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卷 054 瞞產私分
林木森的前程被搁浅了。田树勋陷入了“泥潭”……
“白露”一到，大田的禾苗杆粗苗壮，叶梢泛黄，孕穗绽现；“直播稻”还是翠绿一片，茂密的禾苗刚进入拔节。老农说，“白露不显头，割倒喂老牛”。直播稻算是废了。民以食為天。整个龙溪都闹腾开了；种了一辈子田的人，竟然会在田里种稻草。千古奇闻！一时间，茶馆里出了众多的“我早就知道”，曾荣获直播稻种植“状元”的钱北大队成了全公社的笑柄。
蔡阿毛坦然应对，无论嘲讽、忿懑，圴一笑之。李忠良、沈金生诸人只是苦笑，时而发两句牢骚。
最难堪的是田树勋。静下来一想，竭诚尽力推行直播稻起源竟是一件荒唐事。其根本是宗法意识而演变的权势扩张。宗法关系，是由氏族社会的父系家长制蜕变而来的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长期以来，由此产生的宗法思想和观念左右着国家政体，并从社会组织的形成、生活领域的确立，到人们的思想意识，都深深地烙上了宗法制的印记。田家圩因地理环境独特而“宗氏”意识更深。
都说青龙困在青龙潭，便得钱北风水“旺而不发”。其实钱北是双龙聚首，潜在的富贵非一般人可承受。冤有头，债有主。钱江龙王和青龙的千古恩怨与世人何干？何况青龙港七拐八弯地，而整条钱北港就是一条“龙”；青龙潭是“龙头”，钱北港是龙身。
田树勋的阿爸田阿兴领着他认真地看过。以钱北港的龙溪口起，由西往东一里左右河港突转弯折向偏北；这一段是“龙尾”。钱北港偏北而行一里多又转弯折向北；这一段是“龙腹”。折向北，连通青龙潭，这一段不足三百米，为“龙颈”。若在南面看，就如同一条昂首跃尾，欲腾云天之骄子。钱北的七个村，六个与钱北港或青龙潭相邻；“龙尾”是沈家舍（一队）、王家道场（二队），过钱北港桥，“龙腹”北面是钱北街和三浜（三队）、北港（四队），南面是南港浜（五队）和龙颈湾（六队），唯有田家圩（七队）位于龙颈湾的后面，连平日吃、用水的田家港距钱北南港只隔了一块桑树园，不到三十米，连通的却是上田港。
田阿兴告诉儿子，钱北的七个村，其实数田家圩的“风水”最好。田家圩的圩垸呈园形，是颗“龙珠”；由于钱塘江龙王作梗，截断田家港与靑龙潭水脉相通；田家圩沾不上龙气，就一直没人能发迹。远不说，解放二十多年，田家圩连个大队干部都没有。若使“珠入龙口”，说难不难；山不转水转，只要将田家港的水流入靑龙潭便可。说容易也不容易；要改变大队的灌溉体系，一要施工有理由，二要说话有权威。理由是人编的，权威靠树立。林木森到大队后，田阿兴看到希望，他拜访了田氏的长辈。
田阿兴的想法得到了三叔公的首肯。三叔公祖上曾为田家圩首户，因生强好斗，渐渐衰败。三叔公一生习武，原想以武力争夺钱北的“地位”，反因械斗而官司不断，最后连祖屋都卖了，把娘子也气死了，带着儿子在田氏祠堂里安身。有言道，祸福相倚，这倒便他躲过了“土改”。村里田多的、有钱的都倒了，三叔公的弟子大多成了民兵，他的名望则最高了。三叔公是个恪守礼教的人，一心想光宗耀祖，在三叔公的支使下，七队把田树勋也推荐进了“大队治保会”。虽然有李忠良的扶持，田树勋赶上了“运动尾巴”，总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好不容易县里推行“直播稻”，蔡阿毛和李忠良一商量，让田树勋去学习学习。
田阿兴得知后，特地回家来，请三叔公、田氏长辈和七队队委们吃饭。田家圩一直对田树勋寄于着“振兴田氏”厚望；三叔公一发话，队委们一商量，认为是个好机会。队长田阿旺是田阿兴的堂兄，也盼望侄子有前途。酒桌上，三叔公、田氏长辈们一发话，七队选了最好的五石丘来种植直播稻。五石丘是田家圩的“招牌”，解放前就号称亩产五石（旧制：120市斤为一石）。谁知坏就坏在选在了五石丘，田肥土质好；直播稻禾茂叶旺，尽管田阿旺悟到了促蘖是胡闹，也赶紧采取了干田促本禾的补救措施，可至今还是绿油油地一片。
