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卷 213 革明闖禍
到沈家舍,村里静悄悄地。林木森想,来晚了一步,队里都出工了。转到钱北港边,钱红英却在门口洗衣。她没料到林木森会来看她,有些慌乱。”
钱红英说:“我来……来客了……队里妇女今天上秧田拔草,只好歇工
林木森知道钱红英是经期不好沾冷水,这类事队里是不与理会的。他说:“不要忙。我坐坐就走,要永安大队。昨天去钱南,有人让我捎些东西给你。”
钱红英见是大米,想了一下,脸红了。泡好茶,她问:
“小老大,他怎样?还说了些什么……”
林木森说:“革明说,后悔没有听你的话;说你为他吃了苦,这是他的一点心意。”
见钱红英低头不语,林木森又说:
“革明现在天天出工;生产队、大队都说他干得不错。只是去年没挣多少工分,口粮已没了;他把父母给的钱,全买了‘黑市米’。 红英,革明……革明生活上没人照理,扣子掉了也不会钉……抽九分钱一包的烟。这位少爷知道了人生的难处了!”
“早干什么去了?”一层阴霾浮在钱红英的脸上,沉思片刻,她说,“小老大,再碰到革明,让他忘了我。”
林木森点燃香烟;看屋里刚搞了卫生,便把烟灰弹到屋外。不经意看见屋檐下的撮箕里,杂乱的瓜子壳里有三十多个烟头。
钱红英说:“你就弹在地下好了。没关系的。队里的几个青年晚上到我这玩……小老大,整个大队的‘知青’就我混得最差。三个‘投亲靠友’的,你不用说,小老大是钱北的骄傲;树勋作了大队干部;丽雯再不济也作了老师;钱北街上的七个‘知青’一个作了‘赤脚医生’,一个作了老师,二个去了养鸡场;金德江去了蚕种场;城里来的,徐武出去了;就汪美珍拜了个好‘干娘’,从养鸡场转去了缫丝厂……”
听着她的数落,林木森感到钱红英在数落对人生的酸楚和无奈。
“知青”刚到农村,农村的干部和社员们都怀着对毛主席的崇敬,热忱地遵照“最高指示”,欢迎“革命小将”。几个月过去,习以为常后,他们发现来的人是“争口粮”的“包袱”。农活不会干,却要“同工同酬”,除了张“鸭子嘴”,还不时搅些新花样;村里的青年人感到新奇,纷纷学样。宽宽松松的衬衣偏要扎在裤子里,说是精神;好好的头发用火钳烫卷,说是时髦;大热天里赤脚多舒服,穿凉鞋还套上袜子……
渐渐地“欢迎”的态度变了,分起档次了。家里有背景的“知青”,大队不敢惹;家里有钱的“知青”,生产队不敢惹;逢年过节给队长送礼的“知青”,社员不敢惹;对待他们,干部们会说,“‘知青’是毛主席派来‘受教育的’,就象学校的学生,我们作‘老师’,应爱护他们!”剩下没本事的“知青”,干部们则会说,“你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为什么要接受教育?就因为你们的思想不干净,看不起贫下中农,嫌我们脏!你们几时不感到农村苦,农村脏,你们才算改造好了!”干部们一“发话”,一有事,有些社员们就训开了,“不就多读了几年书?干活都不会,尾巴还翘得蛮高!”
“知青”难,“女知青”更难。农村未婚男青年多,个个象“饿狼”似地盯着她们。献殷勤的有,出言不逊的更有。林木森听张爱玲说过;高安大队有个“女知青”,曾经是湖兴城赫赫有名的“红卫兵头头”。说是“造反”时“站错了队”,被“审查”;一九六九年被批准“上山下乡”,解除“审查”,给了她一个“自觉改造,既往不咎”的“处理决定”。
“女知青”自惭形秽,行为孤僻。高安大队的条件比较差,“光棍”多,她被大队几个青年人瞄上了;一到晚上,大队里的男青年就来六七个,先是献殷勤,还闹得争风吃醋。“女知青”挺高傲,竟一个也看不上,不阴不阳地。男青年们换了“几茬”,最后固定了五六个。一天晚上正说着话,突然停电了,听得“女知青” 一声惊叫;男青年们立刻明白了怎么回事,一个个心慌意燥,听见有人偷着笑,几个人红着脸都笑了。第二天,男青年们又去了,“女知青”象往常一样,不冷不热地。正说着话,电灯被拉熄了,有三四只手伸到她身上;“女知青” 拼命挣扎,可伸到她身上的手更多,又摸又捏地。不管“女知青”欢不欢迎,男青年们每天都去,说话以“荤腥”为主,“停电”成了每晚的“规律”; 几个人一围拢便动手,摸捏开始 “升级”,竟然发展到去脱她的衣服,“女知青”吓得直哭,好在惊动了附近的人家,有人赶了过来。第二天,张爱玲和赵小龙去了高安。“女知青”怕报复,竟然没有指证一个人!
