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1章 财政预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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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逸提出的财政预算,实际就是绩效预算,其核心是主张朝廷的预算必须与朝廷的中长期战略计划相结合。
强调以官府职能的整体目标为导向,用绩效作为约束手段,以绩效责任换管理自由;
在强调政事堂这个最高机构对支出总额进行控制的同时,将自由使用预算资金的权力赋予各个下属部门。
比如都水监,朝廷按预算将一千万贯拔给了你,那怎么用这笔钱,就是你都水监的事了;
朝廷只看绩效,你拿了这笔钱,到底修了多少河堤?这些河堤相对于一千万贯而言,效益如何?是值是亏?这将直接反映出都水监官员的能力。
这种绩效预算制度的特点,是按计划决定预算,按预算计算成本,按成本分析效益,然后根据效益来衡量官员的工作业绩,
它对于监督和控制预算支出,促进官员的工作积极性和责任感,提高支出效益、防止浪费、最大程度地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将有极为积极的作用。
这个财政预算方案一经杨逸提出,高瞻远瞩的章惇稍一思索,立即就明白它好处所在。
以前各部门官员绩效考核的方式都比较模糊,如何评定一个官员有能力,很难有直观的对比,以至于官员的升迁经常不是看能力,而是看资历。
许多官员便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里。尸位素餐、得过且过,反正混够了资历便能升迁。
现在若是实行财政绩效预算,本身你在提出预算时。你的预算由哪部分组成,有没有什么新想法、新项目,都一目了然;
若是你申请的预算只包含了本部门官员的俸禄。那就表示你这个官员啥事也不没打算干,就是混日子。
若是你申请的预算包含有新项目的支出方案,那么这个项目完成得如何?效益如何?年底立即就反映出来,而工作的绩效等于官员的能力,朝廷可以依此给予奖罚。
这种财政预算的好处不言而喻,章惇、苏颂、李清臣等人很快就点头表示赞同,然而六部尚书除了蔡京外,其它人都默不作声。
原因很简单。财政预算直接针对的就是他们,一但实行,他们的能力将直接反映出来,一时间各人心里都有些没底,让他们如何点头赞同?
但这种预算的好处明摆着,一时之间他们又提不出反对的意见来。
你直接反对,就等于说你对自己的工作能力没信心。你自己都没信心,让别人怎么对你有信心?那你还在这个位置上呆得下去吗?
因此,他们只能沉默着思索这种新政策对自己的利与弊。
利还是不少的,毕竟预算一但通过政事堂审核,那这一大笔款项怎么使用就由自己说了算。可以说,他们手上的权力得到了很大的加强。
很快,礼部尚书杨畏也表示了赞同,这个好理解,礼部主要是管科举考试、教育、外交、以及各种祭祀大典,这些方面都有一定套路,可以说绩效预算方案对礼部的影响最小,杨畏稍一想就明白,因此表示了赞同。
接着刑部尚书何世宽也表示了支持,剩下工部、吏部、兵部,也不用想了,三省六部十几个重臣都同意了,剩下他们三人能反对得了吗?
其实最可怜的要数工部尚书张朝宗,因为工部管着各项工程,和制造作坊,财政预算最复杂,而工作效益也最直观,绩效预算自然是对他影响最大。
为了不让老张恨上自己,杨逸投去一个抱歉的眼神,心里也暗暗决定,有机会便帮帮他,反正十三娘这个科学狂在家里也挺闲的。
总的来说,章惇为首相,是杨逸最大的幸运。
他所提出的各种建议,大都能得到章惇的支持,因为章惇是一个开拓型的宰相,而非那种保守的、固步不前的人。
他那超越常人的眼光,使他能正确理解杨逸从后世带来的这些方案,并根据实际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而他那强悍的性格,超常的凝聚力、支配力、又为杨逸的这些政策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撑,只要他点头的方案,基本上都能在朝堂上通过。
当然,刘太后拥有最终的决定权,而刘太后的决定权有大半又掌握在杨逸的手上,至少目前是这样,这也是他所得出的政策得以实施一种保障。
这项财政预算计划,政事堂共花了三天时间商讨完善,其中许多具体的方略引起了热烈的争辩。
比如,要实行财政预算,就必须先成立一个审计部门,负责审计各部院提交上来的财政预算申请;
蔡京希望将这个审计部门置于户部之下,由户部根据岁入审核各部门的预算,这遭到了其他五部尚书的强烈反对,一但这个审计部门置于户部之下,户部就能凌驾于其他五部之上,绝对不行!
