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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卷 305 阿毛啞了

    田树勋在蔡红玉身上折腾时,李忠良正在钱北小学,同朱丽雯谈论田树勋的这次“惨败”。. 网

    朱丽雯万丰遭辱,王宏铭打电话给蔡阿『毛』,蔡阿『毛』没说二话,立刻让李忠良接回朱丽雯。李忠良一直就喜欢朱丽雯,此刻更为关心;“木材事件”后,朱丽雯非常消沉;李忠良虽不知底细,更是时常与她闲谈。朱丽雯在李忠良身上得到了慰籍;俩人成了知音。

    李忠良很不理解,论口才、文才、革命理论,田树勋都应在林木森之上;而林木森能把难事作成好事,田树勋却往往会事与愿违。

    朱丽雯说:“我们不去探讨他俩的思想目的,单说他俩的工作方法。时我阿公行欣赏木森,曾对我说木森是务实。阿公说,中国古时有句治理名言,‘将欲取之,必先与之。’木森就是这样,‘先给后取’。在太湖大队,他在建‘东环主干道’工程时,修了两条排渠;这等于修了两条河道,给芦苇『荡』敞开了大门。他先发展集体经济,组织‘知青’办‘芦蓆场’;又让社员加班替‘芦蓆场’完成任务。这一下,全大队都调动起来了。太湖大队的‘社教运动’不温不火地,是因为自留地已不成为社员的家庭主要经济来源。木森的‘先给后取’在渔业大队更突出。他修建‘渔民新村’,给每户都建猪羊棚;只要你一养,猪羊要吃,就得去给猪准备饲料,给羊去割草,大队集体种藕种菱要修堰,猪饲料要去种。把这一些解决了,社员也增加了收入,大队新的‘经济体’形成新的环境,工作也好开展了。田树勋却相反,‘先取后给’;一个收回自留地就闹得天下大『乱』,怎样继续工作?”

    李忠良说:“是呀!如果林木森来钱北收回自留地,他首先会扩大养鸡场,办蔬菜园,组织专业生产队……扩大了集体经济,增加了收入,使得你眼红,要求参加;他心里高兴得不行,却装出很无奈,让你去求他。他再提什么条件,你都会答应。”

    『共产』主义社会总给于人们以一种充满着神秘感、理想化的空间;以革命导师的描绘,在思想上,『共产』主义的目的,是世界大同,是人类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是种类近乎于、又高于“自由、平等、博爱”的世界大同目的,是一种伟大的、神圣的思想境界。而『共产』主义社会的真髓,其实在中国的思想史中,早就提倡过,在《礼记》的“礼运”篇中,就说:“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藏于身也,不必为已。”前者之意即为“各取所需”,后者即是“各尽所能”。

    究竟什么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分配方式”?似乎单从理论上都很难简明地述说得清。一九五八年,龙溪人民公社同各地一样,龙溪镇上高高地悬挂大红横幅,宣告“人民公社是金桥,『共产』主义是天堂。”公社也推行了各种形式的“准『共产』主义方式”的供给制加工资制的分配制度。先实行了粮食供给制(按国家规定的粮食供给标准,把口粮无价供应给社员),后砸烂私有制,各家拆除行灶,将镬锅打破去炼钢,改为伙食供给制(办食堂,实行吃饭、蔬菜、食油不要钱),准备过渡到基本生活供给制(实行吃饭、穿衣、住房、生育、教育、看病、婚丧“七包”。有的大队甚至还包理发、洗澡、看戏、看电影、烤火费)。

    尽管后来受了三四年苦,队里的老人说起刚开办食堂的日子,巴嗒烟竿的嘴都会垂下长长的唾『液』。“大锅饭、小锅菜。用蒸谷大锅煮饭,火大,烧滚;大铲翻转,中火收水,小火焖熟。用大木桶盛上,在墙边放上一排,喷香的晚粳饭。八人一桌,四菜一汤,两荤两素。用家里盛汤的大蓝花碗装菜,除了荤菜,根本吃不了。后来改用菜碗,还是有剩,每餐都挑两担“饭脚水(剩饭、菜 )”到养猪场。早上有糕团,餐餐有鱼肉,天天杀猪。后来一看不行了,猪长得没有吃得快。就隔天杀一头,也不行,城里人也要吃肉,国家建设也要猪,就每周杀一头了……”但这种种分配制度当时是建立在脆弱的集体经济基础上的,即使是一再降低供给制水平,也没维持两、三个月。到年底,食堂已岌岌可危,其它早已名存实亡。过了几个月的“『共产』主义”,便吃光了全年的粮食。随之而来的是勒索裤腰带的苦日子……