“请问,这里是钱红英的家吗?”
随问话,王大明陪着赵小龙进来了;看到林木森,他俩忙问:
“林主任,你看见钱南的陈革明吗?”
林木森敏感陈革明惹了事,说:“没有。小龙,出了什么事吗?”
赵小龙说:“这家伙行凶伤人;公社正‘追捕’他!”
林木森问:“行凶伤人!为什么事?”
赵小龙说:“为了高安那个‘女知青’……”
原来,高安大队的“女知青猥亵事件”报到公社,张爱玲和赵小龙去高安大队作了调查。“女知青”怕报复,没有指证一人;大队党支书还是指桑骂槐地数落了-些人,倒也平静了一段时间。
“春蚕” 一忙,这几个男青年又蠢蠢欲动了。前天晚上,男青年们买些蚕豆、葵花籽,说是给“女知青”赔礼道歉;“女知青”心有余悸,敷衍一阵,装着有事要走。有人骂了句,“臭**;给脸不要脸!”电灯被拉熄了,她的嘴一捂上,八九只手伸上来,她身上衣服全被脱光,其中有一人**了她……折腾了好一阵,他们临走“发了狠话”,说:“臭**;把嘴捂严点。要是说出去,明天老子们一起干,轮着日你!”
昨夜,这伙人又去了;“女知青”再三求饶,电灯还是被拉熄了……
“女知青” 欲哭无泪时,房门被踢开,一支四节的加长手电筒照得屋里人眼睛发花,冲进二个高个青年,挥棒一阵乱打。屋里顿时鬼哭狼嚎一片,等附近的人闻声赶到,这几个家伙才清醒过来。拉亮电灯,“女知青” 的衣服还在,人不知去向。
五个青年人人都“挂彩”;重伤二个,大队革委会主任的儿子打破了头,“治保会”主任的兄弟打断了大腿骨头。两个主任也是气昏了头,马上报了公社“治保会”。还集合武装民兵四下追。很快,有人报告;在路上看见二个高个青年领着一个“女知青”往城里跑,其中一个是钱南大队的“知青”陈革明。还有人检举,大队的“知青”肖俊文这二天回高安“收菜”,正准备逃。
陆宝林和李所长赶到高安大队,大队“治保会”已抓住肖俊文;正吊在楼柱上审问。陆宝林和李所长接过人一问,肖俊文有问必答;李所长听完一拍桌子,当既让人把高安的五个青年捆了,连同肖俊文送到公社。
赵小龙说:“现在必须抓住陈革明他们‘归案’。去城里的路己封了,他们肯定还躲在龙溪。我来看看是否在钱北?钱红英,高安‘女知青’是你的同学;她是受害者,主动投案,对她有好处!”
钱红英惊诧地叫了起来:“你们说的是汤琼呀!”
赵小龙说:“对,是姓汤。钱红英,你能提供一些线索,好让我们尽快抓、尽快找到他们吗?”
钱红英迟疑片刻,说:“……我不知道,不知道!”
赵小龙说:“钱红英,尽快处理这个案子,对你们‘女知青’也是保护;难道你不愿意严惩这些流氓吗?”
钱红英明白了那晚汤琼表弟“电杆”与陈革明商量的是什么事了。她低头沉思一阵,还是说不知道。
赵小龙和王大明走了,钱红英呆呆地坐着,一声也不吭。林木森想到屋檐下的撮箕里,杂乱的瓜子壳里面的三十多个烟头。他有些耽心起来,心里压抑了几遍,还是问:
“他们……队里对你还好吧?”
