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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自天涯:

    一、中国古代蒙学教材的发展概况

    中国古代蒙学教材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三个阶:

    第一阶段,周秦至汉唐。这一时期的蒙学教材多为综合性读物,以识字为主,同时进行品德教育,并包含各方面知识。

    最早的蒙学教材是字书《史籀篇》,是周宣王时用来教学童识字的。秦代的蒙学教材有李斯的《仓颉篇》、赵高的《 历篇》、胡毋敬的《博学篇》,这三种教材都是以识字写字为主的,是对《史籀篇》的发展。汉代,闾里书师将上述三种教材编为一集 ,取名《仓颉篇》;司马相如作《凡将篇》;史游作《急就篇》;李长作《元尚篇》;杨雄续写《仓颉》,取名《训纂篇》;贾鲂作《滂喜篇》;蔡邕作《劝学篇》等。其中,以《急就篇》流传最广,影响最大。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多种蒙学教材出现,如:束皙作《发蒙记》,顾恺之作《启蒙记》,周兴嗣作《千字文》,此外,还有《杂字指》、《俗语难字》、《杂字要》等,这些杂字书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其中,流传最久远而广泛者首推《千字文》。

    唐代的蒙学教材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前编写,当时仍在使用的,如《急就篇》、《开蒙要训》、《千字文》等;另一类是当时新编写的:有抄写名言谚语,向学童进行识字教育和封建教育的,以《太公家训》为代表;有将典故编成韵语,供学童识字和学习历史知识的《兔园策》和《蒙求》;有供学童讽诵的当代诗歌选本《文场秀句》;有供学童临时查阅的字书和

    常识问答,以《杂抄》和《俗务要名林》为代表;还有专供蒙童用的习字教材,其特点是:所有的字都是笔画少的常用字,编成语句,好记易写。

    第二阶段,宋至清中叶。这一时期,蒙学教材由综合性读物向分类专写的方向发展,在以识字为主的基础上,注意伦理道德教育。蒙学教材中出现了大量的生活日用常识知识 ,识字教材更加适合汉字的特点,多数蒙学教材采用韵语体裁和对偶句式,内容上更加注意适应儿童的特点和兴趣。

    宋代以后的蒙学教材,大体上可分为五类,在内容上各有侧重。第一类,综合性的蒙学教材,以《三字经》为代表,此外,《百家姓》、《千字文》也属此类,统称“三、百、千”,其流传时间较长,范围也最广。

    第二类,专门进行伦理道德教育的蒙学教材,以《性理字训》、《小儿语》、《续小儿语》、《名贤集》、《增广昔时贤文》等为代表。

    第三类,历史知识类蒙学教材,有《十七史蒙求》、《叙古千文》、《小学》、《童训》、《少仪外传》等。

    第四类,诗歌的蒙学教材,有《训蒙诗》、《小学诗礼》、《童蒙须知韵语》等,尤其是《神童诗》、《千家诗》、《唐诗三百首》流传最广。

    第五类,专讲成典故事、名物制度常识的蒙学教材,有《名物蒙求》、《龙文鞭影》、《幼学琼林》等。

    此外,还有专门为女子编写的蒙学读物,如《女小儿语》、《闺训千字文》、《改良女儿经》、《女四书》包括《女诚》、《女论语》、《内训》、《女范捷录》等。内容多为灌输“三从四德”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也包括部分女子日常生活常识的内容。

    第三阶段,清中叶民国初年。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 ,原有蒙学教材已不能满足需要 ,因此才有扩充蒙学教材的出现,除了改编和续编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外,还有《三千字文》、《万字文》、《千家姓》等。另外,面对新式学堂所编教科书未能吸收和继承传统蒙学教材的优秀遗产现象,当时政府和许多文人都在尝试改革传统蒙学教材,使其在内容上、编排上更具有科学性。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终于 1903年商务所商务印书馆前身编印了我国第一套小学用的最新教科书,这套书在教育界占势长达十年之久,其影响十分深远。

    二、中国古代蒙学教材的特点

    1.识字教学与品德培养紧密结合,具有较深的文化内涵。有的蒙学教材侧重知识教学,甚至重点在教识字上,但也设法灌输一定的思想内容和品德要求,如《百家姓》、《千字文》。有的蒙学教材侧重进行品德培养,但不忽视知识教学,如《三字经》、《名贤集》、《弟子规》等,都有丰富的知识性。人们称《三字经》“若能句句知诠解,子史经书一贯通”,

