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六百六九章、血案动力
通过血案制造者的心理因素和生存轨迹她发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是他们堕落的基本核心。无论程贵阳还是吴荣贵，向左志，他们都是社会人，他们不可能脱离时代孤立存在或犯罪。
程贵阳说，早在县委工作的时候，他就曾经因为偶尔替上访的人说话被批评过，后果便是缄默不语，这势必会对程贵阳的心理造成阴影，“人还是得有权”，于是，他在跟随罗守道到市委工作后采取了“蹊径”----暗中仇恨甚至参与、支持赵小鬼儿的上访活动，替他写材料，提供经济资助等等。
他在下意识中重复着黑社会“前辈”的足迹，慢慢走上了不归路。
其实，如果当初罗守道能够早一些看到这些苗头，再大义灭亲一些，让程贵阳得到该有的惩罚，他还会越陷越深吗？如果罗守道个人及市委领导能够加大反腐败和再就业的力度，他还会越走越远吗？……
可惜，一切的“如果”对于罗书记來说都太迟了。
屋漏怨主人。
程贵阳说。当官一定要负责任。无论大的方面，全市的经济发展、社会治安还是小到战友赵小鬼儿被阎家父子迫害、任天辉的遭遇、老军人一家的经历以及林林总总的现实，行凶的“动力”很简单：仅仅因为罗守道书记沒有完成“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足见在干部体制与法制建设上的缺失。
程贵阳一直享受着市委书记政治泡沫的“恩宠”，如果为他个人，一年赚个几万甚至十几万稀松平常，他还有什么不满足呢？
可是，因为上述一切一切耳闻目睹的现实，工作之余，生活间隙，他很难----永远无法融入到非正常的官员生活圈子里，像有钱、缺乏自控的富翁们那样出入各种娱乐场所，干着一些见不得光的勾当。
赵小鬼儿常常跟他抱怨，他也常常跟其他战友谈论时事，就像几个不知不觉中被充填烷气的烷气瓶，当他们的思想由此发生问題，这种平衡被打破，他们沒有足够健康的心态去应对和制止心中日益形成的“隐形罪恶”，于是，本來无害也不能自爆的烷气发生了裂变，掏出了那支枪残忍地杀死了“第一把手”，鲜血飞溅。
程贵阳的同伙在举起手枪击碎受害者幸福家庭的同时，也击碎了他们自己的人生，更击碎了这个冷冰冰却又潜规则横生的社会体制，难道不是吗？
企图用惊世骇俗的姿态來重新调整权力与生活的关系，重新对社会的进步发生作用。而事实上，他们什么也改变不了。
“我沒别的办法，如果我不想在‘猪窝’里做人----你不要误会，这里仅仅是指滨江这个地方，如果我不想活在一个被诅咒和耻笑的环境里，我能想到最好的办法就是动员大家一起來反腐，而我又不能指望大家都学黑社会，所以我就得出手。”
他这样解释自己的行为。
据程贵阳在前期审讯中交代，他后來越來越无法控制自己的想法。白天他可以正常写作，到了晚上就无法-正常思维了，他认为罗守道书记在过去日常工作中是有罪过的。
这是多么疯狂和荒诞，任何一个思想正常的人都不可能产生这样的想法。这说明他的偏执和疯狂已经走向了一种极端！
他认为，谋生权是第一位的。一个城市的市容固然很重要，但是，与老百姓吃饭的问題相比，与那么多下岗工人相比，就只能排到第二位了，这种排序不能颠倒。
倘若政府既沒能解决好就业问題，又沒有能力为老百姓提供生活基本保障，也沒能合理地管理解决好老百姓自食其力解决生存问題的行为，那么，就可能导致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
滨江市许多事情只要罗书记过问一下，结局可能就会完全不同。可他想的是“大事”，对平民百姓啼饥号冤的“小事”沒有兴趣。
这是他最痛恨之处。
但程贵阳在其他方面又是正常的，如关心女儿的学习，犯罪后安静地藏匿在屋子里，其他同伙也同样这样做，而让根本沒参与的赵小鬼儿逃之夭夭，企图混淆视听，逃避法律的制裁等。
可能由于长时间的各种因素积累，导致他产生了报复社会的想法，钻进了牛角尖。
是这样么？
※
对于女记者一再要求采访“市委书记灭门案”主嫌程贵阳一事，滨江市公安局的态度有些暧昧。
事实是，她还是一次又一次地走进了看守所。
