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六百七二章、公仆良心
在省公安厅肖子鑫的指示和下属刑警总队有关专家组的指导下，经过一系列艰苦努力，这起轰动一时的市委书记灭门大案终于水落石出！而其背后的惊心动魄及其作案深层次原因，就连听取有关方面汇报的厅长肖子鑫心里都感到暗暗吃惊！肖子鑫，是真正从基层县直机关一步步走上來的高层领导了，他虽然对案件本身和重大犯罪嫌疑人非常愤恨，但他心里同时也为他们----特别是罗书记一直器重、信赖、跟随了他十几年的贴身秘书策划并亲自出马参与制造了这样一起惊人之举大感困惑！
他也是秘书出身啊----
不过，出于对当今社会的官场经验和对程贵阳本人个性、正直的材料來看……说实话，他也非常理解此人在享受权力和衣食无忧的情况下为什么要这样干……
此人显然是正如他自己交待的那样，并非是为了自己。民众对富豪或权势者的情绪，从來都不是简单的仇恨，对那些凭借自己的才能、以正当途径致富或走上领导岗位的人，尤其那些能为老百姓说话办事的人，人们心存敬重。
同理，老百姓对待官员的情绪也一样。他们不可能全面地反映这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但是它却在无形中制造一种社会共识、激发一种社会情绪，鼓励一种社会价值。
但是官员----如市委书记罗守道却不能给人什么鼓舞，甚至很难获得民间正面的评价。或许有人愿意勉强地承认他具有善用时世的才能，但是很少有人会给出诚恳的敬意。
人们对手握重权者有一种特殊的敏感，一种心意难平的情绪。仅以滨江市的房地产为例，一方面，罗守道招商引资让这个城市不可思议地迅速繁荣起來，高楼大厦一幢接一幢令人难以置信地建立起來，一方面，市府和官商的高房价导致民怨载道，许多人并不细究原因究竟，简单直接地将愤怒发泄到房地产商头上。
罗守道书记和其儿子阎守东及其地产商人的名声本就不好，高踞当地富豪榜更做实了他们暴敛财富的恶名。与本市电器零售业、造纸业以及ＩＴ业比起來，房地产行业无疑距离市委和政府的优惠政策明显更近。
实际上，在对民间开放的行业里，房地产业是与政府、尤其是地方一些实权人物联系最紧密的行业。这个行业在滨江市像其他地方一样经历了初期的竞争，正在逐步趋向寡头化，这也是当地大小地产业巨富云集的原因之一。
然而，不管是在竞争淘汰的过程中、还是在目前的行业运营中，企业与市委、政府的关系都是其成败的关键因素。房地产可能并不是滨江市最不透明的行业，在人们心怀怨恨的猜想中，许多问題充满了背后交易----一种不道德的致富方式，怎么可能得到敬重？一种百姓难以复制的致富方式，怎么可能激励人心？
……
这是一场等待大结局的侦查。
尽管审讯工作已经基本结束，程贵阳、吴荣贵、向左志三人对他们所犯下的严重罪行也供认不讳，但是，上面这些话，有许多都是作为主要办案人刘海洋和审讯者张铁山第一次听到。
公正地讲，人们的道德指责中，包含了泄愤的动因，并且几乎是故意地忽视了市委书记罗守道和市委、市政府对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
但是，程贵阳这些话的意义在于此，提供内情之余，它简单明了地向包括女记者在内的人们指示出，在哪些部门、哪些行业、以何种手段、凭借何种素质，最容易致富，对老百姓的问題最不容易动心。
如果这种情绪真的让一些人成为最受追捧的暴力事件代表，让人们----尤其是网络上那些喜欢暴力事件的网友们真的像热爱“英雄”一样追捧“杀富济贫”、“怒杀贪官”的程贵阳、吴荣贵、向左志……
那么只能说，我们的社会价值出了更大的问題。
罗守道在他的超豪华别墅里运筹帷幄，翻云覆雨，操纵全市各项工作于股掌之间，与不同心腹综论时局，指点江山，拥有3--7套住房的关键部门领导则在高级饭店与企业集团老总们推杯换盏。觥筹交错之间，新的财富唾手而得。
这一切，令曾经陪同市委书记十几年的秘书程贵阳一次又一次大开眼界。另一方面，为了让孩子完成学业，许多父兄母女背井离乡外出打工。
以前，每次程贵阳看到电视上工地或流水线上那些“父亲”、“母亲”或兄弟姐妹弓着腰背负的重物，聚精会神汗流满面的女工们就觉得非常郁闷和心酸。而当满面沧桑的父母看到女儿成绩单上的“优”而露出的欣慰的笑容和懂事的孩子发誓要努力读书以回报父母时，自己身旁的妻女早已泪流满面。
一个久久难忘的镜头是：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让母亲举步艰难，如果生活还有希望，谁愿意抛开孩子到千里万里之外打工？去挣那可怜又难以到手的血汗钱呢？又一个家庭就这样被分开了……
每次让人心痛的同时总是给程贵阳留下无尽的反思。不知道市委书记罗守道还要造多少孽。但在他身边，过多地思考敏感和意识形态问題，恐怕是给秘书处和程贵阳自己添麻烦。
即使是揭露贪污腐败，本地区新闻也已经多次被“批评”过了。所以，程贵阳只能选择辞职，离开那么多人羡慕的工作，回家自由式写作。
可是这并沒有丝毫减轻他心中的痛苦，每当看到电视节目上或市委门前那些满怀渴求哭诉的人们，他还是会无法平静自己的心灵……
下手前，也就是程贵阳当秘书的十几年來从不多涉及敏感问題，只想说他应该说的话，但罗守道以及“有关部门”的所作所为，简直就是对战友、下岗工人和百姓的呼声置若罔闻。他最怨怼的是不知道罗守道和“有关部门”还有一点“公仆”的良心沒有？
在决心辞职的最后一段时间，程贵阳在省委党校学习的时候，《建设天朝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必修课。以中**史为研究方向的授课老师在照本宣科之余，常常抛开教材给学员讲解一些“和教材所述不一样的现实”，不过最后总是强调：“考试的时候，以教材为准啊，以教材为准”。
省委书记视察滨江市之时，赞扬了邻市在小城镇建设及开发资源方面的成绩，可以算是一个肯定。不过几天后战友就在电话中听程贵阳说罗守道对邻市“玩花样，假大空”进行了“犀利的批判和揭露”。
不久以前，另一地区的专題纪录片介绍了新农村经济改革时，面对保守思想的顽强阻击，为攻下部分群众的思想堡垒，派出大量工作队，花了20多天时间，工作艰巨。不知罗守道或者罗书记是不是也想效仿，把此战绩也拉到滨江自己的头上。
在政绩上造假，和罗守道在自己的学历上造假的根源是部分相关联的。本來只有初中文化的罗守道，现在的学历是“研究生”，“造假”或许已经渗透到了这个一方主宰者的骨子里，对此中央的红头文件、精神、政策及其法律法规等又能如何？
罗守道希望籍此再上一层楼。
程贵阳感到绝望。
※ ※※
赵小鬼儿的事情发生半年后，已经不是市委书记秘书的程贵阳，为帮助战友曾经给自己的“恩人”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
罗书记：您好！
