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卷 克罗地亚丁
在西方政治经济学中的“没落国家”的各项指标，“人才流失”单列以突出其重要性。实际上所谓世界强国首先是人才强国。二战刚结束之时，西欧需要的是粗放简单的劳动力，东欧技术含量低的大量劳工涌入，到了七十和八十年代，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有了变化，东欧南斯拉夫移民主体不再是工人农民，新移民群体具有精英性质，呈现了高技术和高学历的特点，其中不少还是腰缠万贯的新贵。和他们一同离去的是，一个成长中国家所需要的技术，财富，能量，乃至变革的信心。对于这样的移民，南斯拉夫是人财两空，而西欧是多多益善。精英移民带走了知识和头脑，以及在经济开放的南斯拉夫原始积累的资本，获取西方国家国籍以后，把儿女安顿在国外，部分商贾重返故国博弈，西方作为后方，而熟门熟路的祖国成了冒险家乐土。
无论在贝尔格莱德，萨拉热窝还是萨格勒布，到处都可以见到许多酒店，夜总会和企业，均是海归南斯拉夫侨民兴办，当然有益于南斯拉夫的税收和就业，但是财富中的大部分，最终还是随着主人流向西方。自从二战以来，南斯拉夫成为东欧最大移民输出国，曾经成为国家开放的骄傲和标志，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走出国门，为西方世界作嫁衣裳。过了四十年以后，接纳大量移民的西方经济如日中天，出口移民的南斯拉夫还是三流国家。
后来东欧社会主义大家庭陨落，表面风光实际积弱的南斯拉夫联盟，一夜之间失去屏障，九十年代最终分崩离析，苦心经营一辈子的铁托如果天上有灵，必定痛心疾首。铁托在世之时，对苏联老大哥离经叛道，颇受西方世界青睐赏识，但是西方没有因此心慈手软，没有丝毫忘却地缘战略，无论如何进化，原始残忍的丛林规则，从来支配人类的国际政治生态，没有例外。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把政治归结为伦理道德，认为政治的最高目标，是为了使人和社会达到最高的道德境界，中国古代主流哲学家认为政治精英之职“莫大于礼也”，也就是同样的意思，所以资治通鉴说过，“孔子欲先正名，以为名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
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时期，南斯拉夫政治上的标新立异和自由化，虽然给国家带来一时的经济繁荣，但是它事实上摒弃原先意识形态的同时，又没有系统地认同西方的普世价值观，最后掉进了纯粹从功利出发的实用主义陷阱，人们成了庸俗的经济动物，所谓“周道日衰，纲纪散坏，礼之大体，什丧七八矣”，由于成了世俗化的经济机器，国家也就渐渐地失去了政治的内涵，后来南斯拉夫联盟的崩溃和消亡，有人归结为民族矛盾，或强调西方列强的肢解，实际上究其内因，应了中国古圣人的一句话：“政亡，则国家从之。”
求金牌、求收藏、求推荐、求点击、求评论、求红包、求礼物，各种求，有什么要什么，都砸过来吧！
无论在贝尔格莱德，萨拉热窝还是萨格勒布，到处都可以见到许多酒店，夜总会和企业，均是海归南斯拉夫侨民兴办，当然有益于南斯拉夫的税收和就业，但是财富中的大部分，最终还是随着主人流向西方。自从二战以来，南斯拉夫成为东欧最大移民输出国，曾经成为国家开放的骄傲和标志，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走出国门，为西方世界作嫁衣裳。过了四十年以后，接纳大量移民的西方经济如日中天，出口移民的南斯拉夫还是三流国家。
后来东欧社会主义大家庭陨落，表面风光实际积弱的南斯拉夫联盟，一夜之间失去屏障，九十年代最终分崩离析，苦心经营一辈子的铁托如果天上有灵，必定痛心疾首。铁托在世之时，对苏联老大哥离经叛道，颇受西方世界青睐赏识，但是西方没有因此心慈手软，没有丝毫忘却地缘战略，无论如何进化，原始残忍的丛林规则，从来支配人类的国际政治生态，没有例外。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把政治归结为伦理道德，认为政治的最高目标，是为了使人和社会达到最高的道德境界，中国古代主流哲学家认为政治精英之职“莫大于礼也”，也就是同样的意思，所以资治通鉴说过，“孔子欲先正名，以为名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
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时期，南斯拉夫政治上的标新立异和自由化，虽然给国家带来一时的经济繁荣，但是它事实上摒弃原先意识形态的同时，又没有系统地认同西方的普世价值观，最后掉进了纯粹从功利出发的实用主义陷阱，人们成了庸俗的经济动物，所谓“周道日衰，纲纪散坏，礼之大体，什丧七八矣”，由于成了世俗化的经济机器，国家也就渐渐地失去了政治的内涵，后来南斯拉夫联盟的崩溃和消亡，有人归结为民族矛盾，或强调西方列强的肢解，实际上究其内因，应了中国古圣人的一句话：“政亡，则国家从之。”
求金牌、求收藏、求推荐、求点击、求评论、求红包、求礼物，各种求，有什么要什么，都砸过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