沒有警方高层同意，沒有刘国权局长签字，沒有一系列严格的手续，这一切是无法办到的。
说之暧昧，主要是法律有明确规定，像程贵阳、吴荣贵、向左志等这样尚处于未侦查终结，未经检察院提起刑事诉讼、法院未判决的犯罪嫌疑人，是不允许外界接触的。特别是这样一桩轰动整个城市甚至全国的特大罪案的重大犯罪嫌疑人。
但也正是由于这种情况，在专案组主要办案人员刘海洋的极力支持和说服下，有关各方终于同意了这一请求。
这位从不与记者打交道的支队长，作为此案主办人，最终成为推动采访成功的最重要有力的关键人物。
三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已经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金善女、赵小鬼儿作为此案的重要知情人、证人亦同样供认不讳，考虑到其特殊性和巨大恶劣的社会影响，程贵阳又有会见记者的欲望，柳雅致无疑是协助警方弄清三名凶嫌最不愿意在审讯中涉及的作案动机等尚不明确问題的最佳人选。
手续是极其严格的。
出了问題，谁也负不起责任。
驻看守所检察室也予以放行。
女记者柳雅致最后一次采访已是深秋时节。看守所门前花园一样的各种花草几场寒露下來已经变得无精打采，失去了鲜艳的色彩近乎枯萎。几辆警车停在那里，刘海洋支队长、张铁山大队长陪同她走进大门。这些办案的灵魂人物也想知道，在审讯中被程贵阳一带而过的一些犯罪细节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程贵阳的精神看上去比上次好了许多，似乎已经完全放下了包袱。
等待着最后审判。
“说说吧，”坐下后，柳雅致放好采访需要的一些小物件后，注意地看着面前的人，和蔼地说，“也许这是我最后一次采访你，希望你放开來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觉得怎么样？”
“可以。”程贵阳冷淡地说，沒有任何表情。
“最近休息怎样？吃得下么？”柳雅致有些尴尬地找话，她似乎希望程贵阳不要这样，这样是谈不出什么來的，更不可能说出那些依然藏匿在他心中的秘密----犯罪动机，最后时刻22号别墅内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事情，以及整个过程中的情节和细节。
她希望打开这个局面。
程贵阳笑笑：“我知道你还要來的，我也知道不问完你想要知道的一切，你不会轻易放下。好吧，既然如此，我接着谈。不过，你可能只记得我现在的身份而已经忘记了我还是一个不错的小说家，你可能沒有想到，我正在利用这段少有的清净写新的小说，也许我写不完，它可能是我人生的最后一部作品。
我不遗憾，只有伤感。所以，我挻抵触你，又想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很矛盾。如果我写不完，由你來写……”
程贵阳自嘲地点点头，又摇头，用叹息的口吻道：
“也合适。”
“我们开始？”
“好吧。”
“我首先想知道，这个主意是谁先提出來的。为什么非要这么干？到底是什么让你们想到了这一点呢？”
“为什么非要这样干？”程贵阳重复了一句。笑了，冷笑！
“是啊，谁想到了这一点，又是谁的主意呢？是我。无论我在市委的时候，还是离开之后，门口每天那么多上访的人，风餐露宿。以前我在秘书处的时候，透过窗户经常可以看见一个人就着军大衣，或坐或躺在绿地东边的小门附近，他说他在这里已经住了几个月了；我也见过十五个不太年轻的民工在东门并排跪着，一下一下朝着武警守卫的大门磕头。
为什么？他们为什么如此绝望，如此悲壮？你能感受到他们的绝望吗？你能感受到‘市委书记罗守道’这七个字对他们的意义吗？当一切都指望不上的时候，当一切都让他们绝望的时候，他们相信，市委书记罗守道，可以给他们一个说法。”
他深深地叹息一声。
“他们信任罗书记的良知，信任他的权力，信任他的正义感。他们，还有很多人，把罗书记当成滨江市最后的良知，最后的救命稻草。而我的绝望在于，他让我明白，这最后的稻草原來也只是一根稻草而已。
他可以做滨江市的良知吗？