很久未去看您了，很想念。“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一执政理念一直在感动着所有的滨江百姓，我们对您充满了无限的期待，我们也坚信“顺应民意”也是您始终不渝的执政目的。但近期，一些事情如我的战友赵吉林受到的不公正对待，使我对您有些困惑。
据我所知，赵吉林举报您并沒有受人指使，也与任天辉个人无关，更无被金钱收买诽谤您之嫌。我们是一个战壕里走出的战友，我可以用对您十二年的忠诚保证：您错怪了他，应该给他道歉，过问一下，不要再非法对待一个为共和国作出牺牲的老兵了。
一些话，我不能直说，也说不透彻，怕您生气。就绕个弯子吧。
作家韩少功说，陈寅恪、钱穆等史学家可以对语言学界很多主流性说法摇头，文学家就只能紧跟和拥护这些说法么？当今非西方的各种本土经验需要突破遮蔽，需要合身的理论描述。即便在西方，经过几个世纪以來对逻各斯主义传统的反思，现代科学成果和现代人文成果大量涌现，理性至上主义、逻辑至上主义、语法至上主义（语法是理性与逻辑在语言中的体现）等等神位已经动摇。很多学术成规，包括语言学的成规，不再自动有效。
可惜的是，诸多新思想新营养倒是一直被某些“语言学家”拒之门外。我跟了您十几年，却一直不懂官方语言和政治，这些话我刚好看到，您可能认为风马牛不相及，但我认为道理相通，许多学问意义是一样的。
您是市委主要领导，他是普通百姓，我想起可能就像您以前曾说过的“专业外人士谈专业问題免不了要被专业人士笑”，又说“外行领导内行也请虚心、慎重”一样，这都是有益的提醒。就像不懂语言学一样，我这个给您当了十几年秘书的小说家一直不懂政治，并沒有想要“领导”您，更知道像这样的提醒不可能短期内与您形成共识，谁都不可能轻易说服对方。
但罗书记，如果您多看看中外语言学界的情况，就可知道主流并不代表都是正确，而且您面对着一个行内和行外大大的“他们”，不光是赵吉林和我几个“外行”。
所以您对待举报应冷静说理，对百姓的事应放在以上，应尊重不管是不是同行的一切对手，不必一口恶气撒到您大为不屑的“诽谤者”身上來。
以上拙见，谨供罗书记参考。
据说，罗守道书记看过这封信后顺手扔到一边，他认为“谈语言理论和政界学不该是文学家的义务”，更扯不上诽谤他的赵小鬼儿，这可能过于傲慢。不想当我的秘书了，天天在家写字，只能在语言学家的指挥下有所作为，不可这样无礼指责。
他唯一沒有想到，为什么滨江百姓一边享受着城市经济改革带來的成果，一边谈论着滨江市民生的日益腐化，官僚主义的日益严重，发着社会分配不公的牢骚，且时常会出现“一官进监狱，百姓齐高呼”的场面。
程贵阳后來在警方的讯问时称，即使法院认定赵吉林举报的内容与事实不符，也未必就可以裁决其构成了诽谤罪。因为此案中被指“诽谤”的对象是特殊人物，即政府官员。
即使是公民对市委书记的批评不符合事实，也不构成诽谤罪，公民对官员的批评并不以“真实性”作为衡量其是否构成诽谤罪之准则。一个有效的、有作为的领导，如果认为公民批评得恰当，那么就应该及时纠正自己的不当行为；如果认为公民批评得不当，那么就应该及时出來释疑，而不是通过公权力下的暴力手段将公民拘捕，甚至残酷无情地迫害。
这一点，他尤感气愤。
因为他认为如果不是赵吉林命大的话，他跟自己一样无法从战场上活着回到家乡。如果不是战友命大，他可能也就无法从昏暗的牢房里活着走出來。
后來有一次跟赵吉林在一起喝酒，谈起举报后的种种遭遇，程贵阳听了不禁令人潸然泪下。三个多小时的交谈赵吉林介绍了自己被抓被打被关的所有经历，说到那次大便被打得拉在裤档里，不禁痛哭失声，让他觉得非常郁闷和心酸。
而当满面沧桑的父亲看到女儿成绩单上的“优”而露出的欣慰的笑容和懂事的女儿发誓要努力读书，争取将來当上大官以回报父兄时，身旁的妻子早已泪流满面。那时候，赵小鬼儿还在到处上访告状，将來是死是活能不能找回一个说法还不知道。
最后程贵阳摇摇晃晃抹泪回家。
赵吉林父女在大门外洒泪道别之场景，及他妻子的哭诉恐怕让当时的程贵阳久久难忘：“孩子欲罢不能的哭声让我举步艰难，又一个家庭就这样被折腾得快散了……”。
突然想起另一个老军人曾经满怀希望、又不抱任何希望前來找他帮忙的情景，诉说儿子为到七哥的夜总会找女儿被打成重伤后來死亡、高血压的祖母为了给患性病的孙女治疗，到市委门前哭诉，受伤弯曲的胳膊、衣衫褴褛的孙子、因思念儿子（爸爸）而哭成一团的那家人、以及一连几天在清晨的薄雾中诉说孙女最终因性病死去，尸体在哪里都找不到，等待罗书记上班的无奈的背影给人留下的强烈震憾。
每次让他心痛的同时总是给他留下无尽的反思。
那时候，程贵阳只想说服自己曾经为之忠诚服务过的主要领导以及“有关部门”的所作所为，过问一下有关问題，但得到的反应简直就是对百姓的呼声置若罔闻。
不知道这个人和“有关部门”还有一点公仆的良心沒有？程贵阳不是沒有记者的洞察力，只是沒有那种勇气和果敢而已。
他送给了罗守道一颗子弹。
当然，故事并未至此结束。
无疑，国家也将送他一颗子弹，以平民愤。
……
整个审讯过程中，程贵阳常常走神，有可能像所有罪犯一样，想发现自己的能力。他过去写的那些小说全是瞎编的，而眼前这一切却是真实的。他体会到什么叫审讯，就像当年体会到什么叫上战场一样，真实仍然无法阻止他陷入幻觉，好像思想又回到了十几年前那个硝烟弥漫的战场。
那个哨位的洞口被敌人的炮弹炸塌了，需要休整。程贵阳怕新兵出意外，自己早早地起來在哨位前的芭蕉树下隐蔽着取土装编织袋。但他看到不远处的班长站起來只是晃了晃，脚下却已触了雷，雷就在芭蕉树根部，他听到了爆炸声，眼瞅着两条腿带着鞋飞了起來，他看到班长和那棵芭蕉树同时被摧毁了。
他被冲击波冲了起來，想站着，已经不可能了，身不由己地向后面重重地倒下去……
预谋案件，既有同伙，必有主谋。
那么，程贵阳是否主谋呢？
当然是！
不过，张铁山和侦查员们发现这种情况似乎又并不确定，另一个吴荣贵也不容忽视。虽然最初是程贵阳主动找的他和向左志，但后來死的七个人里有五人是他杀的，另外二人是向左志杀的，程贵阳一人沒杀。谁是主谋？谁是主角呢？
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要求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讯问中承担“如实回答”的义务，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犯罪嫌疑人都会主动供述。在确认上述事实时，刑警们颇费了一些手脚，三人出于趋利避害、自我保护的天性，不是选择沉默，就是拒不供述。
《刑事诉讼法》第43条同时规定，即便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述，侦查人员也不得采取“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获取口供。因此，这一挑战实际上逼迫专案组领导和刘海洋不得不更新侦查观念，转换侦查模式，多次要求刑警们增强科学取证的能力，并根据不时之需调整侦查讯问的策略，大力提高侦查人员的业务素质。
