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九章 我们，为请假条而奋斗（1）
请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此时此刻，我们两人静静坐着，颇有王八看绿豆—大眼瞪小眼的趋向。
“……”
“……”
“额……告诉你我从上海成功转到你学校啦！”
“真的？转学考核你全过了？那我们岂不是又成同学了。”
“嗯…！”
就在我和红月的故事刚刚拉开帷幕，正待进一步发展剧情之时，新学期的开学考试却再一次奏响序曲，使得我再次陷入茫然。
这学期开设的课程理论性逻辑性较强，难度较之以往有所增强，我分析了这些课程的特点后得出结论，如果平日里没有上课认真听讲，课后独立完成作业，只想在考前突击成功，简直就是异想天开。
所以，当木卫荷受萧枫之托拉着我去教室复习的时候，我以发烧为借口，呆在宿舍与欧阳天思索对付考试的良策妙计，与其正面交锋后溃败而逃，不如独辟蹊径，另寻它法。
至于红月和我的情况不一样，尽管她以前参加的是理工类高考，但所学专业更偏近文科，以概念、常识为主，并不需要逻辑推理和复杂计算，考试前稍背即过，所以她这学期并没有用功学习，她在某些方面已深受我的影响。但她仍然能够无须尽力表现就给老师留下她是班里为数不多的几个好学生之一的印象。
对此我深感愤愤，因为我无论如何竭力把自己好的方面表现给老师看，他们都会斩钉截铁、理所当然地把我划分为学习态度不端正的学生行列之内，我不知原因何在，红月一语道破天机：这是一个人的气质问题。
不知道气质这东西是与生俱来的还是需要后天的不懈努力，如若可以改变它，我一定要对它精雕细琢、打磨抛光、抹油上蜡，条件允许下，我还要将它置于真空中，以防被空气中的粉尘颗粒和有害气体沾染，否则我将被混淆是非、不辨真伪的人以貌取了人，无论我怎样申辩“我是无辜的”，也不能避免他们不问青红皂白便将我一闷棍打死的悲惨结局。
我和欧阳天对待考试问题可谓英雄所见略同，我们一致认为，只有缓考两门方可获得一线生机，否则必将全军覆没。
我们把缓考的科目初定为高数和英语，其他科目只需通过一半即可免遭“重修”危险，我们可以将时间集中扑在有通过可能的科目上，做到有的放矢，不打无准备之仗。
办理缓考是一件令我们头疼不已的事情，我们要殚精竭虑地想办法开出请假条，欧阳天已经让他故去的姥爷又告别了一次人世，这回我们想不到更好的办法开事假条，校医院的大夫们考试前接到教务处的通知：
警惕学生为逃避考试而假装生病，试图非法获得医院允许其卧床休息的特权。所以，凡是头疼感冒、食欲不振、咳嗽痛经、低于37。5度的发烧，无论真假，均不在给予开假条的范畴之列。此消息一经传出，便引得怨声载道，叫苦漫骂声不绝于耳。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无论学校怎么猛烈地围剿，我们还是能够突出重围，险象还生。我和欧阳天各披上一件大衣，装出发烧严重，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为此我们多日没有洗脸），去校医院就诊。
大夫发给我们人手一支温度计，叫我们坐到角落量体温，我们趁他给另一病人量血压的时候，将温度计放在早已被我们藏于怀中的热袋奶上，我的头脑中立即出现了水银汞柱由于温度骤增而加速上升的画面。
几分钟后，大夫叫我们进去，我在把温度计交给大夫之前自己先看了一眼：我靠，42。1度，这怎么可能！我轻轻甩动手腕，水银汞柱停留在40。2度的位置，这还差不多。
我表现出无精打采的样子，将温度计交到大夫手里，她接过后看了说：“病得不轻，好好养病，别考试了。”
我遗憾地说：“哎，只好如此了。”
就这样，我和欧阳天开到了可以办理缓考的第一张假条。
当同学们正废寝忘食地为高数的考试做准备的时候，我和欧阳天开始着手办理英语的缓考假条。
上次已经使用过发烧的伎俩，如果我们再将热袋奶夹在胳膊下面去看内科的话，大夫定会认为我们的高烧不退是由肺炎引起，她会先用听诊器沿着我的前胸后背一阵胡乱翻腾，然后给我开一打儿青霉素和六瓶葡萄糖，叫我早晚各一次到医院输液，并叮嘱我不要迟到。
打针是我较为恐惧的事情。我认为打针的治疗方式对人体异常残酷，在正式进行之前，大夫会让你褪去裤子的一角，露出碗口大的一块屁股肉，这个尺寸一定要把握得当，否则的话，褪少了大夫会一针扎在你的腰上，使得你一个星期无法走路，褪多了女大夫会骂你是臭流氓，男大夫会说你有同 性 恋倾向。
