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卷 第十一章 西德乙
从车站出来，我们心有余悸，警察没有要求出示护照，否则会有麻烦，我们二十四小时过境签证已过了有效期限。
我们在车站边一个旅馆要了一张地图，值夜班的一位中年妇女，耐心地在上面给标注了我们要去的地方。在半尺多高的雪地，一脚高一脚低走了个把小时，又冻又饿，我们钻进路边的酒吧，每人要了一杯卡布吉诺，寒夜里的咖啡，格外浓醇香郁。好景不长，不大一会，服务员说，酒吧停止营业，我们只好重上征途，此时已是半夜二点，我们只能在弗莱堡幽灵般游荡，直至黎明。
雪是越下越大，路上除了我们的脚印，好像就没有其他生命活动的迹象。弗莱堡市童话般的美丽，到处是新娘似晴朗的房屋，静谧的街道停满色彩各异的轿车，绵绵不断的雪花，勾勒着鲜明轮廓和几何线条。我们有钻入汽车避寒的冲动，很快放弃这种徒劳的尝试，车门都锁得纹丝不动。在这个冰清玉洁的世界，只有不断前进，否则就有冻僵的危险。为了补充能量和体力的消耗，我们不时躲到公共电话亭，啃几口冻硬的面包和鸡蛋，这还是从慕尼黑带来的。但绝不能逗留过久，电话亭是全视野的透明玻璃建筑，灯火明亮，兜风的警车老远就能发现两个流浪汉，醒目得很。所以，一般是不超过五分钟，即便如此，也是一个装模作样拨打电话，另一个抓紧时间狼吞虎咽，以免遭到怀疑。有好几次走到郊外，弗莱堡位于黑森林，紧挨法国瑞士，我们恐怕误闯国境，慌忙折回。就这样，一宵走遍弗莱堡的每个角落。
拂晓时分，我们步履维艰来到一个高层建筑，拖着沉重的身躯，乘自动电梯到达第九层。我们筋疲力尽，安装暖气片的大楼过道暖融融的，在走廊席地而坐，身上雪花抖落四周，一尘不染的地板给弄的湿漉漉的，谁都不想站起来。八点正，我们按了门铃，没有反应。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主人惊醒，总还得梳妆打扮一番方可迎客。半响，门打开了，出现一头银发的德国老太太，虽然一脸皱纹，很是精神。她用德语说话，我猛然想起夏教授夫人是德国血统。这时，女主人看见是二个中国年轻人，立即改用十分纯正的中国话，和蔼问道，“你们是刚从中国来的吗？”便敞开房门，让我们走进了客厅。当大家在沙发上坐下，夏教授穿着睡衣，趿拉着拖鞋从卧室跑出来，迫不及待要看看远道而来的中国学生。
得知我们是“夜半钟声到客车，踏雪浪迹弗莱堡”，主人感到十分惊讶。他们告诉我们，电讯局注册的是夏教授夫人的名字，自然是无法查到。夏教授立即说，“什么都暂且搁在一边，首先解决的是饥饿问题。”夏夫人穿上大衣外出买菜，我们俩当教授的下手，在厨房里忙开了，居然他的储藏室还有中国广东腊味，西德家庭一般是用电炉，配上平底锅，用起来真有点别扭。在这里中国的圆底锅没有用武之地了。
夏教授已是八十五岁高龄，除了耳朵有点背以外，思想敏捷，谈笑风声，还有孩童般的调皮。他和夫人可谓历经人间沧桑。青年时代，原籍广东的夏教授赴欧留学获博士学位，解放初期携德国妻子回国大学执教，桃李满天下。文革期间，双双被批斗审查，最后投入监狱长达二年之久。一九七三年，得到当时周恩来总理特批获释，离开中国回到西德定居。出境之时，中国边防感到非常惊讶，因为那个年代，因私出国绝无仅有。从此以后，两老一直居住在弗莱堡。一对混血儿女发展不错，儿子婚后另立门户，女儿嫁入邻国瑞士，孙女大学毕业成了一个英国飞机师的妻子，而且也有了孩子，我们一边满足强烈的口腹之欲（是夏夫人鼓励下的秋风扫落叶，吃相自然不雅，我们顾不了那么许多了，出国至今，这是第一顿家宴，况且还是广帮的），一边欣赏教授的照相册页，名副其实的四世同堂，后代是完全欧化了，然而，眼前的夏教授的言谈举止穿着打扮，和上海街头打扑克的退休工人简直一个样。