    究竟怎样“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林木森偏向先作到“各尽所能”,人尽所能,物尽所能,地尽所能。“質美者以通為贵,才良者以显为為能”。太湖大队的芦蓆场就是实例,林木森甚至想把跃龙大队的低洼淤田全面调整,浅田改种单季稻,淤泥田种藕,,这样,表面是退了一步,但收获将会增加一倍。

    由此,林木森坚持认定农村必须壮大集体经济;有了坚实的集体经济基础,才能从根本上安排工作,使社员富裕起来。就象当年蔡阿『毛』改造钱北的电线,整个费用是大队出的,该怎样规化就怎样规化,各生产队无话可说。

    俩人不由哈哈地笑了。这时,李伯林急匆匆跑来了。

    李伯林说:“李主任,快,快!蔡支书变哑巴了!他正和四队的队长说话,咳了一阵就失声了!”

    赶到卫生所;医生说:“李主任,喉咙里有个东西,上城里‘二医院’吧。”

    消息传开,四下震动。李忠良要立刻送蔡阿『毛』进城,蔡阿『毛』摇摇头,伸出两根指头,沙哑着嗓子,艰难地说:“还办两件事……阿土……开个会……”

    很快,二队来人让“治保会”去验斤;王阿土带头“借粮”,不到一个小时,凑集了五百七十九斤“储备粮”。消息不胫而走,全大队都行动起来,“强化班”的人都回到家里吃晚饭。

    大队党支委、革委会委员都到了大队部,田树勋没来。

    李伯林说:“没找到。他姆妈说,‘中午都没回家吃饭。’”

    蔡阿『毛』急了,怕田树勋想不通,出什么事,忙让大家都去找。寻了一二个小时,李伯林遇见从外回转的田树勤。

    田树勤嘴一撇,说:“寻什么寻?我兄弟是干大事的人,这点沟沟坎坎会吓住他吗?伯林,告诉你,田支书去兆丰了;‘县工作组’知道了钱北的事,叫他去了。”

    李伯林私下与人一商量,有三个人没回大队部,没参加钱北大队党支委、革委会委员会议。

    蔡阿『毛』什么话也没说,取出张纸,写道:“请公社党委、革委会同意,调林木森同志主持钱北大队工作。”

    他签上名后递给李忠良,望着李忠良,巴动着嘴。

    李忠良点点头,接过笔,也签上名。屋里几个委员也相续签上了名。

    蔡阿『毛』欣慰地笑了。他知道,这是他为钱北大队作的最后一件事。

    钱北恢复了平静。第二天一早,张国庆领着二名“县工作组”的同志到了蔡阿『毛』的家。一个晚上,蔡阿『毛』的家里堆满了中草『药』。李忠良等人正准备送蔡阿『毛』进城;“县工作组”的同志通知蔡阿『毛』,“经研究决定,蔡阿『毛』暂时不去‘东方厂’,先把钱北事情处理好。”

    “县工作组”的同志开诚布公,首先肯定了蔡阿『毛』同志“临危不『乱』,沉着地化解了一起事故。”为了更好地开展“社教运动”,必须澄清是非。首先田树勋同志的《‘社教’工作方案》是在“社教运动”中涌现的“新思路”,虽有些激进,有些问题有待探讨,但“革命的大方向”没有错;由于阶级斗争的复杂『性』,群众的思想觉悟和缺乏革命的战斗意识,出现暂时的不理解。这更说明“社教运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为消除社员对“社教运动”的误解,蔡阿『毛』同志必须作出深刻的检查,必须公开认识由于他“干涉了钱北的‘社教运动’,使钱北的工作造成了被动的局面。”

    蔡阿『毛』摇摇头,取笔写下:“田树勋不适合担任钱北党支书工作。”

    “县工作组”的同志说:“这不是你考虑的事。”

    张国庆说:“有同志反映,大队昨天开了个会;写了一个什么决议,有些人签了名。忠良,决议在你哪里吧?”

    李忠良有些慌『乱』,正不知如何办时;蔡阿『毛』一拍桌子,“呀呀”地叫。“县工作组”的人见他指着胸口,正猜测蔡阿『毛』是否说是“决议在他身上”?

    蔡阿『毛』从口袋掏出一张纸,三下二下撕破;在众人惊诧时,他放进嘴,就着一大碗“汤『药』”,嚼着吞了下去。平日苦得咧嘴的『药』,他喝得十分甜。

    “罪证”被毁,“县工作组”的人只好返回。

    沈心田、王宏铭去找王新宇商量,王新宇最后还是同意“先看病;边治疗边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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