要开一个，参加这个会的大多数人要留下來，对另一个亡灵进行追悼。被追悼者是住8号楼的军区原副参谋长胡德平老将军， 胡老几天前的夜里突发大面积心梗，当即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