当你褪下裤子，伏在床上等待大夫对你下手之际，大夫却有条不紊地将药水吸入针管，用酒精和碘酒在你裸露的皮肤上面擦拭，这种凉飕飕的感觉会使你不寒而栗，擦拭时间越长，你就越感到恐怖。
我通常在酒精棉球触及皮肤的一刹那身体紧绷，屁股上的肉收缩成一小团，仔细观察的话还会发现，这里的肉正在微微跳跃，也就是痉挛，大夫看到我的反应后会说：“放松，我还没扎呢！”她越是让我放松 ，我就越是紧张，以至于她扎了两下仍没能扎进去。
大夫将针扎入身体之前，我们最好回头看看她是否将针管中的空气推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当大夫将那根锋利的金属不锈钢小针扎入皮肤时，我总会为之一震地闭上眼睛，咬紧牙关，双手死死揪住医院的床单或攥住自己的裤腰带。那根金属小针在一层层皮下脂肪和各种组织中间挤出一条缝隙，得以进一步深入，随着大夫大拇指向下压迫活塞的运动，一股液体顺着那根小针流出，汇入身体，向四面八方流去，随之而来的便是阵痛，大夫为了不让疼痛只发生在一个方向，她会甩动手腕调整针头方向。
我曾在等候打针的时候亲眼目睹大夫将针头在一名男子的屁股上面锄来锄去，像是农民在翻地，结束前，大夫一抬手腕，那根银光闪闪的利器便从那人屁股中一拔而出，闪动着幽亮的光泽。看过后，我迈开颤颤巍巍的双腿，在大夫叫我脱去裤子趴在床上之前逃离了医院。
所以，曾有的不快乐记忆使我在面临打针时的态度总是退避三舍。
内科已不再属于我和欧阳天就诊范畴之内；我们尚未到去脑科看老年痴呆的年纪；牙科和皮肤科显然开不出能够办理缓考的假条；我们即使缠着绷带、打上石膏、架起双拐去看骨科，也会在X光前将真相暴露无遗；耳鼻喉科不会因为耳屎过多、鼻子不通气或嗓子卡了鱼刺就给我们开出假条；去妇科看病更不可能。既然如此，我们只好将焦点对准肠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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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此刻，我们两人静静坐着，颇有王八看绿豆—大眼瞪小眼的趋向。
“……”
“……”
“额……告诉你我从上海成功转到你学校啦！”
“真的？转学考核你全过了？那我们岂不是又成同学了。”
“嗯…！”
就在我和红月的故事刚刚拉开帷幕，正待进一步发展剧情之时，新学期的开学考试却再一次奏响序曲，使得我再次陷入茫然。
这学期开设的课程理论性逻辑性较强，难度较之以往有所增强，我分析了这些课程的特点后得出结论，如果平日里没有上课认真听讲，课后独立完成作业，只想在考前突击成功，简直就是异想天开。
所以，当木卫荷受萧枫之托拉着我去教室复习的时候，我以发烧为借口，呆在宿舍与欧阳天思索对付考试的良策妙计，与其正面交锋后溃败而逃，不如独辟蹊径，另寻它法。
至于红月和我的情况不一样，尽管她以前参加的是理工类高考，但所学专业更偏近文科，以概念、常识为主，并不需要逻辑推理和复杂计算，考试前稍背即过，所以她这学期并没有用功学习，她在某些方面已深受我的影响。但她仍然能够无须尽力表现就给老师留下她是班里为数不多的几个好学生之一的印象。
对此我深感愤愤，因为我无论如何竭力把自己好的方面表现给老师看，他们都会斩钉截铁、理所当然地把我划分为学习态度不端正的学生行列之内，我不知原因何在，红月一语道破天机：这是一个人的气质问题。
不知道气质这东西是与生俱来的还是需要后天的不懈努力，如若可以改变它，我一定要对它精雕细琢、打磨抛光、抹油上蜡，条件允许下，我还要将它置于真空中，以防被空气中的粉尘颗粒和有害气体沾染，否则我将被混淆是非、不辨真伪的人以貌取了人，无论我怎样申辩“我是无辜的”，也不能避免他们不问青红皂白便将我一闷棍打死的悲惨结局。
我和欧阳天对待考试问题可谓英雄所见略同，我们一致认为，只有缓考两门方可获得一线生机，否则必将全军覆没。
我们把缓考的科目初定为高数和英语，其他科目只需通过一半即可免遭“重修”危险，我们可以将时间集中扑在有通过可能的科目上，做到有的放矢，不打无准备之仗。