程贵阳作为案件策划者与直接参与者，其供述对于查明案情、引导侦查人员发现和提取证据具有重要作用。沒有他任何供述的时候，由于支队长判断正确，行动果断，在搜查韩国料理店时意外地发现了地下埋藏着二百多万元巨款，怀疑跟发生在别墅的市委书记灭门案有关。
后來有了他的感情供述，参与别墅犯罪的三名犯罪嫌疑人清楚了，到案了，随着三人断断续续的供述，那笔地下挖出的巨款已经确认是山庄灭门案所抢赃款无疑。
在三人一点一滴挤牙膏似的供述中之后，经过拼凑、分析、连接、推理，整个案情也逐渐清晰，他们现在需要知道的是枪在哪里？他们三人作案时所用的枪支----一支五四制式手枪，一支五连发霰弹枪到底藏匿在什么地方？
身边的问话声变得遥远而蒙胧，程贵阳又陷入幻觉之中。
战友的脑袋上有一个窟窿。但是由于他的头发被血染红了，乱糟糟地盖在伤口上，身边的人实际上并看不到伤口在哪儿，只能看到鲜血的亮光。
赵吉林、吴荣贵和向左志他们几个人，当时并不在一个部队，但现在程贵阳依稀觉得他们当时就在一起，在一个战壕里，四周堆满了鼓囊囊的背包，还有水壶、炮弹皮、子弹箱和潮乎乎的压缩饼干。
他的脸像白纸一样，嘴唇不停地抖动着。一个战友躺在他身前，头枕在他膝盖上。他用一个破军衣堵在战友的胸侧上，伤口靠下，离腹部不远。他闭着眼睛，短促地喘着粗气，一咳嗽大腿就往外喷血沫。他的左胳膊上还有一个枪眼，往外渗着血。
程贵阳转过身去，捂住嘴。
那时候，他只想活着，沒想犯罪。
他低下头去看看战友胸口上那块变成紫红色的破军衣。到处都是鲜血。战友就泡在血里。程贵阳的军服上也沾满了血。坑道里变成了一个血潭。他真不能相信一个人的身体里能装这么多血。
他挣扎着跪在血泊之中，把战友湿漉漉的头发从他前额上向后撩开。他的脸色灰白，呼吸已经变成一阵阵抽咽，就像有个很重的东西压在他身上似的。他看着他的眼皮忽闪了两下，嘴唇也动了动。
程贵阳俯下身子。
“你会好起來的，”他把嘴唇凑到他耳边，轻声对他说。“马上就会有战友上來救我们，我们会离开这个猫耳洞的，我们会进医院，我们会活着一起回到家乡的。你就躺着，别动，一切都不成问題的，我们复员后还要工作。”
如同在梦中。
后來写小说，发表文章，为领导服务，程贵阳因此而感到幸福。这种幸福是经历生死之后无以用语言表达的。
那个战友却留下了，沒有回來。所以他听说赵吉林被打得大便拉在裤子里，让人整成那样，后來又亲眼看到许多战友沒了工作，到市委门前静坐，渴望与期待市委书记帮助他们，心里不知都想了些什么。
如果罗守道对生死有过了解的话，就不应该那样对待他们，他们能活着回到家乡已经不易了，为了生活，关心一下他们的工作和家庭，善待他们曾经有过的豪迈与血性，不应该吗？
罗守道沒有那样做。
他每天都有抓不完的大事需要抓。
他抓的并不轻松。
他需要休息了。
那天，一夜沒睡的程贵阳天一亮就打车回了老家。老家事实上早已沒有什么人了，父母去世，同学大部分都在市里或县里上班，也有一些在农村务农。他先去了向左志家，然后二人又一起去找了吴荣贵。
乡下的空气污染小些。在梅山县城边一处农家小院内，不足10平方米的房间就是吴荣贵一家四口曾经的安身之处。现在其妻张英离婚，带两个孩子走了，只剩下吴荣贵一个人。
仅有的两间偏厦房在去年连阴雨中倒塌，除了这间租住房，他已无处可去。屋内一张破双人床、一张破双人沙发依稀还可以看出一些婚姻留下的痕迹。吴荣贵下岗后，他所住的单位已经不给他发工资，床上堆着半袋刚买回來的大米还沒有解开绳口，算是这个四十多岁的老复员军人下半个月的口粮。
41岁的吴荣贵比程贵阳大几岁，下岗后想靠贩运当地有名的“集安大瓜子”发一笔财，不料折腾了一年多反倒欠下5000多元的外债。半年前他开始在私人小煤窑内做苦力，省吃俭用一点一滴还账，现在还有隔三差五的讨债者上门，追要未归还的3000元钱。他早就活够了。
坐在小院里，看到这些情况，程贵阳心里发酸。
这两个人，吴荣贵和向左志，以前在部队时并不熟悉，只知道后來复员时是从一个地方当兵出去的，一起上了战场，都是老乡。其他战友为了重新上岗，联合去市委静坐时，他们俩也去了。
程贵阳在那里看到他们，还有一些熟悉的人时，很尴尬。虽然他不当市委秘书有二年了，可是自己衣食无忧，就好像欠他们这些战友什么似的。
现在，坐在这个小院里，程贵阳越來越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今年5月初，就在赵小鬼儿被抓去关起來后不久，吴荣贵的脚趾在井下被煤块砸得骨折，丢了工作。由于无钱医治，他就坐在家里耗着，等待骨折自然愈合。
有一次向左志來看他，临走时留下一点钱说：“咱们还要干呀！否则可要饿死的。这点钱弄点药治治脚，好了日子还得过呀！”
吴荣贵本來想多挣点钱给两个孩子读书，可是现在自己又这样了，别说给孩子读书钱，就是脚痛得掉泪都得挺着，到能勉强走道了，东挪四凑了1000钱，他开始在县城内的一马路边摆起一个瓜子摊点，每天4时起床，生火炒瓜子做准备。
6时出摊，直至22时天黑。一斤瓜子三块钱，利润只是几角钱，每天卖近30斤，毛利**十元，可有20元的纯收入，这个街边的小瓜子摊成了吴荣贵赖以存活的惟一依靠。
吴荣贵说，自己从上街后就一直战战兢兢营业：炉子接着烟筒、烟筒口又伸入水盆之中，怕扬起一丝灰尘引起行人和书记的不满。他不仅在摊位上准备着垃圾篓，而且还按时缴纳工商管理、占道、卫生费。
尽管拼了全力，但日子仍然过得紧巴。房租每月70元，电费15元，不能欠的，程贵阳说得对，他对吴荣贵实际上并沒有了解。他是什么人？自己的动机他能接受么？他都一无所知。
但他看到了他生活的窘境，看到了他那么壮实的身躯好像给什么东西抛向了空中，又扑嗵一声摔在地上，滚动着。他希望这个战友----壮汉跟自己一起干，他会干的。因为他需要一种朋友，一种帮手。
如果有过了解的话，对于吴荣贵、向左志的事情他就可以脱口而出了。但是他并沒有想过打听他，了解他，盘问他，考验他。他想过要跟他谈谈想法吗？他是不是把他的策划当成了一种犯罪？他认为这两个人都是内向的人。
也许他认为他们在一起并不是出于选择，只是因为他需要一种朋友，一种行动上的帮手。
程贵阳盯着他那双朴实无华，疲惫不堪的黑眼睛，低声问：
“你愿意干吗？”
他一定会回答他的。是的，他回答了。
“我愿意干。”
“你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程贵阳说。
“你也出类拔萃。”吴荣贵说。
对于预谋暴力犯罪案件中，往往只有犯罪嫌疑人供出凶器的去处，侦查机关可能提取到凶器。特别是在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抓获，但尚未有其他证据证实其犯罪，或者仅仅在其住所、车辆、随身物品中发现有涉案赃物，有其供述，需进一步追问凶器下落时，侦查人员往往特别倚重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引导作用。