此事争了半天,最后多方妥协之后,在尚书省下另设一司,是为审计司,专门负责审核各部门的财政预算。
从明年起,大宋将全面施行财政预算制度,全年财政预算将由两个部分组成:
第一种预算是由下而上,具体点说比如工部,首先由工部下属的各个部门主官根据本部门的人员编制、工程计划,按实际需要,将来年的支出预算统一交到工部尚书手上,由工部尚书审定之后,提交尚书省审计司;
审计司根据你的工程计划,详细核算到底需不需要这么多资金,得出评估后将预算申请与评估报告一同交给政事堂;
由政事堂和皇帝一起,根据审计司评估报告、以及户部提交的岁入总额、和来年的经济预测。进行全局把关,最终决定这项工程是否施行,哪项支出应该优先照顾。
户部再按政事堂的决定予以拨款。
第二种预算是由上而下。就是政事堂根据国家的需要,制定出各种长远的战略目标,比如治河工程。或者对外开战、对民生的投入等等,目标制定好后,将具体工作分派给相关部门;
各部门核算出完成这项任务需要多少资金,将预算提交审计司审核,经政事堂确认,户部拨款。
以前朝廷的财政支出,都是被动的,包括政事堂的宰相心里也没个底。哪里需要钱了,就往哪里砸,结果砸来砸去,到最后发现钱不够用了;
有些事情本来可以拖一拖,由于当时感觉国库还有些钱,便都砸进去了,到后来有了更急迫的事情需要用钱。却拿不出钱来,事情耽误了,财政也透支了。
有了这项财政预算制度,基本就能化被动为主动,政事堂的宰相在年初就能作一个宏观把控。最大限度地控制财政赤字,把有数的资金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去,让大宋的财政支出从无序变成有序。
政事堂决定之后,再将这项政策拿到朝会上去讨论,这种讨论已经不是施不施行的问题,而是让各级官员拾遗补漏,使政策更加完善,更符合大宋的实际情况。
甚至将这项政策通报全国,让各地官员以及读书人加以讨论,但凡有意见的,都可以上书朝廷,这是杨逸自己提议的,财政预算是他从后世带来的一种政策,用到大宋这种君主制社会上,到底会出现什么不良反应,他心里同样没底。
一人计短,两人计长。
财政预算将关系到大宋今后的国策制定,以及各部门的运作方式,官员的绩效评估,甚至有可能在大宋引发方方面面的变革。
如此重大的一项政策,杨逸觉得有必要交给全大宋的有识之士加以讨论完善,这可不是他学画画,来不得闭门造车。
这项政策一经公布出去,立即引起轩然大波,不仅是地方官吏,名士大儒,州中学子,甚至青楼中那些才华横溢的姑娘,都开始热烈讨论这项政策。
很快,苏东坡和范纯仁分别上了一份奏章,洋洋洒洒数千言,从方方面面剖析了这项财政预算政策;
范纯仁提出,财政预算制度的完善,还需要一个绩效审核部门的协同,某一笔钱拨给某个部门后,最后绩效如何就需要这个部门进行核实,不能光看这个部门的年底工作报告,否则绩效预算就是一纸空谈,反而给了各部门官员更多以权谋私的机会。
苏东坡提出,财政预算能否起作用,关键看审计司的职责履行得怎么样。审计司掌握着各门部的预算审核权,权力过大,必须另加以制约;
否则若是审计司官员贪赃枉法,接受某些官员的贿赂后,在审计预算时予以偏袒,则财政预算制度反而会害国害民,国库的钱都花到了不该花的地方,或者说本不该花这么多钱,结果却多支出了好几倍。
可以说苏范俩人都看到了问题的核心,指出了财政预算这项制度的脆弱性,以及应该完善的地方。
政事堂根据他们这些意见修改政策的同时,还给予钱帛嘉奖。
各地的官员、士子,就此项政策也提出了许多改良意见,但凡有见地的,朝廷都给接纳,并予以嘉奖。
真算来,这也是朝廷发现人才的一个机会,而那些读书人为能参与到国家大政中来,也倍感兴奋,对朝廷也更加拥护。
总体而言,财政预算这项政策的推出,支持的声音占八成以上,杨逸一下子又成为大宋的风云人物。
但他还没停歇,财政预算确定下来后,杨逸再接再厉,立即抛出的奢侈品消费税的提案。
如果说之前的财政预算是节流,那么这项奢侈品消费税就是开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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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逸提出的财政预算,实际就是绩效预算,其核心是主张朝廷的预算必须与朝廷的中长期战略计划相结合。