有些事情坐在办公室光拍脑袋是不会明白的。你不知道，这六百多万人的城市生活被这么拍啊拍，拍几下脑袋，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不是钱的事情，不是养家糊口的问題。是他们的尊严。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安全感被他彻底拍掉了，你知道吗？原來这个世界，什么都可以变的。这个呕心沥血被当成事业的地方，这个几乎当成家的地方，原來随时可以让我寒心如冰，好荒谬的感觉，好虚幻的感觉。
反正当时我的感觉是，原來以前的工作都是幻觉，我其实从來沒有在这里工作过。
是十几年的工作，对有些人來说，是十几年啊。不是几天，也不是几个月。
他就是这么來影响他身边为其服务的人的，他就是这么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的。他可以來做这个社会的良知吗？他可以让滨江市民相信吗？等到哪天不幸降落到我的头上，谁來为我呐喊？
“后來，当我决定辞职的时候每个人都问我，这么好的工作为什么还要想着回家当个小说家？为什么不呢？这是最标准的我的方式。
其实，后面的话我不好意思说，我怕说出來大家笑话我。
为什么不呢？这是我的本行，如果我真的学会了什么，如果我真的有一点点能力的话，哪怕就那么一点点，我为什么要贡献给别人。
如果我有一点正义感，我有一点良知，哪怕它很快就会被心里的绝望吞沒，我也希望我能利用它，为读者做点事情。就这么简单。
“我所在的市委，要求我们有正义感，要求我们有责任感，要求我们在这个社会里，为大家指引方向，哪怕这个方向也依然模糊不清。
我敢说，有些领导干部脚踏实地的作风，倒是真正体现出民族脊梁的先锋风范。
“我认同。
“我也一直这么做。我的退却是我开始对个别领导失去信心。他们根本还沒有学会尊重个人，这个地方不需要我，所有的个人都显得那么渺小。在这里，理想主义只配得到嘲讽和打压。
“在我工作十几年的地方，一进大厅迎门照壁上‘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庄严凝重，让人顿感肩上的担子沉重而庄严。
可是，一到了具体事情上，比如对待那些上访无门的渺小苦人，却你也不是人民，他也不是人民，到底谁是人民呢？困惑。悲哀！
“不客气地说，在我当市委秘书这十二年，亲眼所见人人痛恨的腐败并不多，但正如有一篇文章所说，广义的‘腐败’----‘公权的滥用’却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外延要大得多。
除‘谋私’外，还包括不具有‘谋私’动机的许多作为和不作为。如主观主义，信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敌视科学，决策如儿戏。视纳税人血汗如粪土，少慢差费，好大喜功（尽管‘好的是社会主义广大群众利益，喜的是人民之功’），祸国殃民；如官僚主义，苛政如虎，视民如草芥，张扬‘肃静’、‘回避’衙门遗风----
每次跟罗书记出去都是兴师动众，足迹所至，鸡犬不宁；如形式主义，凡事不讲实效，花拳绣腿第一。
文山会海，虚报浮夸，天下无事，庸人自扰，乃至不为无益之事，难遣有涯之生；又如机构臃肿，低效无能，在其位不谋其政。
清茶一杯，报纸一张，香烟缭绕中以传播小道消息、黄色段子为能事。这些行为沒明确的‘私利’动机（当然，经济学认为，闲暇、虚荣、精神满足也是收益），但受纳税人供养而不提供合格的公共产品，都属于公权的非正常使用即‘滥用’，理应列入广义的腐败范畴。”（出处：裹红布的麦克风----小侯的Blog《腐败的经济学透视》）。在此意义上，无能本身就是腐败，甚至最严重的本质腐败。”
滔滔不绝，一泻千里。
女记者一直在刷刷记着，沒有打断他。
支队长沉默不语。在跟面前这个人打交道的日子里，他的心情是矛盾的。张铁山几次听不下去想打断程贵阳，但见别人沒说什么，也就听着。离題万里嘛！不说动机，怎么扯这么远？
“说说动机和那天的事。”他终于忍不住，提示道。
程贵阳看看他，再看看其他人，反应淡然。
“是什么促使你走出最后一步的？”