一旦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述，侦查机关通过口供指引來起获犯罪枪支的便捷之路将被阻塞，侦查终结的难度随之加大。
从一开始，程贵阳就彻底将战友赵吉林排除在外。他想到，赵吉林自己的日子过得不错，有老婆有孩子，虽说他有杀人之心，但他沒有理由就这样结束。
他们能够从战场上一起回到家乡已经不易，他不想连累这个最好的朋友，他找到吴荣贵、向左志，一是因为他们都是单身，无牵无挂，生活艰难，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当过兵，枪法准，符合自己的要求。而且这两人别看老实巴交，但都特别有力气，胆子也大，见得了血腥。
后來，就在那间小院子里，三个人边喝酒，边慢慢议论。
他们制定了计划。
就在这时候，程贵阳发现他们坚强起來了。现在他不是以程贵阳----那个作家，有三四个笔名的口气在说话，而是以暴力事件的制造者，一个必将被枪毙的主角的口气在说话。他学会了黑社会的语言方式和习惯，他也熟悉了犯罪后的恐惧、小心、狡猾和残忍。
从自己想，到这个可怕的念头占据了整个大脑，直至在程贵阳去梅山摸底的时候，他就感觉到了，他们这是在反抗社会，在反叛中他找到了一种说不出來的兴奋。
现在他失去了这种激动之心，只剩下一个强烈的决心：必死无疑了。死吧。他承认在他的生活道路上出现了一个转折，他已是一去再也不能回头了。
程贵阳、吴荣贵和向左志预谋了犯罪活动计划，预谋犯罪活动的物品及工具，预谋了行动日期。而三个犯罪嫌疑人的这种预谋，心理特点是靠亲合心理、盲目心理和恐惧心理支撑和维系的。
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们的战友身份结束了。作为一个作家，程贵阳把他们全都想像成简单的人物，常见的个性。但是回过头來看一看他们制定的计划，再想想这两个老实巴交的人的复杂和矛盾之处，他就恨不得将來能有更大的才华把他们的本质公正地反映出來。
不仅要写他们的困窘，还要写他们的聪明、坚定和忧伤。
现在他知道他们在变，也知道是怎样变的。过去，他一直是个守法公民，本色秘书，专门负责领导的讲话稿，而不是参加实际行动。至多不过是个随从，跟着走南闯北，招商引资，不起什么作用。
而现在，当吴荣贵从房屋的转角再次出來，手里拿着杀人武器----几年前抢的那支手枪时，他们都意识到，这是准备朝法律开枪，第一次有计划地团伙犯罪。虽然程贵阳不太相信，但他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
“就是这把枪。”
吴荣贵递枪给程贵阳看。
程贵阳听向左志说过这支枪，现在看到，还是一愣。
它沉甸甸的。
有份量。
后來的审讯较量过程中，刘海洋、张铁山带领刑警们追查不放的就是这支枪。如果程贵阳、吴荣贵和向左志咬死不说，一些证据将无法发现和提取，从而必然导致一部分犯罪事实将因证据不足，被公安机关放弃追诉。
“零口供”加大了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对抗性，使得公安机关同刑事犯罪分子的斗争呈现更加复杂、尖锐的局面。同时，也更加提高了刑警们审讯的才能与素质。
……
他们最终拿下了口供。
为了试试枪的质量和身手，三个人后來的脸色都很谨慎，当吴荣贵从背后把枪拔出來时，谁都沒有反应过來。他们全都愣住了。
“当心点！”
程贵阳小心翼翼地移动着步子，接近吴荣贵，眼睛盯在他身上。也许计划这是这样的。吴荣贵十分紧张，咬着嘴唇，脸上的笑容变成了丑恶的苦笑。这时候他一跃而起，这个大块头十分敏捷，他一点儿也沒有夸张。
“这样行不行？”
他问。
敏捷吗？反正程贵阳沒有看清楚，他那只大手已经抓住了向左志的手腕，把枪顶在他太阳穴上这两个人紧紧抱在一起，事情发生得实在太快。程贵阳相信他行。他们三个人足够了，不必再找一个送死的。
加强讯问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促使犯罪嫌疑人交代出侦查机关尚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犯罪事实，或者其他人的犯罪事实。这就是专案组通常所说的“深挖犯罪、挤清余罪”。
余罪，当然包括程贵阳《犯罪日记》中记录的另外一些事情，不过，日记中许多事情是程贵阳虚构的，跟灭门案及其同伙无关。
然而，通过犯罪嫌疑人吴荣贵、向左志口供的指引，从一个案件出发，深挖出几十起案件，都是他们在生活无着时犯下的。对于这种“活够了”的重大犯罪嫌疑人，一旦其抱定“打死我也不说”的信念，深挖余罪就成为一句空话。
刘海洋在调整讯问策略的同时，巧妙使用各种讯问方法，表面上淡化了口供意识，但事实上并非轻视口供或者放弃口供，不管怎么说，犯罪嫌疑人的自愿、真实供述，对于认定案件性质和事实具有直接作用。
因此，每当程贵阳、吴荣贵和向左志三名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述时，侦查人员就在支队长的指引下，具体分析原因，采取有针对性的讯问策略，促使犯罪嫌疑人转变态度，主动供述。
讯问中，他们十分注意采取刚柔相济、迂回曲折、巧妙使用模糊语言、注意发现和利用矛盾、适时运用证据等方法，合法地取得获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同时，大力提倡引入科技手段配合讯问，把测谎技术、心理学、行为科学等运用于侦查讯问。
全面、细致、准确、及时地收集和获取与犯罪事实、枪支有关的一切证据，特别是重点收集和运用口供以外的其他证据，如六年前吴荣贵、向左志二人杀人抢枪的现场物证、鉴定结论、证人证言、视听资料等。将ＤＮＡ、痕迹、指纹、足迹、声纹等人身鉴定技术广泛应用于这次刑事侦查实践，起到了突出作用。迫使他们承认了这一六年之前悬而未决的犯罪事实，随后又抵赖。
但最后还是经不住各种攻势，交待了凶器下落----别墅灭门案最重要的犯罪证据：枪支。同时加强了市委书记灭门案刑事犯罪情报资料的微机化、自动化管理，让指纹自动识别系统、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及刑事犯罪现场和犯罪人员ＤＮＡ数据库直接服务于侦查破案。
“如果我们为命运女神所抛弃，如果我们从此不能回到故乡，如果子弹结束了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在劫难逃，那至少我们忠实的坦克,会给我们一个金属的坟墓。”这是一个战友说过的话。命运沒有抛弃他们，他们被市委书记抛弃了。
“我杀死了五个，楼上三个，楼下两个。”吴荣贵说。
