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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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追溯到1936年的10月，收获的季节即将结束，忽然间，战马嘶鸣，军歌嘹亮，无数红色的军队好似从天而降，它犹如午夜的闪电，划破了浓重的黑暗，搅动了山乡的凄凉。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经过艰难曲折的长征，终于在甘肃会宁实现三大主力会师。实现一、二、四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不仅是党中央的战略决策，也是广大红军指战员的心愿。尤其是屡历险境，迭遭危难，备受艰难困苦的红四方面军指战员，更是殷切盼望着红军早日会师。毛主席说：“会宁，好地名，好地名啊！红军会师，中国安宁。”
会宁地处西北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交接地带，甘肃省中部。这里地形复杂，丘陵沟壑纵横起伏，曾经的黄土高原，被千百年无数次风雨袭击、剥蚀得只剩下了一道道的山梁，其间也有少数基岩在低洼中突起，犹如坚毅的会宁人臂膀，并昂起倔强的头颅，凝望着远方。
10月9日，当阳光洒满山川时，会宁这座古老的山城立即热闹起来，全城披上了艳丽的节日盛装，五颜六色的标语贴满了大街小巷。千年古城第一次焕发出青春的活力。西城门两层飞檐挑角的阁楼上，一面面带有镰刀斧头的红旗迎风招展，一队队英雄的红军队伍，迈着坚定有力的步伐从这里进入会宁城。那波澜壮阔的场面，令一个个经历了千辛万苦的红军指战员兴奋不已。他们挥舞旗帜欢呼奔跑、相拥、跳跃，既有久别重逢后的喜悦，又有意外相见的惊奇，有喜极而泣的激动，又有兴高采烈的呼喊！ “万水千山只等闲，三军过后尽开颜”的昂扬和豪迈，呈现在英勇无畏的红军指战员一张张笑脸上。
此刻，一位身材消瘦，双目炯炯有神的红军指挥员正骑一匹大青马从会宁城西城门下通过，身后紧跟着五六位骑战马的红军指战员。他，就是驰骋疆场、叱咤风云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经过了一年多的长途跋涉，总指挥徐向前已经没有一套像样的军服，他身穿的一套灰色土布军装多出已打了补丁，不过仍然是干干净净。腰间扎着一条牛皮腰带，八卦帽上的红五星闪闪发亮，这更展现出徐总指挥英勇果敢，不畏艰险的精神风貌。
徐向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军事家。原名徐象谦，字子敬。生于山西五台永安村。1917年因贫困失学，当过杂货店学徒。1919年春考入山西国民师范速成班，受五四运动影响，参加进步活动。1921年毕业后曾在阳曲县和五台县河边村任小学教员，期间，因向学生宣传爱国主义、反封建思想，被校方辞退。
1924年4月，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9月被编入孙中山卫队前往韶关参加北伐誓师。毕业后留校任排长。在校期间，积极参加由党组织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活动。1925年春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后到国民军第2军第6混成旅任教官、参谋、团副等职。1926年11月到武汉后，任南湖学兵团政治指导员。4月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队长。曾率学生队参加反击叛军夏斗寅部，后被派往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任司令部参谋。
大革命失败后到上海，被中共中央军委派赴广州，在工人赤卫队中任第6联队队长，秘密进行起义的组织工作和军事训练。广州起义中率队苦战3昼夜，后转往海陆丰地区，先后任工农革命军第4师10团党代表，4师参谋长、师长，与彭湃等领导开展东江武装斗争。
1929年6月，被中共中央军委派往鄂东北，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31师副师长，中共鄂豫边特委委员，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主席。指挥弱小的红军挫败国民党军队发动的3次会剿，歼灭大批地主武装，扩大了武装割据地区。同年11月，与31师党代表戴克敏共同总结鄂豫边斗争的经验，起草《军事问题决议案》，提出领导边区武装斗争的方针，运用集中作战与分散游击、号召群众参加红军作战、敌进我退和敌退我进、采取跑圈的形式等游击战争的原则，使鄂豫边红军的建设和游击战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总指挥徐向前看着如潮的人群，神色凝重，红四方面军艰难曲折的历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1932年10月，由于当时敌人的强大和张国焘战略指导的错误，红四方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主力2万多人被迫撤出鄂豫皖苏区。在向西转移中，因敌众我寡，四面受敌，在鄂陕边界漫川关陷入困境。他坚决反对张国焘提出的化整为零、分散打游击的错误主张，果断指挥部队集中突围，转危为安。