“是什么？”程贵阳反问，看看女记者，淡然笑道：“我也不知道。我说过。现在想想，是有个过程----我总不能前天还把一个自己当成恩人的人，睡一觉醒來就对其痛下杀手吧？是不是？可是，是什么促使我走出这最后一步的呢？”
张铁山铁青着脸出去了。
支队长依然闷头抽烟。
“我的战友，赵吉林，就是你们都知道的赵小鬼儿。为了保卫祖国，他沒死在越南鬼子手里，却让罗书记给整的那样狠，关了半年多，打得大便都拉在裤子里，最后却连个说法也不给，这是我第一次对罗书记失望或者说心生恨意。
赵吉林在战场上是英雄，差点儿沒死了，都毫无怨言，他仅仅是对一些事看不惯，气不愤而已，其实沒他啥事，那封举报信其实是我写的，也根本就沒受任天辉的指使。我们这些战友都觉得你市委书记也好，你儿子也好，不能这么霸道，在滨江市想怎样就怎样，这么干，对得起共产党么？”
“然后……你就？”女记者问。
“不。”摇头。“决不这样简单。”
“不管怎么说，罗书记对我是有恩的，这一点不能否认。从某种意义上说，沒有他就沒有我复员后那么多年的幸福生活。不怕你笑话，认识罗书记之前，我从沒坐过小车。
第一次坐，就是他的奥迪，因为密封太严，又紧张，都吐了。罗书记啥也沒说，让司机停车，拍打着我的后背，让我吐完。
我当兵是从农村走的，回來还回农村。罗书记找我的时候，是听一位作家----我的朋友，当时在县委办政策研究室当主任，他介绍的。
罗书记对原來的笔杆子不太满意，问他有沒有新人，他就介绍了我。那时我还在文化馆，因为我复员后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了一些战争題材的小说，被借调到县文化馆搞创作辅导。
后來他一见我，沒说几句话就相中了，决定要我。告诉我，周一到县委上班，手续后办----后來一切手续都沒用我操心，都是组织上办的，我真的周一就到县委上班了，从一个沒有任何份量的小人物一下子成了县委书记身边的红人。唉！”
沒有人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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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贵阳说，早在县委工作的时候，他就曾经因为偶尔替上访的人说话被批评过，后果便是缄默不语，这势必会对程贵阳的心理造成阴影，“人还是得有权”，于是，他在跟随罗守道到市委工作后采取了“蹊径”----暗中仇恨甚至参与、支持赵小鬼儿的上访活动，替他写材料，提供经济资助等等。
他在下意识中重复着黑社会“前辈”的足迹，慢慢走上了不归路。
其实，如果当初罗守道能够早一些看到这些苗头，再大义灭亲一些，让程贵阳得到该有的惩罚，他还会越陷越深吗？如果罗守道个人及市委领导能够加大反腐败和再就业的力度，他还会越走越远吗？……
可惜，一切的“如果”对于罗书记來说都太迟了。
屋漏怨主人。
程贵阳说。当官一定要负责任。无论大的方面，全市的经济发展、社会治安还是小到战友赵小鬼儿被阎家父子迫害、任天辉的遭遇、老军人一家的经历以及林林总总的现实，行凶的“动力”很简单：仅仅因为罗守道书记沒有完成“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足见在干部体制与法制建设上的缺失。
程贵阳一直享受着市委书记政治泡沫的“恩宠”，如果为他个人，一年赚个几万甚至十几万稀松平常，他还有什么不满足呢？
可是，因为上述一切一切耳闻目睹的现实，工作之余，生活间隙，他很难----永远无法融入到非正常的官员生活圈子里，像有钱、缺乏自控的富翁们那样出入各种娱乐场所，干着一些见不得光的勾当。
赵小鬼儿常常跟他抱怨，他也常常跟其他战友谈论时事，就像几个不知不觉中被充填烷气的烷气瓶，当他们的思想由此发生问題，这种平衡被打破，他们沒有足够健康的心态去应对和制止心中日益形成的“隐形罪恶”，于是，本來无害也不能自爆的烷气发生了裂变，掏出了那支枪残忍地杀死了“第一把手”，鲜血飞溅。
程贵阳的同伙在举起手枪击碎受害者幸福家庭的同时，也击碎了他们自己的人生，更击碎了这个冷冰冰却又潜规则横生的社会体制，难道不是吗？
企图用惊世骇俗的姿态來重新调整权力与生活的关系，重新对社会的进步发生作用。而事实上，他们什么也改变不了。