“我杀了两个。都是女的。”向左志说。
“我一个沒杀。”程贵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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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是秘书出身啊----
不过，出于对当今社会的官场经验和对程贵阳本人个性、正直的材料來看……说实话，他也非常理解此人在享受权力和衣食无忧的情况下为什么要这样干……
此人显然是正如他自己交待的那样，并非是为了自己。民众对富豪或权势者的情绪，从來都不是简单的仇恨，对那些凭借自己的才能、以正当途径致富或走上领导岗位的人，尤其那些能为老百姓说话办事的人，人们心存敬重。
同理，老百姓对待官员的情绪也一样。他们不可能全面地反映这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但是它却在无形中制造一种社会共识、激发一种社会情绪，鼓励一种社会价值。
但是官员----如市委书记罗守道却不能给人什么鼓舞，甚至很难获得民间正面的评价。或许有人愿意勉强地承认他具有善用时世的才能，但是很少有人会给出诚恳的敬意。
人们对手握重权者有一种特殊的敏感，一种心意难平的情绪。仅以滨江市的房地产为例，一方面，罗守道招商引资让这个城市不可思议地迅速繁荣起來，高楼大厦一幢接一幢令人难以置信地建立起來，一方面，市府和官商的高房价导致民怨载道，许多人并不细究原因究竟，简单直接地将愤怒发泄到房地产商头上。
罗守道书记和其儿子阎守东及其地产商人的名声本就不好，高踞当地富豪榜更做实了他们暴敛财富的恶名。与本市电器零售业、造纸业以及ＩＴ业比起來，房地产行业无疑距离市委和政府的优惠政策明显更近。
实际上，在对民间开放的行业里，房地产业是与政府、尤其是地方一些实权人物联系最紧密的行业。这个行业在滨江市像其他地方一样经历了初期的竞争，正在逐步趋向寡头化，这也是当地大小地产业巨富云集的原因之一。
然而，不管是在竞争淘汰的过程中、还是在目前的行业运营中，企业与市委、政府的关系都是其成败的关键因素。房地产可能并不是滨江市最不透明的行业，在人们心怀怨恨的猜想中，许多问題充满了背后交易----一种不道德的致富方式，怎么可能得到敬重？一种百姓难以复制的致富方式，怎么可能激励人心？
……
这是一场等待大结局的侦查。
尽管审讯工作已经基本结束，程贵阳、吴荣贵、向左志三人对他们所犯下的严重罪行也供认不讳，但是，上面这些话，有许多都是作为主要办案人刘海洋和审讯者张铁山第一次听到。
公正地讲，人们的道德指责中，包含了泄愤的动因，并且几乎是故意地忽视了市委书记罗守道和市委、市政府对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
但是，程贵阳这些话的意义在于此，提供内情之余，它简单明了地向包括女记者在内的人们指示出，在哪些部门、哪些行业、以何种手段、凭借何种素质，最容易致富，对老百姓的问題最不容易动心。
如果这种情绪真的让一些人成为最受追捧的暴力事件代表，让人们----尤其是网络上那些喜欢暴力事件的网友们真的像热爱“英雄”一样追捧“杀富济贫”、“怒杀贪官”的程贵阳、吴荣贵、向左志……
那么只能说，我们的社会价值出了更大的问題。
罗守道在他的超豪华别墅里运筹帷幄，翻云覆雨，操纵全市各项工作于股掌之间，与不同心腹综论时局，指点江山，拥有3--7套住房的关键部门领导则在高级饭店与企业集团老总们推杯换盏。觥筹交错之间，新的财富唾手而得。
这一切，令曾经陪同市委书记十几年的秘书程贵阳一次又一次大开眼界。另一方面，为了让孩子完成学业，许多父兄母女背井离乡外出打工。
以前，每次程贵阳看到电视上工地或流水线上那些“父亲”、“母亲”或兄弟姐妹弓着腰背负的重物，聚精会神汗流满面的女工们就觉得非常郁闷和心酸。而当满面沧桑的父母看到女儿成绩单上的“优”而露出的欣慰的笑容和懂事的孩子发誓要努力读书以回报父母时，自己身旁的妻女早已泪流满面。
一个久久难忘的镜头是：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让母亲举步艰难，如果生活还有希望，谁愿意抛开孩子到千里万里之外打工？去挣那可怜又难以到手的血汗钱呢？又一个家庭就这样被分开了……
每次让人心痛的同时总是给程贵阳留下无尽的反思。不知道市委书记罗守道还要造多少孽。但在他身边，过多地思考敏感和意识形态问題，恐怕是给秘书处和程贵阳自己添麻烦。
即使是揭露贪污腐败，本地区新闻也已经多次被“批评”过了。所以，程贵阳只能选择辞职，离开那么多人羡慕的工作，回家自由式写作。
可是这并沒有丝毫减轻他心中的痛苦，每当看到电视节目上或市委门前那些满怀渴求哭诉的人们，他还是会无法平静自己的心灵……
下手前，也就是程贵阳当秘书的十几年來从不多涉及敏感问題，只想说他应该说的话，但罗守道以及“有关部门”的所作所为，简直就是对战友、下岗工人和百姓的呼声置若罔闻。他最怨怼的是不知道罗守道和“有关部门”还有一点“公仆”的良心沒有？
在决心辞职的最后一段时间，程贵阳在省委党校学习的时候，《建设天朝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必修课。以中**史为研究方向的授课老师在照本宣科之余，常常抛开教材给学员讲解一些“和教材所述不一样的现实”，不过最后总是强调：“考试的时候，以教材为准啊，以教材为准”。
省委书记视察滨江市之时，赞扬了邻市在小城镇建设及开发资源方面的成绩，可以算是一个肯定。不过几天后战友就在电话中听程贵阳说罗守道对邻市“玩花样，假大空”进行了“犀利的批判和揭露”。
不久以前，另一地区的专題纪录片介绍了新农村经济改革时，面对保守思想的顽强阻击，为攻下部分群众的思想堡垒，派出大量工作队，花了20多天时间，工作艰巨。不知罗守道或者罗书记是不是也想效仿，把此战绩也拉到滨江自己的头上。
在政绩上造假，和罗守道在自己的学历上造假的根源是部分相关联的。本來只有初中文化的罗守道，现在的学历是“研究生”，“造假”或许已经渗透到了这个一方主宰者的骨子里，对此中央的红头文件、精神、政策及其法律法规等又能如何？
罗守道希望籍此再上一层楼。
程贵阳感到绝望。
※ ※※
赵小鬼儿的事情发生半年后，已经不是市委书记秘书的程贵阳，为帮助战友曾经给自己的“恩人”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
罗书记：您好！
很久未去看您了，很想念。“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一执政理念一直在感动着所有的滨江百姓，我们对您充满了无限的期待，我们也坚信“顺应民意”也是您始终不渝的执政目的。但近期，一些事情如我的战友赵吉林受到的不公正对待，使我对您有些困惑。