夏夫人虽然是纯正的德国白人血统，如果撇开这点不说，令人惊奇的是，她的谈吐，神态，风格，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活脱一个中国家庭主妇。她用地道的广东白话和上海方言，和远道而来的年青老乡海聊，告诉人们，中国菜肴多么可口，与其相比，西餐简直不值一提。嫁夫随夫，二十多年的中国生活，她早已把丈夫的事业当作自己生命一部分，也早已把客居的中国当作自己的祖国，从此以后我也再没有见到过，一个西方外国媳妇被中国的文化，如此彻底同化，脱胎换骨；由此可以感觉到，其对丈夫和对丈夫为之呕心沥血中国的爱，用心之深，之切。然而他们伉俪最终重返德国，回到人生奋斗的起点，或许是他们当初没有想到的。
聊天主题还是中国，他们认为，尽管处于动荡时期，中国已经进入历史坐标曲线的上升通道，西方貌似繁华，夕阳西下，来日无多。并没有因为个人的遭遇而屏蔽了思想，是老一辈学者的大气和精神高度。夏教授说他感到奇怪，为何近年来中国出现空前的移民热，我反问，“那么您又为什么回到西方呢？” 夏教授笑了，说道，“我们已经人老珠黄，到了该过隐居生活的时候了。”饭后，我们一边喝着乌龙，一边谈论中国最近发生的大事。夏夫人对丈夫做了暗示，夏教授说，“什么都暂且搁在一边，现在必须解决的是疲劳问题。”他把我们引进书房，夏夫人早已铺好了床铺，让我们洗澡躺下。三面书柜，摆满了专业书刊和中国文学以及社会科学书籍，我随手抽了一本香港的政论杂志，饶有兴致翻阅一阵，一边的大成已鼾声大作，我的眼皮耷拉下来，陷在温柔被褥之中，铅块般沉重身躯散了架，不知觉中堕入梦乡。
弗莱堡位于德国、法国和瑞士三国的交界处，历史早于慕尼黑的古城，在德语中是自由堡的意思。十几万的人口。据说弗莱堡是德国阳光最灿烂的城市，夏教授说我们来的不是时候。和慕尼黑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弗莱堡在盟军轰炸下夷为平地，哥特式明斯特大教堂是唯一幸存下来的古建筑。夏教授告诉我们，弗莱堡大学出了十多位自然科学的诺贝尔奖得主。在这里，鹅卵石人行道显得古色古香。缓缓而行的有轨电车，从容不迫的教堂钟声，以及遍布街巷的潺潺小溪，典型的欧洲慢节奏风格。黑森林是个天然氧吧和葡萄园酿酒胜地。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弗莱堡是公认的德国环保之都，也是欧洲太阳能研究的中心之一。
下午夏教授夫妇陪同我们，逛了市区的商业区，然后走访一家定居当地的中国家庭。回到家，又饱餐了一顿百吃不厌的广东饭菜。在播放五光十色商业广告的电视机前，夏教授问及我们接下来的打算。他告诉我们，在西德绝无居留的可能，恐怕北欧也是如此，总之，整个欧洲谋求居留许可如同登天般的困难。他建议我们设法进入英国，一则有亲戚接应，二则在那里或许容易申请到美国签证。一旦进入美境，就像鱼儿游到大海，海阔天空，那里非法移民多如牛毛，可以年复一年混下去，等待大赦。他举例，说有个同乡，在美国当了十五年“黑人”，至今安然无恙。夏教授夫妇挽留我们多住些日子，我们表示一天的休整，已经很感激了，我们二人别动队，任重而道远。
第二天，夏教授送我们到火车站，临别时，说，“是啊，我体会你们的心情，人既然跑出来了，总得找个”鸡笼“。说实在的，我真有点舍不得你们走，今后有了安身之地，别忘了告诉我才是。”火车徐徐启动，渐渐加速，从窗外望去，老人双手插在中式棉袄的口袋里，歪着头看看墙上的时刻表，然后度着方步，拐进候车厅，消失了身影。