“有什么好不好的。”钱红英叹了一口气,很快,钱红英悟到了林木森的意思,脸红了,很感谢地说,“谢谢!小老大,我把自留地给了泥师阿根,他让女儿每晚和我作伴。”
林木森轻轻舒了一口气;他想起一九六九年,钱红英的自留地被相邻的“泥师阿根”沿边挖过去有一锄宽;在金德江的唆使下,徐武领着几个“知青”在晚上,把阿根自留地上刚出苗的胡萝卜全部锄去。“知青”们高唱《游击队之歌》,“……我们每一寸土地,决不让敌人强占去……”凯旋。阿根的娘子坐在地上哭骂了一天,但也无可奈何。此事,大家心知肚明;由此拉开了“知青”和社员之间的种种事端……
现在钱红英把自留地送给了“泥师阿根”,以乞求得到“庇护”;可悲可叹!这又怎样呢?生活是现实的,社会是严肃的,“知青”几乎演变成了时代的弃儿。*毅的《南京知青之歌》得到“知青”的喜爱,正是这种纠结在“知青”心底的强烈失落感。无忧无虑、嘻嘻哈哈的是“青春变声期”,当天真无邪、银铃般的嗓音变得言不由衷、浑厚了时;人们会说,“他成熟了!”
林木森满腹同情,却又无奈,说:“有什么事你找树勋说,还有慧丽。”
钱红英说:“他们?谢谢星期七;过去李主任每月还开个‘知青会’,树勋接手后,话都没有一句。杨慧丽更好,作了六队的代理妇女队长,比公社妇代会许主任还革命;有次我在街上碰上杨慧丽,她三句话中二句是‘扎根农村干革命’, 还有一句是‘要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我气不过,说,‘蔡小毛还有兄弟吗?如果有,我也嫁了!’”
林木森不由笑了。他起身说:“我要走了。你多保重!”
钱红英说:“谢谢你!”
林木森刚走几步,听见钱红英叫;回转-看,原来米袋里有两包鸡蛋。他才想起是张爱玲和王莲花送的。
林木森说:“没事,你留着吃吧!”
林木森挥挥手,走了。他很奇怪,舅妈看到了米袋怎么不把鸡蛋拿出来?这个“立夏”过得真累!
钱红英说:“我来……来客了……队里妇女今天上秧田拔草,只好歇工
林木森知道钱红英是经期不好沾冷水,这类事队里是不与理会的。他说:“不要忙。我坐坐就走,要永安大队。昨天去钱南,有人让我捎些东西给你。”
钱红英见是大米,想了一下,脸红了。泡好茶,她问:
“小老大,他怎样?还说了些什么……”
林木森说:“革明说,后悔没有听你的话;说你为他吃了苦,这是他的一点心意。”
见钱红英低头不语,林木森又说:
“革明现在天天出工;生产队、大队都说他干得不错。只是去年没挣多少工分,口粮已没了;他把父母给的钱,全买了‘黑市米’。 红英,革明……革明生活上没人照理,扣子掉了也不会钉……抽九分钱一包的烟。这位少爷知道了人生的难处了!”
“早干什么去了?”一层阴霾浮在钱红英的脸上,沉思片刻,她说,“小老大,再碰到革明,让他忘了我。”
林木森点燃香烟;看屋里刚搞了卫生,便把烟灰弹到屋外。不经意看见屋檐下的撮箕里,杂乱的瓜子壳里有三十多个烟头。
钱红英说:“你就弹在地下好了。没关系的。队里的几个青年晚上到我这玩……小老大,整个大队的‘知青’就我混得最差。三个‘投亲靠友’的,你不用说,小老大是钱北的骄傲;树勋作了大队干部;丽雯再不济也作了老师;钱北街上的七个‘知青’一个作了‘赤脚医生’,一个作了老师,二个去了养鸡场;金德江去了蚕种场;城里来的,徐武出去了;就汪美珍拜了个好‘干娘’,从养鸡场转去了缫丝厂……”
听着她的数落,林木森感到钱红英在数落对人生的酸楚和无奈。
“知青”刚到农村,农村的干部和社员们都怀着对毛主席的崇敬,热忱地遵照“最高指示”,欢迎“革命小将”。几个月过去,习以为常后,他们发现来的人是“争口粮”的“包袱”。农活不会干,却要“同工同酬”,除了张“鸭子嘴”,还不时搅些新花样;村里的青年人感到新奇,纷纷学样。宽宽松松的衬衣偏要扎在裤子里,说是精神;好好的头发用火钳烫卷,说是时髦;大热天里赤脚多舒服,穿凉鞋还套上袜子……
渐渐地“欢迎”的态度变了,分起档次了。家里有背景的“知青”,大队不敢惹;家里有钱的“知青”,生产队不敢惹;逢年过节给队长送礼的“知青”,社员不敢惹;对待他们,干部们会说,“‘知青’是毛主席派来‘受教育的’,就象学校的学生,我们作‘老师’,应爱护他们!”剩下没本事的“知青”,干部们则会说,“你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为什么要接受教育?就因为你们的思想不干净,看不起贫下中农,嫌我们脏!你们几时不感到农村苦,农村脏,你们才算改造好了!”干部们一“发话”,一有事,有些社员们就训开了,“不就多读了几年书?干活都不会,尾巴还翘得蛮高!”