据我所知，赵吉林举报您并沒有受人指使，也与任天辉个人无关，更无被金钱收买诽谤您之嫌。我们是一个战壕里走出的战友，我可以用对您十二年的忠诚保证：您错怪了他，应该给他道歉，过问一下，不要再非法对待一个为共和国作出牺牲的老兵了。
一些话，我不能直说，也说不透彻，怕您生气。就绕个弯子吧。
作家韩少功说，陈寅恪、钱穆等史学家可以对语言学界很多主流性说法摇头，文学家就只能紧跟和拥护这些说法么？当今非西方的各种本土经验需要突破遮蔽，需要合身的理论描述。即便在西方，经过几个世纪以來对逻各斯主义传统的反思，现代科学成果和现代人文成果大量涌现，理性至上主义、逻辑至上主义、语法至上主义（语法是理性与逻辑在语言中的体现）等等神位已经动摇。很多学术成规，包括语言学的成规，不再自动有效。
可惜的是，诸多新思想新营养倒是一直被某些“语言学家”拒之门外。我跟了您十几年，却一直不懂官方语言和政治，这些话我刚好看到，您可能认为风马牛不相及，但我认为道理相通，许多学问意义是一样的。
您是市委主要领导，他是普通百姓，我想起可能就像您以前曾说过的“专业外人士谈专业问題免不了要被专业人士笑”，又说“外行领导内行也请虚心、慎重”一样，这都是有益的提醒。就像不懂语言学一样，我这个给您当了十几年秘书的小说家一直不懂政治，并沒有想要“领导”您，更知道像这样的提醒不可能短期内与您形成共识，谁都不可能轻易说服对方。
但罗书记，如果您多看看中外语言学界的情况，就可知道主流并不代表都是正确，而且您面对着一个行内和行外大大的“他们”，不光是赵吉林和我几个“外行”。
所以您对待举报应冷静说理，对百姓的事应放在以上，应尊重不管是不是同行的一切对手，不必一口恶气撒到您大为不屑的“诽谤者”身上來。
以上拙见，谨供罗书记参考。
据说，罗守道书记看过这封信后顺手扔到一边，他认为“谈语言理论和政界学不该是文学家的义务”，更扯不上诽谤他的赵小鬼儿，这可能过于傲慢。不想当我的秘书了，天天在家写字，只能在语言学家的指挥下有所作为，不可这样无礼指责。
他唯一沒有想到，为什么滨江百姓一边享受着城市经济改革带來的成果，一边谈论着滨江市民生的日益腐化，官僚主义的日益严重，发着社会分配不公的牢骚，且时常会出现“一官进监狱，百姓齐高呼”的场面。
程贵阳后來在警方的讯问时称，即使法院认定赵吉林举报的内容与事实不符，也未必就可以裁决其构成了诽谤罪。因为此案中被指“诽谤”的对象是特殊人物，即政府官员。
即使是公民对市委书记的批评不符合事实，也不构成诽谤罪，公民对官员的批评并不以“真实性”作为衡量其是否构成诽谤罪之准则。一个有效的、有作为的领导，如果认为公民批评得恰当，那么就应该及时纠正自己的不当行为；如果认为公民批评得不当，那么就应该及时出來释疑，而不是通过公权力下的暴力手段将公民拘捕，甚至残酷无情地迫害。
这一点，他尤感气愤。
因为他认为如果不是赵吉林命大的话，他跟自己一样无法从战场上活着回到家乡。如果不是战友命大，他可能也就无法从昏暗的牢房里活着走出來。
后來有一次跟赵吉林在一起喝酒，谈起举报后的种种遭遇，程贵阳听了不禁令人潸然泪下。三个多小时的交谈赵吉林介绍了自己被抓被打被关的所有经历，说到那次大便被打得拉在裤档里，不禁痛哭失声，让他觉得非常郁闷和心酸。
而当满面沧桑的父亲看到女儿成绩单上的“优”而露出的欣慰的笑容和懂事的女儿发誓要努力读书，争取将來当上大官以回报父兄时，身旁的妻子早已泪流满面。那时候，赵小鬼儿还在到处上访告状，将來是死是活能不能找回一个说法还不知道。
最后程贵阳摇摇晃晃抹泪回家。
赵吉林父女在大门外洒泪道别之场景，及他妻子的哭诉恐怕让当时的程贵阳久久难忘：“孩子欲罢不能的哭声让我举步艰难，又一个家庭就这样被折腾得快散了……”。
突然想起另一个老军人曾经满怀希望、又不抱任何希望前來找他帮忙的情景，诉说儿子为到七哥的夜总会找女儿被打成重伤后來死亡、高血压的祖母为了给患性病的孙女治疗，到市委门前哭诉，受伤弯曲的胳膊、衣衫褴褛的孙子、因思念儿子（爸爸）而哭成一团的那家人、以及一连几天在清晨的薄雾中诉说孙女最终因性病死去，尸体在哪里都找不到，等待罗书记上班的无奈的背影给人留下的强烈震憾。
每次让他心痛的同时总是给他留下无尽的反思。
那时候，程贵阳只想说服自己曾经为之忠诚服务过的主要领导以及“有关部门”的所作所为，过问一下有关问題，但得到的反应简直就是对百姓的呼声置若罔闻。
不知道这个人和“有关部门”还有一点公仆的良心沒有？程贵阳不是沒有记者的洞察力，只是沒有那种勇气和果敢而已。
他送给了罗守道一颗子弹。
当然，故事并未至此结束。
无疑，国家也将送他一颗子弹，以平民愤。
……
整个审讯过程中，程贵阳常常走神，有可能像所有罪犯一样，想发现自己的能力。他过去写的那些小说全是瞎编的，而眼前这一切却是真实的。他体会到什么叫审讯，就像当年体会到什么叫上战场一样，真实仍然无法阻止他陷入幻觉，好像思想又回到了十几年前那个硝烟弥漫的战场。
那个哨位的洞口被敌人的炮弹炸塌了，需要休整。程贵阳怕新兵出意外，自己早早地起來在哨位前的芭蕉树下隐蔽着取土装编织袋。但他看到不远处的班长站起來只是晃了晃，脚下却已触了雷，雷就在芭蕉树根部，他听到了爆炸声，眼瞅着两条腿带着鞋飞了起來，他看到班长和那棵芭蕉树同时被摧毁了。
他被冲击波冲了起來，想站着，已经不可能了，身不由己地向后面重重地倒下去……
预谋案件，既有同伙，必有主谋。
那么，程贵阳是否主谋呢？
当然是！
不过，张铁山和侦查员们发现这种情况似乎又并不确定，另一个吴荣贵也不容忽视。虽然最初是程贵阳主动找的他和向左志，但后來死的七个人里有五人是他杀的，另外二人是向左志杀的，程贵阳一人沒杀。谁是主谋？谁是主角呢？
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要求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讯问中承担“如实回答”的义务，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犯罪嫌疑人都会主动供述。在确认上述事实时，刑警们颇费了一些手脚，三人出于趋利避害、自我保护的天性，不是选择沉默，就是拒不供述。
《刑事诉讼法》第43条同时规定，即便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述，侦查人员也不得采取“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获取口供。因此，这一挑战实际上逼迫专案组领导和刘海洋不得不更新侦查观念，转换侦查模式，多次要求刑警们增强科学取证的能力，并根据不时之需调整侦查讯问的策略，大力提高侦查人员的业务素质。