强调以官府职能的整体目标为导向,用绩效作为约束手段,以绩效责任换管理自由;
在强调政事堂这个最高机构对支出总额进行控制的同时,将自由使用预算资金的权力赋予各个下属部门。
比如都水监,朝廷按预算将一千万贯拔给了你,那怎么用这笔钱,就是你都水监的事了;
朝廷只看绩效,你拿了这笔钱,到底修了多少河堤?这些河堤相对于一千万贯而言,效益如何?是值是亏?这将直接反映出都水监官员的能力。
这种绩效预算制度的特点,是按计划决定预算,按预算计算成本,按成本分析效益,然后根据效益来衡量官员的工作业绩,
它对于监督和控制预算支出,促进官员的工作积极性和责任感,提高支出效益、防止浪费、最大程度地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将有极为积极的作用。
这个财政预算方案一经杨逸提出,高瞻远瞩的章惇稍一思索,立即就明白它好处所在。
以前各部门官员绩效考核的方式都比较模糊,如何评定一个官员有能力,很难有直观的对比,以至于官员的升迁经常不是看能力,而是看资历。
许多官员便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里。尸位素餐、得过且过,反正混够了资历便能升迁。
现在若是实行财政绩效预算,本身你在提出预算时。你的预算由哪部分组成,有没有什么新想法、新项目,都一目了然;
若是你申请的预算只包含了本部门官员的俸禄。那就表示你这个官员啥事也不没打算干,就是混日子。
若是你申请的预算包含有新项目的支出方案,那么这个项目完成得如何?效益如何?年底立即就反映出来,而工作的绩效等于官员的能力,朝廷可以依此给予奖罚。
这种财政预算的好处不言而喻,章惇、苏颂、李清臣等人很快就点头表示赞同,然而六部尚书除了蔡京外,其它人都默不作声。
原因很简单。财政预算直接针对的就是他们,一但实行,他们的能力将直接反映出来,一时间各人心里都有些没底,让他们如何点头赞同?
但这种预算的好处明摆着,一时之间他们又提不出反对的意见来。
你直接反对,就等于说你对自己的工作能力没信心。你自己都没信心,让别人怎么对你有信心?那你还在这个位置上呆得下去吗?
因此,他们只能沉默着思索这种新政策对自己的利与弊。
利还是不少的,毕竟预算一但通过政事堂审核,那这一大笔款项怎么使用就由自己说了算。可以说,他们手上的权力得到了很大的加强。
很快,礼部尚书杨畏也表示了赞同,这个好理解,礼部主要是管科举考试、教育、外交、以及各种祭祀大典,这些方面都有一定套路,可以说绩效预算方案对礼部的影响最小,杨畏稍一想就明白,因此表示了赞同。
接着刑部尚书何世宽也表示了支持,剩下工部、吏部、兵部,也不用想了,三省六部十几个重臣都同意了,剩下他们三人能反对得了吗?
其实最可怜的要数工部尚书张朝宗,因为工部管着各项工程,和制造作坊,财政预算最复杂,而工作效益也最直观,绩效预算自然是对他影响最大。
为了不让老张恨上自己,杨逸投去一个抱歉的眼神,心里也暗暗决定,有机会便帮帮他,反正十三娘这个科学狂在家里也挺闲的。
总的来说,章惇为首相,是杨逸最大的幸运。
他所提出的各种建议,大都能得到章惇的支持,因为章惇是一个开拓型的宰相,而非那种保守的、固步不前的人。
他那超越常人的眼光,使他能正确理解杨逸从后世带来的这些方案,并根据实际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而他那强悍的性格,超常的凝聚力、支配力、又为杨逸的这些政策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撑,只要他点头的方案,基本上都能在朝堂上通过。
当然,刘太后拥有最终的决定权,而刘太后的决定权有大半又掌握在杨逸的手上,至少目前是这样,这也是他所得出的政策得以实施一种保障。
这项财政预算计划,政事堂共花了三天时间商讨完善,其中许多具体的方略引起了热烈的争辩。
比如,要实行财政预算,就必须先成立一个审计部门,负责审计各部院提交上来的财政预算申请;
蔡京希望将这个审计部门置于户部之下,由户部根据岁入审核各部门的预算,这遭到了其他五部尚书的强烈反对,一但这个审计部门置于户部之下,户部就能凌驾于其他五部之上,绝对不行!