二年以后，在维也纳正式定居，我给弗莱堡挂了电话，夏教授夫妇已先后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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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车站边一个旅馆要了一张地图，值夜班的一位中年妇女，耐心地在上面给标注了我们要去的地方。在半尺多高的雪地，一脚高一脚低走了个把小时，又冻又饿，我们钻进路边的酒吧，每人要了一杯卡布吉诺，寒夜里的咖啡，格外浓醇香郁。好景不长，不大一会，服务员说，酒吧停止营业，我们只好重上征途，此时已是半夜二点，我们只能在弗莱堡幽灵般游荡，直至黎明。
雪是越下越大，路上除了我们的脚印，好像就没有其他生命活动的迹象。弗莱堡市童话般的美丽，到处是新娘似晴朗的房屋，静谧的街道停满色彩各异的轿车，绵绵不断的雪花，勾勒着鲜明轮廓和几何线条。我们有钻入汽车避寒的冲动，很快放弃这种徒劳的尝试，车门都锁得纹丝不动。在这个冰清玉洁的世界，只有不断前进，否则就有冻僵的危险。为了补充能量和体力的消耗，我们不时躲到公共电话亭，啃几口冻硬的面包和鸡蛋，这还是从慕尼黑带来的。但绝不能逗留过久，电话亭是全视野的透明玻璃建筑，灯火明亮，兜风的警车老远就能发现两个流浪汉，醒目得很。所以，一般是不超过五分钟，即便如此，也是一个装模作样拨打电话，另一个抓紧时间狼吞虎咽，以免遭到怀疑。有好几次走到郊外，弗莱堡位于黑森林，紧挨法国瑞士，我们恐怕误闯国境，慌忙折回。就这样，一宵走遍弗莱堡的每个角落。
拂晓时分，我们步履维艰来到一个高层建筑，拖着沉重的身躯，乘自动电梯到达第九层。我们筋疲力尽，安装暖气片的大楼过道暖融融的，在走廊席地而坐，身上雪花抖落四周，一尘不染的地板给弄的湿漉漉的，谁都不想站起来。八点正，我们按了门铃，没有反应。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主人惊醒，总还得梳妆打扮一番方可迎客。半响，门打开了，出现一头银发的德国老太太，虽然一脸皱纹，很是精神。她用德语说话，我猛然想起夏教授夫人是德国血统。这时，女主人看见是二个中国年轻人，立即改用十分纯正的中国话，和蔼问道，“你们是刚从中国来的吗？”便敞开房门，让我们走进了客厅。当大家在沙发上坐下，夏教授穿着睡衣，趿拉着拖鞋从卧室跑出来，迫不及待要看看远道而来的中国学生。
得知我们是“夜半钟声到客车，踏雪浪迹弗莱堡”，主人感到十分惊讶。他们告诉我们，电讯局注册的是夏教授夫人的名字，自然是无法查到。夏教授立即说，“什么都暂且搁在一边，首先解决的是饥饿问题。”夏夫人穿上大衣外出买菜，我们俩当教授的下手，在厨房里忙开了，居然他的储藏室还有中国广东腊味，西德家庭一般是用电炉，配上平底锅，用起来真有点别扭。在这里中国的圆底锅没有用武之地了。
夏教授已是八十五岁高龄，除了耳朵有点背以外，思想敏捷，谈笑风声，还有孩童般的调皮。他和夫人可谓历经人间沧桑。青年时代，原籍广东的夏教授赴欧留学获博士学位，解放初期携德国妻子回国大学执教，桃李满天下。文革期间，双双被批斗审查，最后投入监狱长达二年之久。一九七三年，得到当时周恩来总理特批获释，离开中国回到西德定居。出境之时，中国边防感到非常惊讶，因为那个年代，因私出国绝无仅有。从此以后，两老一直居住在弗莱堡。一对混血儿女发展不错，儿子婚后另立门户，女儿嫁入邻国瑞士，孙女大学毕业成了一个英国飞机师的妻子，而且也有了孩子，我们一边满足强烈的口腹之欲（是夏夫人鼓励下的秋风扫落叶，吃相自然不雅，我们顾不了那么许多了，出国至今，这是第一顿家宴，况且还是广帮的），一边欣赏教授的照相册页，名副其实的四世同堂，后代是完全欧化了，然而，眼前的夏教授的言谈举止穿着打扮，和上海街头打扑克的退休工人简直一个样。