随后，他指挥部队翻秦岭，涉汉水，越过大巴山，历尽艰苦，行程1500余公里，连续击破国民党军10余万人的围追堵截，胜利地进入四川通江、南江和巴中地区，开辟了川陕苏区。1933年2月起，采取以逐步收紧阵地为特点的运动战战法，取得反“三路围攻”的胜利，随后又指挥仪南、营渠、宣达等战役，并与王维舟率领的川东游击军会合，红军由入川时的1。5万人发展到8万余人，川陕根据地人口达400余万。1933年11月～1934年8月，指挥所部抗击国民党军20多万人的“六路围攻”，采取收紧阵地、节节抗击、待机反攻、重点突破的作战方针，取得歼敌8万余人的重大胜利。1934年2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在参与领导开创鄂豫皖和川陕苏区的斗争中，徐向前提出了一系列建设人民军队的指导思想。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重视红军的政治建设，主张大力加强对士兵的阶级意识和土地革命教育；倡导红军内部发扬民主精神，发挥士兵委员会的作用；主张从严治军，把爱护士兵与严格管教统一起来，把民主与纪律结合起来。和红四方面军其他领导人共同制定了不拿穷人一针一线、对穷人态度要和蔼、积极宣传红军主张、获得物资要先顾伤员等10项军纪。并根据各部队的特点，因势利导，培养出一批各具进攻、防御、夜袭、追击等战术特长的“拳头”师团；注重部队的作风建设，并以身作则，严格要求，培养锻炼了红四方面军“狠、硬、快、猛、活”的战斗作风。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于夹金山下，由于张国焘干扰，又于9月在茫茫草地中痛苦地分离，经过一年的艰苦转战，今天又在西北黄土高原的会宁城胜利会合，他怎能不激动。就在徐向前总指挥沉情于这欢乐热闹的场景时，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也骑着一匹大白马踏踏踏赶了上来，看见总指挥表情凝重地看着红军部队胜利会师的欢快场面，陈政委也被眼前的情景所感染。不过他刚刚接到红军总部命令，已没时间继续观看三军会师的热闹场面。他对徐总指挥说：“向前同志，朱德总司令和张国焘总政委已赶到会宁，总部派人通知我们到朱总司令那里，研究一下步军事行动方案。”
徐向前问道：“立刻过去吗？”
陈昌浩知道徐向前现在的心情，但这是总部的命令，便毫不犹豫地说道：“马上过去。”
陈昌浩生于1906年，湖北汉阳人，1926年加入共青团，在武汉从事学生运动，1927年底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转为中共党员。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昌浩是红军中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曾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常委、团中央委员等职。1931年4月，受中共中央派遣，由周恩来亲自委托顾顺章安排，陈昌浩跟随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国焘化装成商人，从上海杨树浦码头乘船前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兼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共青团鄂豫皖中央分局(少共特委)书记。6月下旬，在河南新集召开的鄂豫皖苏区党员代表大会上，陈昌浩当选为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在“党指挥枪”的原则下，陈昌浩成为这支劲旅的直接指挥者，时年仅25岁。 虽然贵为一军统帅，陈昌浩常常亲历战阵，在黄安(今红安)之战中更是勇冠全军。12月22日上午，陈昌浩乘坐我军第一架飞机“列宁号”(1930年2月，四川军阀刘湘的座机因燃料耗尽迫降在鄂豫皖苏区宜化店境内，为我所获，苏区军民命名为“列宁号”，是为我军第一架飞机)向黄安城内敌师部投下捆绑的迫击炮弹和大量宣传品，炸得敌人魂飞魄散，从心理上摧垮了敌人的防线，使红军很快就攻占了黄安城。之后，他又参与指挥了商潢、苏家埠、潢光等著名战役……。在陈昌浩的革命人生日益辉煌的同时，他的负面历史也已经开始，据徐向前元帅回忆：“在陈昌浩接任红四军政委后，即开始在部队中‘肃反’……陈昌浩抓起来的那些红军干部，都是跟我们一起打游击走过来的，作战勇敢，平时没有什么异常表现，一夜之间就成了‘改组派’、‘某某团’，使人不可理解。”在屡立战功的同时，他亲自批准捕杀了红四方面军名将许继慎、周维炯等人。1933年9月，他又批准逮捕了红四方面军名将曾中生，曾后被杀害（应该不排除张国焘的作用）。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陈昌浩被增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并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同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瞎指挥，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要是红一方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长征。1935年5月，由于敌情所迫，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也被迫率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进行长征。