    可见《三字经》不仅是儿童的识字教材,更是一部集萃古代文化知识的百科全书,这正体现了中国古代蒙学教材识字教学与品德培养紧密结合的特点。

    2.多出于名人之手。社会知名人士或著名教育家、学问家许多都亲自动手编撰过蒙学教材,这不仅有利于保证教材的高质量,更有助于提高教材的声誉和权威性,便于扩大教材的影响。如流传久远而广泛的《三字经》出自宋末大学问家王应麟之手,清代章太炎对其做过改编和补充。

    3.内容稳中有变。在教育实践中效果明显的教材在内容上要力求稳定,使社会和家长、学童对其建立起信任感;同时 ,还要不断地进行修订、增补和更新,从而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流传至今的多数蒙学教材正是如此。如《千字文》、《三字经》等流传久远的蒙学教材,虽然连续使用数朝数代,时间长达百年之久,但内容却又不断修订、增补和更新。《三字经》经多次增补,还新编多种《三字经》;另外,有《昔时贤文》,又有《增广昔时贤文》;有《女儿经》,又有《改良女儿经》等。正是由于不断修订、增补和更新,才保持了传统蒙学教材的稳定地位;也正因为保持了蒙学教材的稳定地位,才提高了人们对更新后的蒙学教材的信任感。蒙学教材编写和使用方面的这些经验,值得重视。

    4.适合儿童年龄和心理特点。中国古代还没有系统地儿童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的知识 ,但却有丰富的儿童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的思想。蒙学教材的编写非常注意儿童年龄和心理的特点。如:教材浅显易懂,形象具体,生动活泼,切于实用。各书都注意以典型人物、历史故事、民间谚语、流行成语等作为重要内容。如《三字经》中有“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运用了孟母三迁和断机教子的历史故事,这是许多蒙学教材久远流传、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也是蒙学教材编写的宝贵经验。

    5.注意中国语言文字特点,提高蒙学教材易读易记的水平。中国古代蒙学教材,多采用韵语及对偶句式,读来琅琅上口。流传最广的“三、百、千、千”四种蒙学教材,更体现了这一特点。《三字经》,三字成句,或三字倍数成句,句句叶韵;《千字文》全书千字,四言叶韵,共 250句,无一复字;《百家姓》采用四言体例,句句押韵,易学易记;《千家诗》,无论作品朝代,无论作者何人,无论五言七言,无论绝句律诗,都是句句对仗,平仄准确 ,读来押韵,听来顺耳。又如《名贤集》,句式对偶整齐,有四字为句,五字为句,也有七字为句,但句句叶韵;《弟子规》仿三字经》体例,三字成句,句句叶韵。

    6.内容和形式上十分注重雅俗共赏、老幼皆宜。这不仅是蒙学教材广泛流传、家喻户晓的原因之一,同时也是中国古代蒙学教育成功的一个方面。许多优秀的蒙学教材不仅是蒙以养正的儿童读物,也是成年人喜爱的读物,这大大增强了蒙学教材的实用效率。儿童不仅有学校教师定期按时传授,同时 ,父母兄长、邻里亲友,以至整个社会都熟读部分蒙学教材,也就都变成了儿童成长的教师。

    三、对中国古代蒙学教材糟粕内容的批判我们在积极肯定中国古代蒙学教材的价值和意义的同时 ,也不可忽视其糟粕的一面。特别是宋代以后广为流传的蒙学教材,偏重伦理道德教育,充满了对封建统治阶级伦理道德的说教,渗透着封建文化中极其腐朽的思想毒素,例如:书中充满了以“三纲五常”为中心的“男尊女卑”的歧视、鄙视妇女的观点;散布以封建迷信思想、因果报应为中心的唯心论和听天由命、安分守己的宿命论,以消除劳动人民的反抗意识和革命精神;提倡读书做官、光宗耀祖、争做人上人的极端利己主义思想;灌输鄙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的剥削阶级意识等等。总之,书中神权、君权、父权、夫权四大精神绳索一应俱全。这些思想毒瘤,我们在研读时 ,必须细心辨认,以取其思想精华 ,去其封建糟粕,以使中国古代这些优秀的文化遗产能源远流长。

    两千多年来,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的古农书,包括现存和已经散失的,总数共有三百七十六种。这三百多种农书,大体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综合性农书,一般以作物栽培、园艺、畜牧和蚕桑作为基本内容,而又以大田生产为主。有的还包括水产以及农具、水利、救荒、农产品加工等等。另一类是所谓专业农书,包括关于天时、耕作的专著,各种专谱,蚕桑专书,兽医书籍,野菜专著,治蝗书等。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战国时期的专门农书有《神农》、《野老》两种,可惜它们早已散失了。只有《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是专讲农业的,它们可以说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农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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