“我沒别的办法，如果我不想在‘猪窝’里做人----你不要误会，这里仅仅是指滨江这个地方，如果我不想活在一个被诅咒和耻笑的环境里，我能想到最好的办法就是动员大家一起來反腐，而我又不能指望大家都学黑社会，所以我就得出手。”
他这样解释自己的行为。
据程贵阳在前期审讯中交代，他后來越來越无法控制自己的想法。白天他可以正常写作，到了晚上就无法-正常思维了，他认为罗守道书记在过去日常工作中是有罪过的。
这是多么疯狂和荒诞，任何一个思想正常的人都不可能产生这样的想法。这说明他的偏执和疯狂已经走向了一种极端！
他认为，谋生权是第一位的。一个城市的市容固然很重要，但是，与老百姓吃饭的问題相比，与那么多下岗工人相比，就只能排到第二位了，这种排序不能颠倒。
倘若政府既沒能解决好就业问題，又沒有能力为老百姓提供生活基本保障，也沒能合理地管理解决好老百姓自食其力解决生存问題的行为，那么，就可能导致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
滨江市许多事情只要罗书记过问一下，结局可能就会完全不同。可他想的是“大事”，对平民百姓啼饥号冤的“小事”沒有兴趣。
这是他最痛恨之处。
但程贵阳在其他方面又是正常的，如关心女儿的学习，犯罪后安静地藏匿在屋子里，其他同伙也同样这样做，而让根本沒参与的赵小鬼儿逃之夭夭，企图混淆视听，逃避法律的制裁等。
可能由于长时间的各种因素积累，导致他产生了报复社会的想法，钻进了牛角尖。
是这样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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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女记者一再要求采访“市委书记灭门案”主嫌程贵阳一事，滨江市公安局的态度有些暧昧。
事实是，她还是一次又一次地走进了看守所。
沒有警方高层同意，沒有刘国权局长签字，沒有一系列严格的手续，这一切是无法办到的。
说之暧昧，主要是法律有明确规定，像程贵阳、吴荣贵、向左志等这样尚处于未侦查终结，未经检察院提起刑事诉讼、法院未判决的犯罪嫌疑人，是不允许外界接触的。特别是这样一桩轰动整个城市甚至全国的特大罪案的重大犯罪嫌疑人。
但也正是由于这种情况，在专案组主要办案人员刘海洋的极力支持和说服下，有关各方终于同意了这一请求。
这位从不与记者打交道的支队长，作为此案主办人，最终成为推动采访成功的最重要有力的关键人物。
三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已经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金善女、赵小鬼儿作为此案的重要知情人、证人亦同样供认不讳，考虑到其特殊性和巨大恶劣的社会影响，程贵阳又有会见记者的欲望，柳雅致无疑是协助警方弄清三名凶嫌最不愿意在审讯中涉及的作案动机等尚不明确问題的最佳人选。
手续是极其严格的。
出了问題，谁也负不起责任。
驻看守所检察室也予以放行。
女记者柳雅致最后一次采访已是深秋时节。看守所门前花园一样的各种花草几场寒露下來已经变得无精打采，失去了鲜艳的色彩近乎枯萎。几辆警车停在那里，刘海洋支队长、张铁山大队长陪同她走进大门。这些办案的灵魂人物也想知道，在审讯中被程贵阳一带而过的一些犯罪细节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程贵阳的精神看上去比上次好了许多，似乎已经完全放下了包袱。
等待着最后审判。
“说说吧，”坐下后，柳雅致放好采访需要的一些小物件后，注意地看着面前的人，和蔼地说，“也许这是我最后一次采访你，希望你放开來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觉得怎么样？”
“可以。”程贵阳冷淡地说，沒有任何表情。