朱德总司令与张国焘总政委是带着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紧急赶来的，此次一行使命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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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宁地处西北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交接地带，甘肃省中部。这里地形复杂，丘陵沟壑纵横起伏，曾经的黄土高原，被千百年无数次风雨袭击、剥蚀得只剩下了一道道的山梁，其间也有少数基岩在低洼中突起，犹如坚毅的会宁人臂膀，并昂起倔强的头颅，凝望着远方。
10月9日，当阳光洒满山川时，会宁这座古老的山城立即热闹起来，全城披上了艳丽的节日盛装，五颜六色的标语贴满了大街小巷。千年古城第一次焕发出青春的活力。西城门两层飞檐挑角的阁楼上，一面面带有镰刀斧头的红旗迎风招展，一队队英雄的红军队伍，迈着坚定有力的步伐从这里进入会宁城。那波澜壮阔的场面，令一个个经历了千辛万苦的红军指战员兴奋不已。他们挥舞旗帜欢呼奔跑、相拥、跳跃，既有久别重逢后的喜悦，又有意外相见的惊奇，有喜极而泣的激动，又有兴高采烈的呼喊！ “万水千山只等闲，三军过后尽开颜”的昂扬和豪迈，呈现在英勇无畏的红军指战员一张张笑脸上。
此刻，一位身材消瘦，双目炯炯有神的红军指挥员正骑一匹大青马从会宁城西城门下通过，身后紧跟着五六位骑战马的红军指战员。他，就是驰骋疆场、叱咤风云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经过了一年多的长途跋涉，总指挥徐向前已经没有一套像样的军服，他身穿的一套灰色土布军装多出已打了补丁，不过仍然是干干净净。腰间扎着一条牛皮腰带，八卦帽上的红五星闪闪发亮，这更展现出徐总指挥英勇果敢，不畏艰险的精神风貌。
徐向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军事家。原名徐象谦，字子敬。生于山西五台永安村。1917年因贫困失学，当过杂货店学徒。1919年春考入山西国民师范速成班，受五四运动影响，参加进步活动。1921年毕业后曾在阳曲县和五台县河边村任小学教员，期间，因向学生宣传爱国主义、反封建思想，被校方辞退。
1924年4月，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9月被编入孙中山卫队前往韶关参加北伐誓师。毕业后留校任排长。在校期间，积极参加由党组织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活动。1925年春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后到国民军第2军第6混成旅任教官、参谋、团副等职。1926年11月到武汉后，任南湖学兵团政治指导员。4月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队长。曾率学生队参加反击叛军夏斗寅部，后被派往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任司令部参谋。
大革命失败后到上海，被中共中央军委派赴广州，在工人赤卫队中任第6联队队长，秘密进行起义的组织工作和军事训练。广州起义中率队苦战3昼夜，后转往海陆丰地区，先后任工农革命军第4师10团党代表，4师参谋长、师长，与彭湃等领导开展东江武装斗争。
1929年6月，被中共中央军委派往鄂东北，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31师副师长，中共鄂豫边特委委员，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主席。指挥弱小的红军挫败国民党军队发动的3次会剿，歼灭大批地主武装，扩大了武装割据地区。同年11月，与31师党代表戴克敏共同总结鄂豫边斗争的经验，起草《军事问题决议案》，提出领导边区武装斗争的方针，运用集中作战与分散游击、号召群众参加红军作战、敌进我退和敌退我进、采取跑圈的形式等游击战争的原则，使鄂豫边红军的建设和游击战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总指挥徐向前看着如潮的人群，神色凝重，红四方面军艰难曲折的历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1932年10月，由于当时敌人的强大和张国焘战略指导的错误，红四方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主力2万多人被迫撤出鄂豫皖苏区。在向西转移中，因敌众我寡，四面受敌，在鄂陕边界漫川关陷入困境。他坚决反对张国焘提出的化整为零、分散打游击的错误主张，果断指挥部队集中突围，转危为安。随后，他指挥部队翻秦岭，涉汉水，越过大巴山，历尽艰苦，行程1500余公里，连续击破国民党军10余万人的围追堵截，胜利地进入四川通江、南江和巴中地区，开辟了川陕苏区。1933年2月起，采取以逐步收紧阵地为特点的运动战战法，取得反“三路围攻”的胜利，随后又指挥仪南、营渠、宣达等战役，并与王维舟率领的川东游击军会合，红军由入川时的1。5万人发展到8万余人，川陕根据地人口达400余万。