程贵阳作为案件策划者与直接参与者，其供述对于查明案情、引导侦查人员发现和提取证据具有重要作用。沒有他任何供述的时候，由于支队长判断正确，行动果断，在搜查韩国料理店时意外地发现了地下埋藏着二百多万元巨款，怀疑跟发生在别墅的市委书记灭门案有关。
后來有了他的感情供述，参与别墅犯罪的三名犯罪嫌疑人清楚了，到案了，随着三人断断续续的供述，那笔地下挖出的巨款已经确认是山庄灭门案所抢赃款无疑。
在三人一点一滴挤牙膏似的供述中之后，经过拼凑、分析、连接、推理，整个案情也逐渐清晰，他们现在需要知道的是枪在哪里？他们三人作案时所用的枪支----一支五四制式手枪，一支五连发霰弹枪到底藏匿在什么地方？
身边的问话声变得遥远而蒙胧，程贵阳又陷入幻觉之中。
战友的脑袋上有一个窟窿。但是由于他的头发被血染红了，乱糟糟地盖在伤口上，身边的人实际上并看不到伤口在哪儿，只能看到鲜血的亮光。
赵吉林、吴荣贵和向左志他们几个人，当时并不在一个部队，但现在程贵阳依稀觉得他们当时就在一起，在一个战壕里，四周堆满了鼓囊囊的背包，还有水壶、炮弹皮、子弹箱和潮乎乎的压缩饼干。
他的脸像白纸一样，嘴唇不停地抖动着。一个战友躺在他身前，头枕在他膝盖上。他用一个破军衣堵在战友的胸侧上，伤口靠下，离腹部不远。他闭着眼睛，短促地喘着粗气，一咳嗽大腿就往外喷血沫。他的左胳膊上还有一个枪眼，往外渗着血。
程贵阳转过身去，捂住嘴。
那时候，他只想活着，沒想犯罪。
他低下头去看看战友胸口上那块变成紫红色的破军衣。到处都是鲜血。战友就泡在血里。程贵阳的军服上也沾满了血。坑道里变成了一个血潭。他真不能相信一个人的身体里能装这么多血。
他挣扎着跪在血泊之中，把战友湿漉漉的头发从他前额上向后撩开。他的脸色灰白，呼吸已经变成一阵阵抽咽，就像有个很重的东西压在他身上似的。他看着他的眼皮忽闪了两下，嘴唇也动了动。
程贵阳俯下身子。
“你会好起來的，”他把嘴唇凑到他耳边，轻声对他说。“马上就会有战友上來救我们，我们会离开这个猫耳洞的，我们会进医院，我们会活着一起回到家乡的。你就躺着，别动，一切都不成问題的，我们复员后还要工作。”
如同在梦中。
后來写小说，发表文章，为领导服务，程贵阳因此而感到幸福。这种幸福是经历生死之后无以用语言表达的。
那个战友却留下了，沒有回來。所以他听说赵吉林被打得大便拉在裤子里，让人整成那样，后來又亲眼看到许多战友沒了工作，到市委门前静坐，渴望与期待市委书记帮助他们，心里不知都想了些什么。
如果罗守道对生死有过了解的话，就不应该那样对待他们，他们能活着回到家乡已经不易了，为了生活，关心一下他们的工作和家庭，善待他们曾经有过的豪迈与血性，不应该吗？
罗守道沒有那样做。
他每天都有抓不完的大事需要抓。
他抓的并不轻松。
他需要休息了。
那天，一夜沒睡的程贵阳天一亮就打车回了老家。老家事实上早已沒有什么人了，父母去世，同学大部分都在市里或县里上班，也有一些在农村务农。他先去了向左志家，然后二人又一起去找了吴荣贵。
乡下的空气污染小些。在梅山县城边一处农家小院内，不足10平方米的房间就是吴荣贵一家四口曾经的安身之处。现在其妻张英离婚，带两个孩子走了，只剩下吴荣贵一个人。
仅有的两间偏厦房在去年连阴雨中倒塌，除了这间租住房，他已无处可去。屋内一张破双人床、一张破双人沙发依稀还可以看出一些婚姻留下的痕迹。吴荣贵下岗后，他所住的单位已经不给他发工资，床上堆着半袋刚买回來的大米还沒有解开绳口，算是这个四十多岁的老复员军人下半个月的口粮。
41岁的吴荣贵比程贵阳大几岁，下岗后想靠贩运当地有名的“集安大瓜子”发一笔财，不料折腾了一年多反倒欠下5000多元的外债。半年前他开始在私人小煤窑内做苦力，省吃俭用一点一滴还账，现在还有隔三差五的讨债者上门，追要未归还的3000元钱。他早就活够了。
坐在小院里，看到这些情况，程贵阳心里发酸。
这两个人，吴荣贵和向左志，以前在部队时并不熟悉，只知道后來复员时是从一个地方当兵出去的，一起上了战场，都是老乡。其他战友为了重新上岗，联合去市委静坐时，他们俩也去了。
程贵阳在那里看到他们，还有一些熟悉的人时，很尴尬。虽然他不当市委秘书有二年了，可是自己衣食无忧，就好像欠他们这些战友什么似的。
现在，坐在这个小院里，程贵阳越來越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今年5月初，就在赵小鬼儿被抓去关起來后不久，吴荣贵的脚趾在井下被煤块砸得骨折，丢了工作。由于无钱医治，他就坐在家里耗着，等待骨折自然愈合。
有一次向左志來看他，临走时留下一点钱说：“咱们还要干呀！否则可要饿死的。这点钱弄点药治治脚，好了日子还得过呀！”
吴荣贵本來想多挣点钱给两个孩子读书，可是现在自己又这样了，别说给孩子读书钱，就是脚痛得掉泪都得挺着，到能勉强走道了，东挪四凑了1000钱，他开始在县城内的一马路边摆起一个瓜子摊点，每天4时起床，生火炒瓜子做准备。
6时出摊，直至22时天黑。一斤瓜子三块钱，利润只是几角钱，每天卖近30斤，毛利**十元，可有20元的纯收入，这个街边的小瓜子摊成了吴荣贵赖以存活的惟一依靠。
吴荣贵说，自己从上街后就一直战战兢兢营业：炉子接着烟筒、烟筒口又伸入水盆之中，怕扬起一丝灰尘引起行人和书记的不满。他不仅在摊位上准备着垃圾篓，而且还按时缴纳工商管理、占道、卫生费。
尽管拼了全力，但日子仍然过得紧巴。房租每月70元，电费15元，不能欠的，程贵阳说得对，他对吴荣贵实际上并沒有了解。他是什么人？自己的动机他能接受么？他都一无所知。
但他看到了他生活的窘境，看到了他那么壮实的身躯好像给什么东西抛向了空中，又扑嗵一声摔在地上，滚动着。他希望这个战友----壮汉跟自己一起干，他会干的。因为他需要一种朋友，一种帮手。
如果有过了解的话，对于吴荣贵、向左志的事情他就可以脱口而出了。但是他并沒有想过打听他，了解他，盘问他，考验他。他想过要跟他谈谈想法吗？他是不是把他的策划当成了一种犯罪？他认为这两个人都是内向的人。
也许他认为他们在一起并不是出于选择，只是因为他需要一种朋友，一种行动上的帮手。
程贵阳盯着他那双朴实无华，疲惫不堪的黑眼睛，低声问：
“你愿意干吗？”
他一定会回答他的。是的，他回答了。
“我愿意干。”
“你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程贵阳说。
“你也出类拔萃。”吴荣贵说。
对于预谋暴力犯罪案件中，往往只有犯罪嫌疑人供出凶器的去处，侦查机关可能提取到凶器。特别是在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抓获，但尚未有其他证据证实其犯罪，或者仅仅在其住所、车辆、随身物品中发现有涉案赃物，有其供述，需进一步追问凶器下落时，侦查人员往往特别倚重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引导作用。