“知青”难,“女知青”更难。农村未婚男青年多,个个象“饿狼”似地盯着她们。献殷勤的有,出言不逊的更有。林木森听张爱玲说过;高安大队有个“女知青”,曾经是湖兴城赫赫有名的“红卫兵头头”。说是“造反”时“站错了队”,被“审查”;一九六九年被批准“上山下乡”,解除“审查”,给了她一个“自觉改造,既往不咎”的“处理决定”。
“女知青”自惭形秽,行为孤僻。高安大队的条件比较差,“光棍”多,她被大队几个青年人瞄上了;一到晚上,大队里的男青年就来六七个,先是献殷勤,还闹得争风吃醋。“女知青”挺高傲,竟一个也看不上,不阴不阳地。男青年们换了“几茬”,最后固定了五六个。一天晚上正说着话,突然停电了,听得“女知青” 一声惊叫;男青年们立刻明白了怎么回事,一个个心慌意燥,听见有人偷着笑,几个人红着脸都笑了。第二天,男青年们又去了,“女知青”象往常一样,不冷不热地。正说着话,电灯被拉熄了,有三四只手伸到她身上;“女知青” 拼命挣扎,可伸到她身上的手更多,又摸又捏地。不管“女知青”欢不欢迎,男青年们每天都去,说话以“荤腥”为主,“停电”成了每晚的“规律”; 几个人一围拢便动手,摸捏开始 “升级”,竟然发展到去脱她的衣服,“女知青”吓得直哭,好在惊动了附近的人家,有人赶了过来。第二天,张爱玲和赵小龙去了高安。“女知青”怕报复,竟然没有指证一个人!
“请问,这里是钱红英的家吗?”
随问话,王大明陪着赵小龙进来了;看到林木森,他俩忙问:
“林主任,你看见钱南的陈革明吗?”
林木森敏感陈革明惹了事,说:“没有。小龙,出了什么事吗?”
赵小龙说:“这家伙行凶伤人;公社正‘追捕’他!”
林木森问:“行凶伤人!为什么事?”
赵小龙说:“为了高安那个‘女知青’……”
原来,高安大队的“女知青猥亵事件”报到公社,张爱玲和赵小龙去高安大队作了调查。“女知青”怕报复,没有指证一人;大队党支书还是指桑骂槐地数落了-些人,倒也平静了一段时间。
“春蚕” 一忙,这几个男青年又蠢蠢欲动了。前天晚上,男青年们买些蚕豆、葵花籽,说是给“女知青”赔礼道歉;“女知青”心有余悸,敷衍一阵,装着有事要走。有人骂了句,“臭**;给脸不要脸!”电灯被拉熄了,她的嘴一捂上,八九只手伸上来,她身上衣服全被脱光,其中有一人**了她……折腾了好一阵,他们临走“发了狠话”,说:“臭**;把嘴捂严点。要是说出去,明天老子们一起干,轮着日你!”
