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卷 丹麦丁
金先生说，和港台不同，这里的电视台，电台和大众媒体，没有铺天盖地泛滥成灾的商业广告（商业广告只是限制在商业电视台和电台，而且即使商业媒体，也有严格规定，如金融，教育，药品类是绝对不允许做广告的，更不用说虚假广告），也不见各路明星财迷心窍，在公共媒体“巧言如簧，颜之厚矣”地大肆推销兜售各种商品（欧洲文体名人少有热衷商业广告，不齿于为丰厚的广告报酬折腰，商人为之天经地义，其他领域的公众人物参与，就有敛财不择手段之嫌，同时也是自我贬低亵渎职业的行为，这是主流社会不言而喻的共识），更没有人会对福布斯富豪榜，和竞相拍卖的美国亿万大亨所谓慈善午餐的作秀感兴趣。万贯家财的企业家也只不过是一种职业，而且更要低调以注意公众形象，绝不会像港台大款大腕们，在媒体上高调张扬招摇，标榜炫耀身价津津乐道成功（很简单的道理，如果某一小部分人是“成功人士”了，那么其余的不就是“失败大众”了吗？又回到了动物界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达尔文主义上去），北欧社会之所以没有丝毫铜臭，或许是因为社会公正，没有贫富悬殊，或许是人们安居乐业和民智已开，这个课题应该留给社会学家去研究，不过，在其他地方常见的金钱至上的世态，在这里人们无疑是嗤之以鼻，根本没有任何市场。
这是金先生长期在丹麦的生活经验，也是我们以后在诸多欧洲国家的感觉，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金先生认为，虽然世间很多人一生都弄不明白，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金钱只是人生财富很小部分，然而在这个意义上，丹麦人恰恰是做到真正的富有，货真价实。北欧人那种“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心态，和中国黄老的“淡泊无为，小国寡民”的境界殊途同归，看来人类文明的本质是相通的。
话又得说回来，除了和异族他国博弈仍遵循残酷的丛林规则以外，社稷之内没有生活压力和生存斗争，丹麦的高福利让国民活得相当的有尊严，丹麦人有着全民的免费医疗保险，失业和退休保险，从幼儿园到大学，教育一律免费，社会保障网络覆盖全国没有遗漏，从摇篮到坟墓都有福利的保证，自由自在随心所欲也就水到渠成。
金先生带着客人在街道上漫步。和苏联相同，丹麦是美女如云的国度，有“海洋的女儿”的美誉，令人神往。马路上到处可见的窈窕淑女，不但漂亮非凡，明眸皓齿，而且温柔多礼，见到客人优雅地屈膝施礼，很有古典淑女之遗风。
这里居然看到了中国饭店，他领着我们进去打招呼，老板是半辈子泡在丹麦的华侨，热情极了，显然是金先生的好友，好酒好肉招待，寒暄没几句，又忙着跑进厨房炒菜。多年的奋斗，虽然已经富有，还是像个飞转的陀螺停不下来。
中华民族实际上是一个很政治化的民族，在大中华地区，哪怕是一位出租汽车司机，都是热衷政经话题的时事评论家，在和客人海聊时可以感觉到他们的天赋，论老百姓对国事的关心和熟悉度，远非其他外族可以媲美的。奇怪的是海外华侨是另一道风景线，有人说，华侨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钻进钱眼里，这样的评价有失厚道，过于刻薄，不过跑到国外，一夜之间，没有了伟大的憧憬，没有了崇高的理想，没有了意识形态的是非，没有了慷慨激昂的斗志，成了彻头彻尾的经济动物，埋头打工，当小老板，赚取外汇，多多益善，却是大有人在。在贫穷的国度，唯利是图成为时尚，在均富的社会，铜臭成了俗物，同样一个事物，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显得大相径庭。华侨在欧洲显而易见的社会边缘化，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在各种民族的侨民社团中是程度最高的，除了和肤色语言文化的差异有关，深层次的原因不外乎于此。中国人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到底是因为近代史常年战乱的无序，现代史连年全民政治运动的折腾，物极必反矫枉过正，还是另有缘故，这还是要请高谈阔论的社会学家去研究。
金先生是华侨中的另类，他除了当老板以外，热衷政治，还是丹麦社会民主党哥本哈根地区党部主管移民事务的干部，是丹麦政党绝无仅有的华裔党员。丹麦社会民主党于十八世纪成立，是第二大政党 ，曾长期单独或与其他政党联合执政，主张发展福利制度和开放的移民政策，赞同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积极参与国际合作。说起丹麦社会民主党，金先生可是打开了话匣子。
他告诉我们，在台湾的时候，他是**，对政治十分的冷漠。作为将门之子，他有一个看好仕途的背景，却也因此看破宦海沉浮，哀大莫过于心死。国民党贪腐十分严重，越演越烈，入党只是为了功利目的，尽管早已无人相信，三民主义成了装点门面的金字招牌，包装下谋取一己之私利，成了公开的秘密，居庙堂者肆无忌惮，在野者怨天尤人，后者一旦取而代之，毫不犹豫变本加厉，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堕落的社会现象，令人痛心疾首。
