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前的故事 一
多年以后当我和欧阳明月站在繁华的外滩上，眼前耸立着亚洲第一高塔，它的下面是川流不息的人群，仿佛就像是滚滚的长江水一样。但我此时心里完全没有《临江仙》中“滚滚长江东逝水”中的那种豪迈。对我们两个这种三十二岁的人来说心里只有“一弦一柱思华年”的忧伤。青春已经在不经意间走过了十年，那些熟悉的名字一刻亦不曾离开过我的思绪，青春到底是什么，到现在我也没有答案。
周琴，张锦辉，飞宇，叶雪，刘玲，张甜甜，一个个都离我而去，如今能经常在我身边的只有现在和我一起欣赏夜景的欧阳明月。脚下的人群仍然在那里做着无规则运动，这些人里充斥着诗人、作家、生意人、官员、小偷、骗子、嫖客、妓女，唯独没有一种人。当我把这句话说出口的时候明月也在不经意间答了两个字：“死人。”
“怎么？羡慕“他们”了？我从嘴角挤出一丝笑容问明月。
“有点。”
“说说看。”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已经知道答案了，但还是随口问了一句。明月这半辈子可以说什么都有了，权力、金钱、知己、女人样样不缺，对于三十岁就拥有这些的人来说他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
明月拉了拉我的手说：“边走边说。”我们在路边的小商店一人买了一罐啤酒。卖啤酒的小姑娘在接过明月递过去的钱的一刹那，呆呆的望了明月一眼，好像花痴一样。她一看就是个打工的大学生。也不知道她是看上了明月那张帅气中带着沉稳和风度的脸还是钱包里鼓鼓的钞票。
现在已经是2012年了，一转眼大学时光就这么过去了十年，对于我们这些八零后的老油条来说，其实我在现在的大学生的眼里已经越来越少看到了灵性了，每个人都仿佛背了个沉重的包袱，而失去了一种率真，现在都说70后、80后、90后，我在每后一代的身上都觉得缺少了这种东西。
明月喝了两口啤酒，对我说：“唐宋，我觉得你挺像《挪威的森林》里面的渡边的。”
这句话你说过很多遍了。我笑道：“其实我也一直觉得你很像那里面的永泽，对了，你看过它的最佳续集《挪威没有森林》吗？”
明月摇摇头说：“没有，自从从政以后我就很少有时间看书了，再说我不像你呀，大编辑，你每天阅稿无数，什么样的文章没看过，那本《挪威没有森林》写的怎么样？”
虽然还算合乎情理，但是总觉得差的好大，在那里面写永泽斗倒了他最大的政敌以后就切腹自杀了。
明月沉默了好久，问道：“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想自杀吗？”
不知道。
这也许是中国的环境和中国人的智慧吧，它们会榨干你在社会上的最后一丝贡献，但是就在你快要不行了的时候偏偏又给你希望，总之就是不会让你轻易倒下或反抗而不再继续贡献。
我陷入沉思，或许真的跟明月讲的那样，但是这又不是我们两个能改变的，就像周琴的事也不是我能改变的一样。
江风瑟瑟的吹着，外滩上的凉意更重了，不知道是因为明月的话，还是什么。总之当我想写这篇自传体小说的时候，也许是为了祭奠那位为了我而死去的“姐姐”吧。
1995年的南京，一个瘦小的个子进入高中，他没有什么远大的目标，也并不是为了所谓的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读书。他分班的时候选择了文科，完全是为了一种对理想文学的爱好，这也是他在社会上为数不多的朋友。这个人就是我，我在小学的时候以一篇《姐姐》荣获了全市作文竞赛二等奖，为什么不是一等奖呢，当时的我很自然的以为这个社会是很公平的，要不然有小偷偷东西要公安局干什么，有人犯了法要法院干什么，所以我觉得也许是因为我的水平的确是不如那位得一等奖的仁兄。等我上了初中才知道原来是因为作文竞赛要写的赞歌，而我的思绪完全用在刻画那位为了我而死去的姐姐身上所以才与一等奖失之交臂。
后来我再也不去参加什么作文竞赛了，我想等我长大了一定要自己开个文化公司，不受任何人管，写自己喜欢的作品。
我在十年寒窗的生涯中只有两位挚友，他叫陈飞宇，她叫刘玲。我们是从小学到高中一起玩到大的好伙伴。飞宇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小学一年级时候我在外面被几个别的班的学生抓到勒索保护费，是他看到了及时救下了我。其实他也是学校里一个小团伙的老大，不是因为别的只是他学过一身的功夫，别看和我一样是个小白脸，打起人来可不含糊。到了初中他一只手就能劈断一块砖头。相对于其他学校黑团伙来说，飞宇这个团伙要好的多，只要别人不惹上门来，他们也不去找别人的麻烦。