早上，田阿旺在街上遇到王富贵。王富贵恭恭敬敬递给他一支烟，认真地说：
“阿旺队长，你队上蒙古羊产了羊羔，一定要卖两只给我！”
田阿旺很奇怪，说：“我队里没有养什么蒙古羊啊！”
“不可能；你队没有养蒙古羊，五石丘种羊草干什么？”
街上一片哄笑。田阿旺真想“买块豆腐”，一头撞死在街上。
田阿旺忍了，可话传到他娘子耳朵里；女人肚子怀得孩子装不了事，阿旺娘子找了堂弟媳。树勋的姆妈只得一个劲说好话；陪着笑脸送出门，硬把包“椒盐桃片”塞进堂嫂手上，让她带给孙子吃。树勤娘子春苗见到婆婆带回的“椒盐桃片”，马上端来碗自家晒的笋干豆。田树勋喜欢吃笋干豆，树勋的妹妹却惦着这包“椒盐桃片”，把笋干豆来历告诉了哥哥。
田树勋也是甘蔗地里嚼黄连，有苦说不出。若不开田头会，还可作为受害者得到些同情；田头会上每句话都被人记着，此时他成了众矢之的。
直播稻象股风刮过，生产队长们却还惦着直播稻的化肥奖励指标。下午，大队开生产队长会，刚提到“秋种”；生产队长们说，“正好，用化肥‘吊’一下，种批‘早秋菜’。”可大队干部都不接茬。队长们便闹开了；客气点的说：“我们总不能驼背跌跤，两头不靠吧？”嘲讽的说：“我算是开了眼了，五八年的‘卫星’没赴上，今天自己放上了。”强硬的说：“让我们在田里种的稻草怎么办？抵公粮还是卖余粮？”最支持田树勋的沈金生装着解手溜了，大队干部只得推给公社；一边作思想工作，心里、嘴上也忍不住地埋怨田树勋两句。
田树勋是个孝子，事情连累了姆妈，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一夜未眠。
思前想后，田树勋觉得只有转移斗争大方向；什么事比田里绝产更让人关心呢？“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田树勋早就发现了一个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各个生产队公然打着集体的牌子，耍花样瞒产私分。
据队里人公开说，从1959年初开始，农村就搞瞒产私分；近年好多了，因为已变为合法化了。
瞒产私分首一是收了粮，生产队不分谷，分米。理由很充足；一是打米要去跃龙港口的碾米房，来回四五里，不方便；二是生产队蚕房不够，要用社员住房养蚕，各家备个粮囤，养蚕时不方便。再说队里的储备粮要人看，多看一二囤粮又不要増加人。可细想，雀吃鼠耗的损失全由队里承担，这里漏洞有多大？
更严重的还是在打米上，说是打“八二五米”（一百斤谷打八十二斤半米，十七斤半糠），实际打成“七二五米”（一百斤谷打七十二斤半米，二十七斤半糠）；却仍然按“八二五米”分，社员把分回去的精糠一筛，每一百斤谷的糠中至少能收回碎米六七斤。而就这样一来二去，每打一百斤谷队里要贴补十四斤谷。钱北大队人均每年分谷二百六十七斤，生产队为此要人均补贴三十七点三八斤谷；全大队共计为一千六百九十三人，一年的补贴稻谷高达六万三千二百八十四斤（相当于一百亩的“湖粳七二”晚稻收成）。
而令人发指的是这些漏洞，各个生产队的瞒产竟然是利用“储备粮”来作掩护。口粮谷所发生的不足，生产队先用“储备粮”补上；下季新谷入仓先瞒产补足“储备粮”。周而复始，使“储备粮”长年处于账物不符，严重地破坏了“储备粮”“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基本原则。
田树勋借口去给阿爸送点“小菜”，进了趟城；装作若无其事地在县革委会门口转了二圈，乘人没注意，把信直接投进了“检举信箱”中。这是“口中夺粮”的事，他不敢让人知道；就连对阿爸他也没说。连田树勋自己也没想到的是，他投信时正好被一个“关键人物”看到了……
这个“盖子”一揭开，上下都震动；只是并没有象田树勋所担忧的，“会有颗‘原子弹’的威力”。