十几年前，金先生来到了北欧，踏上丹麦的国土，不禁耳目一新。这里的人们，无论是加入宗教组织，社会团体还是政党，一定是奔着理念信仰而来，完全不见台湾那种挂羊头卖狗肉的政党之风。在社会民主党金先生的工作是尽义务，不取报酬，在台湾这是不可想象的，在丹麦却是再普通不过了，除了进入政府内阁，和当选议员的党员干部，其余的一般都是兼职的。如果带着升官发财的动机，在北欧政党生态中一定是大失所望。从事政治活动除了奉献以外还是奉献，没有油水和灰色收入，所以投身者一定是为真诚的理想所驱动，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对于政治精英公众人物的道德操守标准，普遍高于社会上的一般大众，是北欧社会的共识，北欧政治家视清誉为自己的生命也就不奇怪了。
金先生笑道，“我是在台湾长大的，因为厌倦了那里的社会和政治生态，跑到了安徒生的童话世界，想在北欧与世无争的清静之地，洗涤和抚慰灵魂，没有想到的是，到这里以后，却又成了异国他乡的政治积极分子，热衷于社会工作，可是始料未及。不少当年的同窗好友，现在已在台湾政坛崭露头角，力劝我回归发展，他们认为大好仕途莫过于本土。看来我是会让他们失望了。”
在哥本哈根逗留期间，金先生不止一次对我们说，“你们还很年轻，任重而道远，留得青山在才是要紧的。”为了使我们松弛绷紧的身心，金先生和伟小姐一家带着我们到处溜达。丹麦森林覆盖面积很广，金先生驱车带我们来到“鹿之公园”，这是对外开放的皇家园林，我们惊讶地看到成群结队的牡鹿，若无旁人出没在树林之间，这里有免费自行车，我们在鹿苑内到处骑车穿行，与欢快的鹿群为伍。
丹麦的国定假期很多，尤其集中在春夏之际，隔三差五的假日就来了。靠近北极的斯堪纳维亚半岛，春夏之季往往姗姗来迟，而且十分短促，只要是太阳一露面，男男女女争相穿着夏装，以贺黄金时节的降临，尽管北欧的初春不乏峭寒，街道尽是穿上花裙的女人，远看如同三五成群的彩蝶飞舞。
金先生说，再过一段时间哥本哈根举行国际爵士音乐节，是世界上最知名的音乐节之一。到时候人们泛舟穿梭于运河之中，彩旗飘飘，欢声雷动，一边畅饮啤酒，一边欣赏来自西方各国的顶级爵士乐队的表演，通宵达旦，届时女王陛下率王室成员到场，与民同乐，整个都市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之中。
哥本哈根的新港酒吧街是游人必到之处，运河河畔的酒吧街可见到北欧风格的彩色民房，五光十色的街边酒吧遍布街区。运河边停泊各种式样的船只，其中有一个多世纪前的导航船，斑驳陆离的货船以及古风犹存的多桅帆船，简直就是一个水上船舶博物馆。
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二日下午，我们动身前往挪威。天气很好，海天一色，丹麦的国鸟云雀在云端翱翔欢叫，当地人认为快乐云雀是美好吉祥的象征，我们赶上了黄道吉日，这无疑是个好兆头。
临上船时，考虑到船上的食品一定昂贵（这次我们是错了），在码头边上的一个超市，我们买了开口三明治，丹麦酥，当地特产多层面包夹，和牛奶以及丹麦奶酪，这些东西十分新鲜而且便宜。我们吃了一半，另一半作为粮草。离开丹麦没有常规的边防检查。事后得知，北欧诸国之间的边境管制形同虚设，实际上一旦进入其中一个国家，就可以在其他北欧国家通行无阻。
从哥本哈根到奥斯陆坐的是命名“斯堪的纳维亚的水晶宫”的豪华邮轮。下午三时，在欢送人群的欢呼和挥手中巨轮驶离安徒生故乡，我们跑到船舷边上，与欢天喜地的乘友们一起，向码头上的人群不断招手，和富庶的丹麦王国道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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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金先生长期在丹麦的生活经验，也是我们以后在诸多欧洲国家的感觉，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金先生认为，虽然世间很多人一生都弄不明白，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金钱只是人生财富很小部分，然而在这个意义上，丹麦人恰恰是做到真正的富有，货真价实。北欧人那种“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心态，和中国黄老的“淡泊无为，小国寡民”的境界殊途同归，看来人类文明的本质是相通的。
话又得说回来，除了和异族他国博弈仍遵循残酷的丛林规则以外，社稷之内没有生活压力和生存斗争，丹麦的高福利让国民活得相当的有尊严，丹麦人有着全民的免费医疗保险，失业和退休保险，从幼儿园到大学，教育一律免费，社会保障网络覆盖全国没有遗漏，从摇篮到坟墓都有福利的保证，自由自在随心所欲也就水到渠成。
金先生带着客人在街道上漫步。和苏联相同，丹麦是美女如云的国度，有“海洋的女儿”的美誉，令人神往。马路上到处可见的窈窕淑女，不但漂亮非凡，明眸皓齿，而且温柔多礼，见到客人优雅地屈膝施礼，很有古典淑女之遗风。