和飞宇认识后才发现我们俩原来是邻居，他也是个文学爱好者，如果他能活到我和明月对面喝酒的那个年代，不知道他会不会还对中国的文学感兴趣呢？
从我家出去左拐有一个大花园，那里是这群楼房里的小孩唯一的游乐场地，附近的小孩都来这个花园里玩。绕着花园走过一段窄小的石板路，这条路至少比我大二十岁，古色古香的，我从小时候的照片你还能看到胖嘟嘟的我摇摇晃晃的走过这条路，好像要摔倒了似的，不知不觉我就在这里走过了童年时光。只是我却不知道在这条路上离我家不足一百米的地方居然会有个我最好的朋友，也许是小时候不敢和人说话的缘故，亦是我每天去幼儿园的方向和飞宇家相反吧。飞宇每天都在这个花园里组织人胡闹，虽然我不大会说话总是在一旁看着，但是他从来不冷落我，一看我无聊就主动找我说话和玩。一次吃饭的时候，我问他，像我这么没有本事又不会说话又无聊的人为什么你对我这么好。当时的飞宇别看只有七八岁，酒量可不差，经常端起个瓶子就往嘴巴里灌。
“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你特亲切。”
“亲切。”我不解。
总之我觉得你是个能托付后事的人。
我吃了一惊：“你胡说些什么呀，我们还要一起长大，一起去初中、高中、大学，你怎么说出这种话？”
飞宇有些醉了，眼睛朦胧半闭着望着街道说：“你觉得我每天大大咧咧的很快乐是吗？”
有点，至少比我快乐得多。
飞宇还想说下去，但可能是喝多了头痛吧，拼命的用两只手按住太阳穴不时地搓揉，我赶紧用小时候我妈妈教我的方法帮他按住合谷穴，这样可以减轻头痛。不多时他恢复过来，拉着我的手说道：“不说这些了，我带你去花园接着喝。”我看他的样子如果喝醉了可不好办，于是说：“算了明天吧，今天我还有作业要做。”
飞宇摇摇头说：“那些垃圾题目有什么好做的，大人就喜欢没事找事找些题目来刁难学生。”
其实飞宇说这话也是有根据的，他脑袋特好，只要上课稍微认真听下课，下课几乎不用做什么题目，所以平时都是我先做作业然后他抄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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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琴，张锦辉，飞宇，叶雪，刘玲，张甜甜，一个个都离我而去，如今能经常在我身边的只有现在和我一起欣赏夜景的欧阳明月。脚下的人群仍然在那里做着无规则运动，这些人里充斥着诗人、作家、生意人、官员、小偷、骗子、嫖客、妓女，唯独没有一种人。当我把这句话说出口的时候明月也在不经意间答了两个字：“死人。”
“怎么？羡慕“他们”了？我从嘴角挤出一丝笑容问明月。
“有点。”
“说说看。”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已经知道答案了，但还是随口问了一句。明月这半辈子可以说什么都有了，权力、金钱、知己、女人样样不缺，对于三十岁就拥有这些的人来说他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
明月拉了拉我的手说：“边走边说。”我们在路边的小商店一人买了一罐啤酒。卖啤酒的小姑娘在接过明月递过去的钱的一刹那，呆呆的望了明月一眼，好像花痴一样。她一看就是个打工的大学生。也不知道她是看上了明月那张帅气中带着沉稳和风度的脸还是钱包里鼓鼓的钞票。
现在已经是2012年了，一转眼大学时光就这么过去了十年，对于我们这些八零后的老油条来说，其实我在现在的大学生的眼里已经越来越少看到了灵性了，每个人都仿佛背了个沉重的包袱，而失去了一种率真，现在都说70后、80后、90后，我在每后一代的身上都觉得缺少了这种东西。
明月喝了两口啤酒，对我说：“唐宋，我觉得你挺像《挪威的森林》里面的渡边的。”
这句话你说过很多遍了。我笑道：“其实我也一直觉得你很像那里面的永泽，对了，你看过它的最佳续集《挪威没有森林》吗？”
明月摇摇头说：“没有，自从从政以后我就很少有时间看书了，再说我不像你呀，大编辑，你每天阅稿无数，什么样的文章没看过，那本《挪威没有森林》写的怎么样？”