一旦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述，侦查机关通过口供指引來起获犯罪枪支的便捷之路将被阻塞，侦查终结的难度随之加大。
从一开始，程贵阳就彻底将战友赵吉林排除在外。他想到，赵吉林自己的日子过得不错，有老婆有孩子，虽说他有杀人之心，但他沒有理由就这样结束。
他们能够从战场上一起回到家乡已经不易，他不想连累这个最好的朋友，他找到吴荣贵、向左志，一是因为他们都是单身，无牵无挂，生活艰难，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当过兵，枪法准，符合自己的要求。而且这两人别看老实巴交，但都特别有力气，胆子也大，见得了血腥。
后來，就在那间小院子里，三个人边喝酒，边慢慢议论。
他们制定了计划。
就在这时候，程贵阳发现他们坚强起來了。现在他不是以程贵阳----那个作家，有三四个笔名的口气在说话，而是以暴力事件的制造者，一个必将被枪毙的主角的口气在说话。他学会了黑社会的语言方式和习惯，他也熟悉了犯罪后的恐惧、小心、狡猾和残忍。
从自己想，到这个可怕的念头占据了整个大脑，直至在程贵阳去梅山摸底的时候，他就感觉到了，他们这是在反抗社会，在反叛中他找到了一种说不出來的兴奋。
现在他失去了这种激动之心，只剩下一个强烈的决心：必死无疑了。死吧。他承认在他的生活道路上出现了一个转折，他已是一去再也不能回头了。
程贵阳、吴荣贵和向左志预谋了犯罪活动计划，预谋犯罪活动的物品及工具，预谋了行动日期。而三个犯罪嫌疑人的这种预谋，心理特点是靠亲合心理、盲目心理和恐惧心理支撑和维系的。
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们的战友身份结束了。作为一个作家，程贵阳把他们全都想像成简单的人物，常见的个性。但是回过头來看一看他们制定的计划，再想想这两个老实巴交的人的复杂和矛盾之处，他就恨不得将來能有更大的才华把他们的本质公正地反映出來。
不仅要写他们的困窘，还要写他们的聪明、坚定和忧伤。
现在他知道他们在变，也知道是怎样变的。过去，他一直是个守法公民，本色秘书，专门负责领导的讲话稿，而不是参加实际行动。至多不过是个随从，跟着走南闯北，招商引资，不起什么作用。
而现在，当吴荣贵从房屋的转角再次出來，手里拿着杀人武器----几年前抢的那支手枪时，他们都意识到，这是准备朝法律开枪，第一次有计划地团伙犯罪。虽然程贵阳不太相信，但他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
“就是这把枪。”
吴荣贵递枪给程贵阳看。
程贵阳听向左志说过这支枪，现在看到，还是一愣。
它沉甸甸的。
有份量。
后來的审讯较量过程中，刘海洋、张铁山带领刑警们追查不放的就是这支枪。如果程贵阳、吴荣贵和向左志咬死不说，一些证据将无法发现和提取，从而必然导致一部分犯罪事实将因证据不足，被公安机关放弃追诉。
“零口供”加大了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对抗性，使得公安机关同刑事犯罪分子的斗争呈现更加复杂、尖锐的局面。同时，也更加提高了刑警们审讯的才能与素质。
……
他们最终拿下了口供。
为了试试枪的质量和身手，三个人后來的脸色都很谨慎，当吴荣贵从背后把枪拔出來时，谁都沒有反应过來。他们全都愣住了。
“当心点！”
程贵阳小心翼翼地移动着步子，接近吴荣贵，眼睛盯在他身上。也许计划这是这样的。吴荣贵十分紧张，咬着嘴唇，脸上的笑容变成了丑恶的苦笑。这时候他一跃而起，这个大块头十分敏捷，他一点儿也沒有夸张。
“这样行不行？”
他问。
敏捷吗？反正程贵阳沒有看清楚，他那只大手已经抓住了向左志的手腕，把枪顶在他太阳穴上这两个人紧紧抱在一起，事情发生得实在太快。程贵阳相信他行。他们三个人足够了，不必再找一个送死的。
加强讯问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促使犯罪嫌疑人交代出侦查机关尚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犯罪事实，或者其他人的犯罪事实。这就是专案组通常所说的“深挖犯罪、挤清余罪”。
余罪，当然包括程贵阳《犯罪日记》中记录的另外一些事情，不过，日记中许多事情是程贵阳虚构的，跟灭门案及其同伙无关。
然而，通过犯罪嫌疑人吴荣贵、向左志口供的指引，从一个案件出发，深挖出几十起案件，都是他们在生活无着时犯下的。对于这种“活够了”的重大犯罪嫌疑人，一旦其抱定“打死我也不说”的信念，深挖余罪就成为一句空话。
刘海洋在调整讯问策略的同时，巧妙使用各种讯问方法，表面上淡化了口供意识，但事实上并非轻视口供或者放弃口供，不管怎么说，犯罪嫌疑人的自愿、真实供述，对于认定案件性质和事实具有直接作用。
因此，每当程贵阳、吴荣贵和向左志三名犯罪嫌疑人拒不供述时，侦查人员就在支队长的指引下，具体分析原因，采取有针对性的讯问策略，促使犯罪嫌疑人转变态度，主动供述。
讯问中，他们十分注意采取刚柔相济、迂回曲折、巧妙使用模糊语言、注意发现和利用矛盾、适时运用证据等方法，合法地取得获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同时，大力提倡引入科技手段配合讯问，把测谎技术、心理学、行为科学等运用于侦查讯问。
全面、细致、准确、及时地收集和获取与犯罪事实、枪支有关的一切证据，特别是重点收集和运用口供以外的其他证据，如六年前吴荣贵、向左志二人杀人抢枪的现场物证、鉴定结论、证人证言、视听资料等。将ＤＮＡ、痕迹、指纹、足迹、声纹等人身鉴定技术广泛应用于这次刑事侦查实践，起到了突出作用。迫使他们承认了这一六年之前悬而未决的犯罪事实，随后又抵赖。
但最后还是经不住各种攻势，交待了凶器下落----别墅灭门案最重要的犯罪证据：枪支。同时加强了市委书记灭门案刑事犯罪情报资料的微机化、自动化管理，让指纹自动识别系统、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及刑事犯罪现场和犯罪人员ＤＮＡ数据库直接服务于侦查破案。
“如果我们为命运女神所抛弃，如果我们从此不能回到故乡，如果子弹结束了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在劫难逃，那至少我们忠实的坦克,会给我们一个金属的坟墓。”这是一个战友说过的话。命运沒有抛弃他们，他们被市委书记抛弃了。
“我杀死了五个，楼上三个，楼下两个。”吴荣贵说。
“我杀了两个。都是女的。”向左志说。
“我一个沒杀。”程贵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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