1933年11月～1934年8月，指挥所部抗击国民党军20多万人的“六路围攻”，采取收紧阵地、节节抗击、待机反攻、重点突破的作战方针，取得歼敌8万余人的重大胜利。1934年2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在参与领导开创鄂豫皖和川陕苏区的斗争中，徐向前提出了一系列建设人民军队的指导思想。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重视红军的政治建设，主张大力加强对士兵的阶级意识和土地革命教育；倡导红军内部发扬民主精神，发挥士兵委员会的作用；主张从严治军，把爱护士兵与严格管教统一起来，把民主与纪律结合起来。和红四方面军其他领导人共同制定了不拿穷人一针一线、对穷人态度要和蔼、积极宣传红军主张、获得物资要先顾伤员等10项军纪。并根据各部队的特点，因势利导，培养出一批各具进攻、防御、夜袭、追击等战术特长的“拳头”师团；注重部队的作风建设，并以身作则，严格要求，培养锻炼了红四方面军“狠、硬、快、猛、活”的战斗作风。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于夹金山下，由于张国焘干扰，又于9月在茫茫草地中痛苦地分离，经过一年的艰苦转战，今天又在西北黄土高原的会宁城胜利会合，他怎能不激动。就在徐向前总指挥沉情于这欢乐热闹的场景时，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也骑着一匹大白马踏踏踏赶了上来，看见总指挥表情凝重地看着红军部队胜利会师的欢快场面，陈政委也被眼前的情景所感染。不过他刚刚接到红军总部命令，已没时间继续观看三军会师的热闹场面。他对徐总指挥说：“向前同志，朱德总司令和张国焘总政委已赶到会宁，总部派人通知我们到朱总司令那里，研究一下步军事行动方案。”
徐向前问道：“立刻过去吗？”
陈昌浩知道徐向前现在的心情，但这是总部的命令，便毫不犹豫地说道：“马上过去。”
陈昌浩生于1906年，湖北汉阳人，1926年加入共青团，在武汉从事学生运动，1927年底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转为中共党员。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昌浩是红军中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曾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常委、团中央委员等职。1931年4月，受中共中央派遣，由周恩来亲自委托顾顺章安排，陈昌浩跟随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国焘化装成商人，从上海杨树浦码头乘船前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兼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共青团鄂豫皖中央分局(少共特委)书记。6月下旬，在河南新集召开的鄂豫皖苏区党员代表大会上，陈昌浩当选为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在“党指挥枪”的原则下，陈昌浩成为这支劲旅的直接指挥者，时年仅25岁。 虽然贵为一军统帅，陈昌浩常常亲历战阵，在黄安(今红安)之战中更是勇冠全军。12月22日上午，陈昌浩乘坐我军第一架飞机“列宁号”(1930年2月，四川军阀刘湘的座机因燃料耗尽迫降在鄂豫皖苏区宜化店境内，为我所获，苏区军民命名为“列宁号”，是为我军第一架飞机)向黄安城内敌师部投下捆绑的迫击炮弹和大量宣传品，炸得敌人魂飞魄散，从心理上摧垮了敌人的防线，使红军很快就攻占了黄安城。之后，他又参与指挥了商潢、苏家埠、潢光等著名战役……。在陈昌浩的革命人生日益辉煌的同时，他的负面历史也已经开始，据徐向前元帅回忆：“在陈昌浩接任红四军政委后，即开始在部队中‘肃反’……陈昌浩抓起来的那些红军干部，都是跟我们一起打游击走过来的，作战勇敢，平时没有什么异常表现，一夜之间就成了‘改组派’、‘某某团’，使人不可理解。”在屡立战功的同时，他亲自批准捕杀了红四方面军名将许继慎、周维炯等人。1933年9月，他又批准逮捕了红四方面军名将曾中生，曾后被杀害（应该不排除张国焘的作用）。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陈昌浩被增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并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同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瞎指挥，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要是红一方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长征。1935年5月，由于敌情所迫，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等也被迫率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进行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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