瞒产私分其实是一个全国性的老问题，起源于“浮夸风”；为了迎合“大跃进”，农村干部怕“拔白旗”，争先恐后“放卫星”，结果社员连饭都没有吃。于是，人人“作贼”，队队“瞒产”；蔚然成风，连中央都为之无奈。据说，**都为此情况讲了一段有名的话：“生产大队小队普遍一致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保卫他们自己的产品……我以为生产队的做法基本上是合理的。”据生产队里人说，从1959年初开始，先是偷，见什么偷什么；青蚕豆、嫩黄豆、特别是红薯。当时大队有人监督收获，白天队里挖红薯时，社员们边挖边埋，晚上又去捡漏，捡漏的红薯比白天收得不会少。捡漏的也是全队分，这样一块地的红薯要分两次，费时费力，干脆就搞“瞒产私分”。
于是，一年两次“估产田头会” 是一片叫苦声，仿佛田里垂着的不是稻穗。争归争 说归说，国家的“统购”是硬指标。1962年，国家开始由刘少奇、邓小平主导经济恢复工作，实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上面干脆制定了“一定二平” ，“一定”是核定“统购指标，雷打不动” ；“二平”是平均亩产量，丰欠不管；平均人口，生死不管。政策好是好，可“尾巴”太多，年年必须增产，不然怎样去卖余粮，交忠字粮、爱国粮、贡献粮……
县革委会见了检举信，立即发文要求各公社严查；公社也下发通知，强调各大队应“核查‘口粮谷’，严格制止各种巧立名目，‘私分粮食’的现象发生”， 各个生产队以分谷为主，并“加强对‘储备粮’的管理，认真查实，作到账物相实。”同时通知各碾米站必须严格加工的标准，认真登记。
关于直播稻的损失，各级领导也都表了态，只是话说得含糊。领导们说，首先要端正态度，要肯定革命的大方向。干革命就会有牺牲，有时要交点学费。造成了损失，组织上一定会认真考虑，统筹处理。
果然，领导表了态，各生产队都急于库里的粮食分配，谁也没心思顾及直播稻了。
上下五千年，纠葛在文章，无论多少辛酸泪，留于他人讲。求金牌、求收藏、求推荐、求点击、求评论、求红包、求礼物，各种求，有什么要什么，都砸过来吧！
“白露”一到，大田的禾苗杆粗苗壮，叶梢泛黄，孕穗绽现；“直播稻”还是翠绿一片，茂密的禾苗刚进入拔节。老农说，“白露不显头，割倒喂老牛”。直播稻算是废了。民以食為天。整个龙溪都闹腾开了；种了一辈子田的人，竟然会在田里种稻草。千古奇闻！一时间，茶馆里出了众多的“我早就知道”，曾荣获直播稻种植“状元”的钱北大队成了全公社的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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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青龙困在青龙潭，便得钱北风水“旺而不发”。其实钱北是双龙聚首，潜在的富贵非一般人可承受。冤有头，债有主。钱江龙王和青龙的千古恩怨与世人何干？何况青龙港七拐八弯地，而整条钱北港就是一条“龙”；青龙潭是“龙头”，钱北港是龙身。
田树勋的阿爸田阿兴领着他认真地看过。以钱北港的龙溪口起，由西往东一里左右河港突转弯折向偏北；这一段是“龙尾”。钱北港偏北而行一里多又转弯折向北；这一段是“龙腹”。折向北，连通青龙潭，这一段不足三百米，为“龙颈”。若在南面看，就如同一条昂首跃尾，欲腾云天之骄子。钱北的七个村，六个与钱北港或青龙潭相邻；“龙尾”是沈家舍（一队）、王家道场（二队），过钱北港桥，“龙腹”北面是钱北街和三浜（三队）、北港（四队），南面是南港浜（五队）和龙颈湾（六队），唯有田家圩（七队）位于龙颈湾的后面，连平日吃、用水的田家港距钱北南港只隔了一块桑树园，不到三十米，连通的却是上田港。