夏夫人虽然是纯正的德国白人血统，如果撇开这点不说，令人惊奇的是，她的谈吐，神态，风格，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活脱一个中国家庭主妇。她用地道的广东白话和上海方言，和远道而来的年青老乡海聊，告诉人们，中国菜肴多么可口，与其相比，西餐简直不值一提。嫁夫随夫，二十多年的中国生活，她早已把丈夫的事业当作自己生命一部分，也早已把客居的中国当作自己的祖国，从此以后我也再没有见到过，一个西方外国媳妇被中国的文化，如此彻底同化，脱胎换骨；由此可以感觉到，其对丈夫和对丈夫为之呕心沥血中国的爱，用心之深，之切。然而他们伉俪最终重返德国，回到人生奋斗的起点，或许是他们当初没有想到的。
聊天主题还是中国，他们认为，尽管处于动荡时期，中国已经进入历史坐标曲线的上升通道，西方貌似繁华，夕阳西下，来日无多。并没有因为个人的遭遇而屏蔽了思想，是老一辈学者的大气和精神高度。夏教授说他感到奇怪，为何近年来中国出现空前的移民热，我反问，“那么您又为什么回到西方呢？” 夏教授笑了，说道，“我们已经人老珠黄，到了该过隐居生活的时候了。”饭后，我们一边喝着乌龙，一边谈论中国最近发生的大事。夏夫人对丈夫做了暗示，夏教授说，“什么都暂且搁在一边，现在必须解决的是疲劳问题。”他把我们引进书房，夏夫人早已铺好了床铺，让我们洗澡躺下。三面书柜，摆满了专业书刊和中国文学以及社会科学书籍，我随手抽了一本香港的政论杂志，饶有兴致翻阅一阵，一边的大成已鼾声大作，我的眼皮耷拉下来，陷在温柔被褥之中，铅块般沉重身躯散了架，不知觉中堕入梦乡。
弗莱堡位于德国、法国和瑞士三国的交界处，历史早于慕尼黑的古城，在德语中是自由堡的意思。十几万的人口。据说弗莱堡是德国阳光最灿烂的城市，夏教授说我们来的不是时候。和慕尼黑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弗莱堡在盟军轰炸下夷为平地，哥特式明斯特大教堂是唯一幸存下来的古建筑。夏教授告诉我们，弗莱堡大学出了十多位自然科学的诺贝尔奖得主。在这里，鹅卵石人行道显得古色古香。缓缓而行的有轨电车，从容不迫的教堂钟声，以及遍布街巷的潺潺小溪，典型的欧洲慢节奏风格。黑森林是个天然氧吧和葡萄园酿酒胜地。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弗莱堡是公认的德国环保之都，也是欧洲太阳能研究的中心之一。
下午夏教授夫妇陪同我们，逛了市区的商业区，然后走访一家定居当地的中国家庭。回到家，又饱餐了一顿百吃不厌的广东饭菜。在播放五光十色商业广告的电视机前，夏教授问及我们接下来的打算。他告诉我们，在西德绝无居留的可能，恐怕北欧也是如此，总之，整个欧洲谋求居留许可如同登天般的困难。他建议我们设法进入英国，一则有亲戚接应，二则在那里或许容易申请到美国签证。一旦进入美境，就像鱼儿游到大海，海阔天空，那里非法移民多如牛毛，可以年复一年混下去，等待大赦。他举例，说有个同乡，在美国当了十五年“黑人”，至今安然无恙。夏教授夫妇挽留我们多住些日子，我们表示一天的休整，已经很感激了，我们二人别动队，任重而道远。
第二天，夏教授送我们到火车站，临别时，说，“是啊，我体会你们的心情，人既然跑出来了，总得找个”鸡笼“。说实在的，我真有点舍不得你们走，今后有了安身之地，别忘了告诉我才是。”火车徐徐启动，渐渐加速，从窗外望去，老人双手插在中式棉袄的口袋里，歪着头看看墙上的时刻表，然后度着方步，拐进候车厅，消失了身影。二年以后，在维也纳正式定居，我给弗莱堡挂了电话，夏教授夫妇已先后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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