“最近休息怎样？吃得下么？”柳雅致有些尴尬地找话，她似乎希望程贵阳不要这样，这样是谈不出什么來的，更不可能说出那些依然藏匿在他心中的秘密----犯罪动机，最后时刻22号别墅内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事情，以及整个过程中的情节和细节。
她希望打开这个局面。
程贵阳笑笑：“我知道你还要來的，我也知道不问完你想要知道的一切，你不会轻易放下。好吧，既然如此，我接着谈。不过，你可能只记得我现在的身份而已经忘记了我还是一个不错的小说家，你可能沒有想到，我正在利用这段少有的清净写新的小说，也许我写不完，它可能是我人生的最后一部作品。
我不遗憾，只有伤感。所以，我挻抵触你，又想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很矛盾。如果我写不完，由你來写……”
程贵阳自嘲地点点头，又摇头，用叹息的口吻道：
“也合适。”
“我们开始？”
“好吧。”
“我首先想知道，这个主意是谁先提出來的。为什么非要这么干？到底是什么让你们想到了这一点呢？”
“为什么非要这样干？”程贵阳重复了一句。笑了，冷笑！
“是啊，谁想到了这一点，又是谁的主意呢？是我。无论我在市委的时候，还是离开之后，门口每天那么多上访的人，风餐露宿。以前我在秘书处的时候，透过窗户经常可以看见一个人就着军大衣，或坐或躺在绿地东边的小门附近，他说他在这里已经住了几个月了；我也见过十五个不太年轻的民工在东门并排跪着，一下一下朝着武警守卫的大门磕头。
为什么？他们为什么如此绝望，如此悲壮？你能感受到他们的绝望吗？你能感受到‘市委书记罗守道’这七个字对他们的意义吗？当一切都指望不上的时候，当一切都让他们绝望的时候，他们相信，市委书记罗守道，可以给他们一个说法。”
他深深地叹息一声。
“他们信任罗书记的良知，信任他的权力，信任他的正义感。他们，还有很多人，把罗书记当成滨江市最后的良知，最后的救命稻草。而我的绝望在于，他让我明白，这最后的稻草原來也只是一根稻草而已。
他可以做滨江市的良知吗？
有些事情坐在办公室光拍脑袋是不会明白的。你不知道，这六百多万人的城市生活被这么拍啊拍，拍几下脑袋，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不是钱的事情，不是养家糊口的问題。是他们的尊严。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安全感被他彻底拍掉了，你知道吗？原來这个世界，什么都可以变的。这个呕心沥血被当成事业的地方，这个几乎当成家的地方，原來随时可以让我寒心如冰，好荒谬的感觉，好虚幻的感觉。
反正当时我的感觉是，原來以前的工作都是幻觉，我其实从來沒有在这里工作过。
是十几年的工作，对有些人來说，是十几年啊。不是几天，也不是几个月。
他就是这么來影响他身边为其服务的人的，他就是这么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的。他可以來做这个社会的良知吗？他可以让滨江市民相信吗？等到哪天不幸降落到我的头上，谁來为我呐喊？
“后來，当我决定辞职的时候每个人都问我，这么好的工作为什么还要想着回家当个小说家？为什么不呢？这是最标准的我的方式。
其实，后面的话我不好意思说，我怕说出來大家笑话我。
为什么不呢？这是我的本行，如果我真的学会了什么，如果我真的有一点点能力的话，哪怕就那么一点点，我为什么要贡献给别人。
如果我有一点正义感，我有一点良知，哪怕它很快就会被心里的绝望吞沒，我也希望我能利用它，为读者做点事情。就这么简单。
“我所在的市委，要求我们有正义感，要求我们有责任感，要求我们在这个社会里，为大家指引方向，哪怕这个方向也依然模糊不清。
我敢说，有些领导干部脚踏实地的作风，倒是真正体现出民族脊梁的先锋风范。
“我认同。
“我也一直这么做。我的退却是我开始对个别领导失去信心。他们根本还沒有学会尊重个人，这个地方不需要我，所有的个人都显得那么渺小。在这里，理想主义只配得到嘲讽和打压。
“在我工作十几年的地方，一进大厅迎门照壁上‘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庄严凝重，让人顿感肩上的担子沉重而庄严。