田阿兴告诉儿子，钱北的七个村，其实数田家圩的“风水”最好。田家圩的圩垸呈园形，是颗“龙珠”；由于钱塘江龙王作梗，截断田家港与靑龙潭水脉相通；田家圩沾不上龙气，就一直没人能发迹。远不说，解放二十多年，田家圩连个大队干部都没有。若使“珠入龙口”，说难不难；山不转水转，只要将田家港的水流入靑龙潭便可。说容易也不容易；要改变大队的灌溉体系，一要施工有理由，二要说话有权威。理由是人编的，权威靠树立。林木森到大队后，田阿兴看到希望，他拜访了田氏的长辈。
田阿兴的想法得到了三叔公的首肯。三叔公祖上曾为田家圩首户，因生强好斗，渐渐衰败。三叔公一生习武，原想以武力争夺钱北的“地位”，反因械斗而官司不断，最后连祖屋都卖了，把娘子也气死了，带着儿子在田氏祠堂里安身。有言道，祸福相倚，这倒便他躲过了“土改”。村里田多的、有钱的都倒了，三叔公的弟子大多成了民兵，他的名望则最高了。三叔公是个恪守礼教的人，一心想光宗耀祖，在三叔公的支使下，七队把田树勋也推荐进了“大队治保会”。虽然有李忠良的扶持，田树勋赶上了“运动尾巴”，总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好不容易县里推行“直播稻”，蔡阿毛和李忠良一商量，让田树勋去学习学习。
田阿兴得知后，特地回家来，请三叔公、田氏长辈和七队队委们吃饭。田家圩一直对田树勋寄于着“振兴田氏”厚望；三叔公一发话，队委们一商量，认为是个好机会。队长田阿旺是田阿兴的堂兄，也盼望侄子有前途。酒桌上，三叔公、田氏长辈们一发话，七队选了最好的五石丘来种植直播稻。五石丘是田家圩的“招牌”，解放前就号称亩产五石（旧制：120市斤为一石）。谁知坏就坏在选在了五石丘，田肥土质好；直播稻禾茂叶旺，尽管田阿旺悟到了促蘖是胡闹，也赶紧采取了干田促本禾的补救措施，可至今还是绿油油地一片。
早上，田阿旺在街上遇到王富贵。王富贵恭恭敬敬递给他一支烟，认真地说：
“阿旺队长，你队上蒙古羊产了羊羔，一定要卖两只给我！”
田阿旺很奇怪，说：“我队里没有养什么蒙古羊啊！”
“不可能；你队没有养蒙古羊，五石丘种羊草干什么？”
街上一片哄笑。田阿旺真想“买块豆腐”，一头撞死在街上。
田阿旺忍了，可话传到他娘子耳朵里；女人肚子怀得孩子装不了事，阿旺娘子找了堂弟媳。树勋的姆妈只得一个劲说好话；陪着笑脸送出门，硬把包“椒盐桃片”塞进堂嫂手上，让她带给孙子吃。树勤娘子春苗见到婆婆带回的“椒盐桃片”，马上端来碗自家晒的笋干豆。田树勋喜欢吃笋干豆，树勋的妹妹却惦着这包“椒盐桃片”，把笋干豆来历告诉了哥哥。
田树勋也是甘蔗地里嚼黄连，有苦说不出。若不开田头会，还可作为受害者得到些同情；田头会上每句话都被人记着，此时他成了众矢之的。
直播稻象股风刮过，生产队长们却还惦着直播稻的化肥奖励指标。下午，大队开生产队长会，刚提到“秋种”；生产队长们说，“正好，用化肥‘吊’一下，种批‘早秋菜’。”可大队干部都不接茬。队长们便闹开了；客气点的说：“我们总不能驼背跌跤，两头不靠吧？”嘲讽的说：“我算是开了眼了，五八年的‘卫星’没赴上，今天自己放上了。”强硬的说：“让我们在田里种的稻草怎么办？抵公粮还是卖余粮？”最支持田树勋的沈金生装着解手溜了，大队干部只得推给公社；一边作思想工作，心里、嘴上也忍不住地埋怨田树勋两句。
田树勋是个孝子，事情连累了姆妈，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一夜未眠。
思前想后，田树勋觉得只有转移斗争大方向；什么事比田里绝产更让人关心呢？“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田树勋早就发现了一个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各个生产队公然打着集体的牌子，耍花样瞒产私分。
据队里人公开说，从1959年初开始，农村就搞瞒产私分；近年好多了，因为已变为合法化了。