此事争了半天,最后多方妥协之后,在尚书省下另设一司,是为审计司,专门负责审核各部门的财政预算。
从明年起,大宋将全面施行财政预算制度,全年财政预算将由两个部分组成:
第一种预算是由下而上,具体点说比如工部,首先由工部下属的各个部门主官根据本部门的人员编制、工程计划,按实际需要,将来年的支出预算统一交到工部尚书手上,由工部尚书审定之后,提交尚书省审计司;
审计司根据你的工程计划,详细核算到底需不需要这么多资金,得出评估后将预算申请与评估报告一同交给政事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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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预算是由上而下。就是政事堂根据国家的需要,制定出各种长远的战略目标,比如治河工程。或者对外开战、对民生的投入等等,目标制定好后,将具体工作分派给相关部门;
各部门核算出完成这项任务需要多少资金,将预算提交审计司审核,经政事堂确认,户部拨款。
以前朝廷的财政支出,都是被动的,包括政事堂的宰相心里也没个底。哪里需要钱了,就往哪里砸,结果砸来砸去,到最后发现钱不够用了;
有些事情本来可以拖一拖,由于当时感觉国库还有些钱,便都砸进去了,到后来有了更急迫的事情需要用钱。却拿不出钱来,事情耽误了,财政也透支了。
有了这项财政预算制度,基本就能化被动为主动,政事堂的宰相在年初就能作一个宏观把控。最大限度地控制财政赤字,把有数的资金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去,让大宋的财政支出从无序变成有序。
政事堂决定之后,再将这项政策拿到朝会上去讨论,这种讨论已经不是施不施行的问题,而是让各级官员拾遗补漏,使政策更加完善,更符合大宋的实际情况。
甚至将这项政策通报全国,让各地官员以及读书人加以讨论,但凡有意见的,都可以上书朝廷,这是杨逸自己提议的,财政预算是他从后世带来的一种政策,用到大宋这种君主制社会上,到底会出现什么不良反应,他心里同样没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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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预算将关系到大宋今后的国策制定,以及各部门的运作方式,官员的绩效评估,甚至有可能在大宋引发方方面面的变革。
如此重大的一项政策,杨逸觉得有必要交给全大宋的有识之士加以讨论完善,这可不是他学画画,来不得闭门造车。
这项政策一经公布出去,立即引起轩然大波,不仅是地方官吏,名士大儒,州中学子,甚至青楼中那些才华横溢的姑娘,都开始热烈讨论这项政策。
很快,苏东坡和范纯仁分别上了一份奏章,洋洋洒洒数千言,从方方面面剖析了这项财政预算政策;
范纯仁提出,财政预算制度的完善,还需要一个绩效审核部门的协同,某一笔钱拨给某个部门后,最后绩效如何就需要这个部门进行核实,不能光看这个部门的年底工作报告,否则绩效预算就是一纸空谈,反而给了各部门官员更多以权谋私的机会。
苏东坡提出,财政预算能否起作用,关键看审计司的职责履行得怎么样。审计司掌握着各门部的预算审核权,权力过大,必须另加以制约;
否则若是审计司官员贪赃枉法,接受某些官员的贿赂后,在审计预算时予以偏袒,则财政预算制度反而会害国害民,国库的钱都花到了不该花的地方,或者说本不该花这么多钱,结果却多支出了好几倍。
可以说苏范俩人都看到了问题的核心,指出了财政预算这项制度的脆弱性,以及应该完善的地方。
政事堂根据他们这些意见修改政策的同时,还给予钱帛嘉奖。
各地的官员、士子,就此项政策也提出了许多改良意见,但凡有见地的,朝廷都给接纳,并予以嘉奖。
真算来,这也是朝廷发现人才的一个机会,而那些读书人为能参与到国家大政中来,也倍感兴奋,对朝廷也更加拥护。
总体而言,财政预算这项政策的推出,支持的声音占八成以上,杨逸一下子又成为大宋的风云人物。
但他还没停歇,财政预算确定下来后,杨逸再接再厉,立即抛出的奢侈品消费税的提案。
如果说之前的财政预算是节流,那么这项奢侈品消费税就是开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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