昨夜,这伙人又去了;“女知青”再三求饶,电灯还是被拉熄了……
“女知青” 欲哭无泪时,房门被踢开,一支四节的加长手电筒照得屋里人眼睛发花,冲进二个高个青年,挥棒一阵乱打。屋里顿时鬼哭狼嚎一片,等附近的人闻声赶到,这几个家伙才清醒过来。拉亮电灯,“女知青” 的衣服还在,人不知去向。
五个青年人人都“挂彩”;重伤二个,大队革委会主任的儿子打破了头,“治保会”主任的兄弟打断了大腿骨头。两个主任也是气昏了头,马上报了公社“治保会”。还集合武装民兵四下追。很快,有人报告;在路上看见二个高个青年领着一个“女知青”往城里跑,其中一个是钱南大队的“知青”陈革明。还有人检举,大队的“知青”肖俊文这二天回高安“收菜”,正准备逃。
陆宝林和李所长赶到高安大队,大队“治保会”已抓住肖俊文;正吊在楼柱上审问。陆宝林和李所长接过人一问,肖俊文有问必答;李所长听完一拍桌子,当既让人把高安的五个青年捆了,连同肖俊文送到公社。
赵小龙说:“现在必须抓住陈革明他们‘归案’。去城里的路己封了,他们肯定还躲在龙溪。我来看看是否在钱北?钱红英,高安‘女知青’是你的同学;她是受害者,主动投案,对她有好处!”
钱红英惊诧地叫了起来:“你们说的是汤琼呀!”
赵小龙说:“对,是姓汤。钱红英,你能提供一些线索,好让我们尽快抓、尽快找到他们吗?”
钱红英迟疑片刻,说:“……我不知道,不知道!”
赵小龙说:“钱红英,尽快处理这个案子,对你们‘女知青’也是保护;难道你不愿意严惩这些流氓吗?”
钱红英明白了那晚汤琼表弟“电杆”与陈革明商量的是什么事了。她低头沉思一阵,还是说不知道。
赵小龙和王大明走了,钱红英呆呆地坐着,一声也不吭。林木森想到屋檐下的撮箕里,杂乱的瓜子壳里面的三十多个烟头。他有些耽心起来,心里压抑了几遍,还是问:
“他们……队里对你还好吧?”
“有什么好不好的。”钱红英叹了一口气,很快,钱红英悟到了林木森的意思,脸红了,很感谢地说,“谢谢!小老大,我把自留地给了泥师阿根,他让女儿每晚和我作伴。”
林木森轻轻舒了一口气;他想起一九六九年,钱红英的自留地被相邻的“泥师阿根”沿边挖过去有一锄宽;在金德江的唆使下,徐武领着几个“知青”在晚上,把阿根自留地上刚出苗的胡萝卜全部锄去。“知青”们高唱《游击队之歌》,“……我们每一寸土地,决不让敌人强占去……”凯旋。阿根的娘子坐在地上哭骂了一天,但也无可奈何。此事,大家心知肚明;由此拉开了“知青”和社员之间的种种事端……
现在钱红英把自留地送给了“泥师阿根”,以乞求得到“庇护”;可悲可叹!这又怎样呢?生活是现实的,社会是严肃的,“知青”几乎演变成了时代的弃儿。*毅的《南京知青之歌》得到“知青”的喜爱,正是这种纠结在“知青”心底的强烈失落感。无忧无虑、嘻嘻哈哈的是“青春变声期”,当天真无邪、银铃般的嗓音变得言不由衷、浑厚了时;人们会说,“他成熟了!”
林木森满腹同情,却又无奈,说:“有什么事你找树勋说,还有慧丽。”
钱红英说:“他们?谢谢星期七;过去李主任每月还开个‘知青会’,树勋接手后,话都没有一句。杨慧丽更好,作了六队的代理妇女队长,比公社妇代会许主任还革命;有次我在街上碰上杨慧丽,她三句话中二句是‘扎根农村干革命’, 还有一句是‘要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我气不过,说,‘蔡小毛还有兄弟吗?如果有,我也嫁了!’”
林木森不由笑了。他起身说:“我要走了。你多保重!”
钱红英说:“谢谢你!”
林木森刚走几步,听见钱红英叫;回转-看,原来米袋里有两包鸡蛋。他才想起是张爱玲和王莲花送的。
林木森说:“没事,你留着吃吧!”
林木森挥挥手,走了。他很奇怪,舅妈看到了米袋怎么不把鸡蛋拿出来?这个“立夏”过得真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