瞒产私分首一是收了粮，生产队不分谷，分米。理由很充足；一是打米要去跃龙港口的碾米房，来回四五里，不方便；二是生产队蚕房不够，要用社员住房养蚕，各家备个粮囤，养蚕时不方便。再说队里的储备粮要人看，多看一二囤粮又不要増加人。可细想，雀吃鼠耗的损失全由队里承担，这里漏洞有多大？
更严重的还是在打米上，说是打“八二五米”（一百斤谷打八十二斤半米，十七斤半糠），实际打成“七二五米”（一百斤谷打七十二斤半米，二十七斤半糠）；却仍然按“八二五米”分，社员把分回去的精糠一筛，每一百斤谷的糠中至少能收回碎米六七斤。而就这样一来二去，每打一百斤谷队里要贴补十四斤谷。钱北大队人均每年分谷二百六十七斤，生产队为此要人均补贴三十七点三八斤谷；全大队共计为一千六百九十三人，一年的补贴稻谷高达六万三千二百八十四斤（相当于一百亩的“湖粳七二”晚稻收成）。
而令人发指的是这些漏洞，各个生产队的瞒产竟然是利用“储备粮”来作掩护。口粮谷所发生的不足，生产队先用“储备粮”补上；下季新谷入仓先瞒产补足“储备粮”。周而复始，使“储备粮”长年处于账物不符，严重地破坏了“储备粮”“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基本原则。
田树勋借口去给阿爸送点“小菜”，进了趟城；装作若无其事地在县革委会门口转了二圈，乘人没注意，把信直接投进了“检举信箱”中。这是“口中夺粮”的事，他不敢让人知道；就连对阿爸他也没说。连田树勋自己也没想到的是，他投信时正好被一个“关键人物”看到了……
这个“盖子”一揭开，上下都震动；只是并没有象田树勋所担忧的，“会有颗‘原子弹’的威力”。
瞒产私分其实是一个全国性的老问题，起源于“浮夸风”；为了迎合“大跃进”，农村干部怕“拔白旗”，争先恐后“放卫星”，结果社员连饭都没有吃。于是，人人“作贼”，队队“瞒产”；蔚然成风，连中央都为之无奈。据说，**都为此情况讲了一段有名的话：“生产大队小队普遍一致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保卫他们自己的产品……我以为生产队的做法基本上是合理的。”据生产队里人说，从1959年初开始，先是偷，见什么偷什么；青蚕豆、嫩黄豆、特别是红薯。当时大队有人监督收获，白天队里挖红薯时，社员们边挖边埋，晚上又去捡漏，捡漏的红薯比白天收得不会少。捡漏的也是全队分，这样一块地的红薯要分两次，费时费力，干脆就搞“瞒产私分”。
于是，一年两次“估产田头会” 是一片叫苦声，仿佛田里垂着的不是稻穗。争归争 说归说，国家的“统购”是硬指标。1962年，国家开始由刘少奇、邓小平主导经济恢复工作，实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上面干脆制定了“一定二平” ，“一定”是核定“统购指标，雷打不动” ；“二平”是平均亩产量，丰欠不管；平均人口，生死不管。政策好是好，可“尾巴”太多，年年必须增产，不然怎样去卖余粮，交忠字粮、爱国粮、贡献粮……
县革委会见了检举信，立即发文要求各公社严查；公社也下发通知，强调各大队应“核查‘口粮谷’，严格制止各种巧立名目，‘私分粮食’的现象发生”， 各个生产队以分谷为主，并“加强对‘储备粮’的管理，认真查实，作到账物相实。”同时通知各碾米站必须严格加工的标准，认真登记。
关于直播稻的损失，各级领导也都表了态，只是话说得含糊。领导们说，首先要端正态度，要肯定革命的大方向。干革命就会有牺牲，有时要交点学费。造成了损失，组织上一定会认真考虑，统筹处理。
果然，领导表了态，各生产队都急于库里的粮食分配，谁也没心思顾及直播稻了。
上下五千年，纠葛在文章，无论多少辛酸泪，留于他人讲。求金牌、求收藏、求推荐、求点击、求评论、求红包、求礼物，各种求，有什么要什么，都砸过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