这里居然看到了中国饭店，他领着我们进去打招呼，老板是半辈子泡在丹麦的华侨，热情极了，显然是金先生的好友，好酒好肉招待，寒暄没几句，又忙着跑进厨房炒菜。多年的奋斗，虽然已经富有，还是像个飞转的陀螺停不下来。
中华民族实际上是一个很政治化的民族，在大中华地区，哪怕是一位出租汽车司机，都是热衷政经话题的时事评论家，在和客人海聊时可以感觉到他们的天赋，论老百姓对国事的关心和熟悉度，远非其他外族可以媲美的。奇怪的是海外华侨是另一道风景线，有人说，华侨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钻进钱眼里，这样的评价有失厚道，过于刻薄，不过跑到国外，一夜之间，没有了伟大的憧憬，没有了崇高的理想，没有了意识形态的是非，没有了慷慨激昂的斗志，成了彻头彻尾的经济动物，埋头打工，当小老板，赚取外汇，多多益善，却是大有人在。在贫穷的国度，唯利是图成为时尚，在均富的社会，铜臭成了俗物，同样一个事物，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显得大相径庭。华侨在欧洲显而易见的社会边缘化，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在各种民族的侨民社团中是程度最高的，除了和肤色语言文化的差异有关，深层次的原因不外乎于此。中国人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到底是因为近代史常年战乱的无序，现代史连年全民政治运动的折腾，物极必反矫枉过正，还是另有缘故，这还是要请高谈阔论的社会学家去研究。
金先生是华侨中的另类，他除了当老板以外，热衷政治，还是丹麦社会民主党哥本哈根地区党部主管移民事务的干部，是丹麦政党绝无仅有的华裔党员。丹麦社会民主党于十八世纪成立，是第二大政党 ，曾长期单独或与其他政党联合执政，主张发展福利制度和开放的移民政策，赞同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积极参与国际合作。说起丹麦社会民主党，金先生可是打开了话匣子。
他告诉我们，在台湾的时候，他是**，对政治十分的冷漠。作为将门之子，他有一个看好仕途的背景，却也因此看破宦海沉浮，哀大莫过于心死。国民党贪腐十分严重，越演越烈，入党只是为了功利目的，尽管早已无人相信，三民主义成了装点门面的金字招牌，包装下谋取一己之私利，成了公开的秘密，居庙堂者肆无忌惮，在野者怨天尤人，后者一旦取而代之，毫不犹豫变本加厉，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堕落的社会现象，令人痛心疾首。
十几年前，金先生来到了北欧，踏上丹麦的国土，不禁耳目一新。这里的人们，无论是加入宗教组织，社会团体还是政党，一定是奔着理念信仰而来，完全不见台湾那种挂羊头卖狗肉的政党之风。在社会民主党金先生的工作是尽义务，不取报酬，在台湾这是不可想象的，在丹麦却是再普通不过了，除了进入政府内阁，和当选议员的党员干部，其余的一般都是兼职的。如果带着升官发财的动机，在北欧政党生态中一定是大失所望。从事政治活动除了奉献以外还是奉献，没有油水和灰色收入，所以投身者一定是为真诚的理想所驱动，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对于政治精英公众人物的道德操守标准，普遍高于社会上的一般大众，是北欧社会的共识，北欧政治家视清誉为自己的生命也就不奇怪了。
金先生笑道，“我是在台湾长大的，因为厌倦了那里的社会和政治生态，跑到了安徒生的童话世界，想在北欧与世无争的清静之地，洗涤和抚慰灵魂，没有想到的是，到这里以后，却又成了异国他乡的政治积极分子，热衷于社会工作，可是始料未及。不少当年的同窗好友，现在已在台湾政坛崭露头角，力劝我回归发展，他们认为大好仕途莫过于本土。看来我是会让他们失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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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二日下午，我们动身前往挪威。天气很好，海天一色，丹麦的国鸟云雀在云端翱翔欢叫，当地人认为快乐云雀是美好吉祥的象征，我们赶上了黄道吉日，这无疑是个好兆头。
临上船时，考虑到船上的食品一定昂贵（这次我们是错了），在码头边上的一个超市，我们买了开口三明治，丹麦酥，当地特产多层面包夹，和牛奶以及丹麦奶酪，这些东西十分新鲜而且便宜。我们吃了一半，另一半作为粮草。离开丹麦没有常规的边防检查。事后得知，北欧诸国之间的边境管制形同虚设，实际上一旦进入其中一个国家，就可以在其他北欧国家通行无阻。
从哥本哈根到奥斯陆坐的是命名“斯堪的纳维亚的水晶宫”的豪华邮轮。下午三时，在欢送人群的欢呼和挥手中巨轮驶离安徒生故乡，我们跑到船舷边上，与欢天喜地的乘友们一起，向码头上的人群不断招手，和富庶的丹麦王国道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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