虽然还算合乎情理，但是总觉得差的好大，在那里面写永泽斗倒了他最大的政敌以后就切腹自杀了。
明月沉默了好久，问道：“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想自杀吗？”
不知道。
这也许是中国的环境和中国人的智慧吧，它们会榨干你在社会上的最后一丝贡献，但是就在你快要不行了的时候偏偏又给你希望，总之就是不会让你轻易倒下或反抗而不再继续贡献。
我陷入沉思，或许真的跟明月讲的那样，但是这又不是我们两个能改变的，就像周琴的事也不是我能改变的一样。
江风瑟瑟的吹着，外滩上的凉意更重了，不知道是因为明月的话，还是什么。总之当我想写这篇自传体小说的时候，也许是为了祭奠那位为了我而死去的“姐姐”吧。
1995年的南京，一个瘦小的个子进入高中，他没有什么远大的目标，也并不是为了所谓的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读书。他分班的时候选择了文科，完全是为了一种对理想文学的爱好，这也是他在社会上为数不多的朋友。这个人就是我，我在小学的时候以一篇《姐姐》荣获了全市作文竞赛二等奖，为什么不是一等奖呢，当时的我很自然的以为这个社会是很公平的，要不然有小偷偷东西要公安局干什么，有人犯了法要法院干什么，所以我觉得也许是因为我的水平的确是不如那位得一等奖的仁兄。等我上了初中才知道原来是因为作文竞赛要写的赞歌，而我的思绪完全用在刻画那位为了我而死去的姐姐身上所以才与一等奖失之交臂。
后来我再也不去参加什么作文竞赛了，我想等我长大了一定要自己开个文化公司，不受任何人管，写自己喜欢的作品。
我在十年寒窗的生涯中只有两位挚友，他叫陈飞宇，她叫刘玲。我们是从小学到高中一起玩到大的好伙伴。飞宇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小学一年级时候我在外面被几个别的班的学生抓到勒索保护费，是他看到了及时救下了我。其实他也是学校里一个小团伙的老大，不是因为别的只是他学过一身的功夫，别看和我一样是个小白脸，打起人来可不含糊。到了初中他一只手就能劈断一块砖头。相对于其他学校黑团伙来说，飞宇这个团伙要好的多，只要别人不惹上门来，他们也不去找别人的麻烦。
和飞宇认识后才发现我们俩原来是邻居，他也是个文学爱好者，如果他能活到我和明月对面喝酒的那个年代，不知道他会不会还对中国的文学感兴趣呢？
从我家出去左拐有一个大花园，那里是这群楼房里的小孩唯一的游乐场地，附近的小孩都来这个花园里玩。绕着花园走过一段窄小的石板路，这条路至少比我大二十岁，古色古香的，我从小时候的照片你还能看到胖嘟嘟的我摇摇晃晃的走过这条路，好像要摔倒了似的，不知不觉我就在这里走过了童年时光。只是我却不知道在这条路上离我家不足一百米的地方居然会有个我最好的朋友，也许是小时候不敢和人说话的缘故，亦是我每天去幼儿园的方向和飞宇家相反吧。飞宇每天都在这个花园里组织人胡闹，虽然我不大会说话总是在一旁看着，但是他从来不冷落我，一看我无聊就主动找我说话和玩。一次吃饭的时候，我问他，像我这么没有本事又不会说话又无聊的人为什么你对我这么好。当时的飞宇别看只有七八岁，酒量可不差，经常端起个瓶子就往嘴巴里灌。
“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你特亲切。”
“亲切。”我不解。
总之我觉得你是个能托付后事的人。
我吃了一惊：“你胡说些什么呀，我们还要一起长大，一起去初中、高中、大学，你怎么说出这种话？”
飞宇有些醉了，眼睛朦胧半闭着望着街道说：“你觉得我每天大大咧咧的很快乐是吗？”
有点，至少比我快乐得多。
飞宇还想说下去，但可能是喝多了头痛吧，拼命的用两只手按住太阳穴不时地搓揉，我赶紧用小时候我妈妈教我的方法帮他按住合谷穴，这样可以减轻头痛。不多时他恢复过来，拉着我的手说道：“不说这些了，我带你去花园接着喝。”我看他的样子如果喝醉了可不好办，于是说：“算了明天吧，今天我还有作业要做。”
飞宇摇摇头说：“那些垃圾题目有什么好做的，大人就喜欢没事找事找些题目来刁难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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