可是，一到了具体事情上，比如对待那些上访无门的渺小苦人，却你也不是人民，他也不是人民，到底谁是人民呢？困惑。悲哀！
“不客气地说，在我当市委秘书这十二年，亲眼所见人人痛恨的腐败并不多，但正如有一篇文章所说，广义的‘腐败’----‘公权的滥用’却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外延要大得多。
除‘谋私’外，还包括不具有‘谋私’动机的许多作为和不作为。如主观主义，信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敌视科学，决策如儿戏。视纳税人血汗如粪土，少慢差费，好大喜功（尽管‘好的是社会主义广大群众利益，喜的是人民之功’），祸国殃民；如官僚主义，苛政如虎，视民如草芥，张扬‘肃静’、‘回避’衙门遗风----
每次跟罗书记出去都是兴师动众，足迹所至，鸡犬不宁；如形式主义，凡事不讲实效，花拳绣腿第一。
文山会海，虚报浮夸，天下无事，庸人自扰，乃至不为无益之事，难遣有涯之生；又如机构臃肿，低效无能，在其位不谋其政。
清茶一杯，报纸一张，香烟缭绕中以传播小道消息、黄色段子为能事。这些行为沒明确的‘私利’动机（当然，经济学认为，闲暇、虚荣、精神满足也是收益），但受纳税人供养而不提供合格的公共产品，都属于公权的非正常使用即‘滥用’，理应列入广义的腐败范畴。”（出处：裹红布的麦克风----小侯的Blog《腐败的经济学透视》）。在此意义上，无能本身就是腐败，甚至最严重的本质腐败。”
滔滔不绝，一泻千里。
女记者一直在刷刷记着，沒有打断他。
支队长沉默不语。在跟面前这个人打交道的日子里，他的心情是矛盾的。张铁山几次听不下去想打断程贵阳，但见别人沒说什么，也就听着。离題万里嘛！不说动机，怎么扯这么远？
“说说动机和那天的事。”他终于忍不住，提示道。
程贵阳看看他，再看看其他人，反应淡然。
“是什么促使你走出最后一步的？”
“是什么？”程贵阳反问，看看女记者，淡然笑道：“我也不知道。我说过。现在想想，是有个过程----我总不能前天还把一个自己当成恩人的人，睡一觉醒來就对其痛下杀手吧？是不是？可是，是什么促使我走出这最后一步的呢？”
张铁山铁青着脸出去了。
支队长依然闷头抽烟。
“我的战友，赵吉林，就是你们都知道的赵小鬼儿。为了保卫祖国，他沒死在越南鬼子手里，却让罗书记给整的那样狠，关了半年多，打得大便都拉在裤子里，最后却连个说法也不给，这是我第一次对罗书记失望或者说心生恨意。
赵吉林在战场上是英雄，差点儿沒死了，都毫无怨言，他仅仅是对一些事看不惯，气不愤而已，其实沒他啥事，那封举报信其实是我写的，也根本就沒受任天辉的指使。我们这些战友都觉得你市委书记也好，你儿子也好，不能这么霸道，在滨江市想怎样就怎样，这么干，对得起共产党么？”
“然后……你就？”女记者问。
“不。”摇头。“决不这样简单。”
“不管怎么说，罗书记对我是有恩的，这一点不能否认。从某种意义上说，沒有他就沒有我复员后那么多年的幸福生活。不怕你笑话，认识罗书记之前，我从沒坐过小车。
第一次坐，就是他的奥迪，因为密封太严，又紧张，都吐了。罗书记啥也沒说，让司机停车，拍打着我的后背，让我吐完。
我当兵是从农村走的，回來还回农村。罗书记找我的时候，是听一位作家----我的朋友，当时在县委办政策研究室当主任，他介绍的。
罗书记对原來的笔杆子不太满意，问他有沒有新人，他就介绍了我。那时我还在文化馆，因为我复员后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了一些战争題材的小说，被借调到县文化馆搞创作辅导。
后來他一见我，沒说几句话就相中了，决定要我。告诉我，周一到县委上班，手续后办----后來一切手续都沒用我操心，都是组织上办的，我真的周一就到县委上班了，从一个沒有任何份量的小人物一下子成了县委书记身边的红人。唉！”
沒有人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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