办理缓考是一件令我们头疼不已的事情，我们要殚精竭虑地想办法开出请假条，欧阳天已经让他故去的姥爷又告别了一次人世，这回我们想不到更好的办法开事假条，校医院的大夫们考试前接到教务处的通知：
警惕学生为逃避考试而假装生病，试图非法获得医院允许其卧床休息的特权。所以，凡是头疼感冒、食欲不振、咳嗽痛经、低于37。5度的发烧，无论真假，均不在给予开假条的范畴之列。此消息一经传出，便引得怨声载道，叫苦漫骂声不绝于耳。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无论学校怎么猛烈地围剿，我们还是能够突出重围，险象还生。我和欧阳天各披上一件大衣，装出发烧严重，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为此我们多日没有洗脸），去校医院就诊。
大夫发给我们人手一支温度计，叫我们坐到角落量体温，我们趁他给另一病人量血压的时候，将温度计放在早已被我们藏于怀中的热袋奶上，我的头脑中立即出现了水银汞柱由于温度骤增而加速上升的画面。
几分钟后，大夫叫我们进去，我在把温度计交给大夫之前自己先看了一眼：我靠，42。1度，这怎么可能！我轻轻甩动手腕，水银汞柱停留在40。2度的位置，这还差不多。
我表现出无精打采的样子，将温度计交到大夫手里，她接过后看了说：“病得不轻，好好养病，别考试了。”
我遗憾地说：“哎，只好如此了。”
就这样，我和欧阳天开到了可以办理缓考的第一张假条。
当同学们正废寝忘食地为高数的考试做准备的时候，我和欧阳天开始着手办理英语的缓考假条。
上次已经使用过发烧的伎俩，如果我们再将热袋奶夹在胳膊下面去看内科的话，大夫定会认为我们的高烧不退是由肺炎引起，她会先用听诊器沿着我的前胸后背一阵胡乱翻腾，然后给我开一打儿青霉素和六瓶葡萄糖，叫我早晚各一次到医院输液，并叮嘱我不要迟到。
打针是我较为恐惧的事情。我认为打针的治疗方式对人体异常残酷，在正式进行之前，大夫会让你褪去裤子的一角，露出碗口大的一块屁股肉，这个尺寸一定要把握得当，否则的话，褪少了大夫会一针扎在你的腰上，使得你一个星期无法走路，褪多了女大夫会骂你是臭流氓，男大夫会说你有同 性 恋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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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通常在酒精棉球触及皮肤的一刹那身体紧绷，屁股上的肉收缩成一小团，仔细观察的话还会发现，这里的肉正在微微跳跃，也就是痉挛，大夫看到我的反应后会说：“放松，我还没扎呢！”她越是让我放松 ，我就越是紧张，以至于她扎了两下仍没能扎进去。
大夫将针扎入身体之前，我们最好回头看看她是否将针管中的空气推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当大夫将那根锋利的金属不锈钢小针扎入皮肤时，我总会为之一震地闭上眼睛，咬紧牙关，双手死死揪住医院的床单或攥住自己的裤腰带。那根金属小针在一层层皮下脂肪和各种组织中间挤出一条缝隙，得以进一步深入，随着大夫大拇指向下压迫活塞的运动，一股液体顺着那根小针流出，汇入身体，向四面八方流去，随之而来的便是阵痛，大夫为了不让疼痛只发生在一个方向，她会甩动手腕调整针头方向。
我曾在等候打针的时候亲眼目睹大夫将针头在一名男子的屁股上面锄来锄去，像是农民在翻地，结束前，大夫一抬手腕，那根银光闪闪的利器便从那人屁股中一拔而出，闪动着幽亮的光泽。看过后，我迈开颤颤巍巍的双腿，在大夫叫我脱去裤子趴在床上之前逃离了医院。
所以，曾有的不快乐记忆使我在面临打针时的态度总是退避三舍。
内科已不再属于我和欧阳天就诊范畴之内；我们尚未到去脑科看老年痴呆的年纪；牙科和皮肤科显然开不出能够办理缓考的假条；我们即使缠着绷带、打上石膏、架起双拐去看骨科，也会在X光前将真相暴露无遗；耳鼻喉科不会因为耳屎过多、鼻子不通气或嗓子卡了鱼刺就给我们开出假条；去妇科看病更不可能。既然如此，我们只好将焦点对准肠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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