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247章 追忆逝水流年
第二天天还没有大亮,睁着黑眼圈的戈文就早早的就起床了。他拿出了纸和笔,刷刷刷写了几张通知,将其贴到各个屋子的房门外,然后就返回书房朝里把门一插,趴在桌子上补觉去了。
待留宿的众人起来,看着房门外贴着的通知,都哈哈大笑起来。
只见通知上写道——
北岛和江海如若留宿过夜,严禁和他人共宿一处!
……
……
关于四合院的故事真的说不清。
很多年以后,戈文还偶尔会回忆起当初在四合院里发生的这些挥斥方遒、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日子。
当年这些在四合院里的人们一些已经去世,一些杳无音信,还有一些却是经常能够在报纸杂志电视电影等媒体上看到他们的身影,那时的他们已经成为新中国不可或缺的精英,成为时代的先锋,在某一个领域引领着中国前进。
回想起当初的时光,戈文无比的唏嘘。
因为戈文的大方,很多人在去四合院的时候,都会带些东西给戈文。有时候是一本书,有时候是一瓶酒,有时候是一个稀罕的小物件,有时候却是一些食材。
戈文还记得曾有一个北师大的学生,他带着眼镜,一种复古的圆形眼镜,叫什么专卖还是祖安。来四合院时,他拎了一条大狗。
这狗已经死去,当众人奇怪的问祖安拎着死狗做什么,这死狗哪儿来的,祖安只是嘿嘿傻笑,也不说原委。
于是众人便恍然大悟起来。
祖安拎着死狗直接进了厨房,过了半天时间,院子里的所有人便被一股浓郁的香味所吸引到厨房。
推开厨房门,就见祖安正一手拿着锅盖,另一只手拿着一个大勺正递在嘴边品尝勺子里狗肉的味道。
见到众人进来,他放下手里的勺子和锅盖,双手在自己的上衣衣襟上擦了擦,看着戈文,用一口浓郁的南方口音普通话,憨厚的笑着说:“好多天了,一直都是空着手来,怪不好意思的。这次就弄了点狗肉给大家吃……”
看戈文依然傻傻的看着他,他有些着急:“我家祖辈都是杀狗做肉的,这狗肉很好吃……”
戈文至今仍在怀念那天中午的狗肉席,那是他两辈子吃过的最棒的一次狗肉!
事隔多年之后,一次戈文在杂志上无意间看到了龙绍的一篇回忆录,那时两人早已一笑泯恩仇。龙绍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戈文吃狗肉当场流出了鼻血!
还有阿城。
两人的渊源是在1983年戈文还在上海《收获》杂志社担任见习编辑的时候。阿城的处女座《棋王》投稿到《收获》,戈文正是这篇小说的经手编辑。这篇小说一发表便震惊文坛,还而荣获了1982-1983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之后两人便保持着书信往来。
戈文来了北京,阿城便于戈文经常见面。买下四合院后,阿城更是成为四合院最早的座上客。
在四合院还没有成为京城年轻人文化圈子的时候,一次阿城来四合院的时候,在全聚德买了半只烤鸭还有一瓶黄酒,要和戈文共同分享。
阿城喜欢鸭胸脯,戈文喜欢鸭头、鸭翅和鸭腿。
阿城说,在国外鸡啦鸭啦的胸脯肉是其身上卖得最贵的部分,戈文便摇头说,胸脯肉的味道最差,还是鸭腿有嚼头。
两人各得其所。
那是四合院刚刚买下没几天,天气已经非常的寒冷,而戈文那时还没有解决四合院的供暖问题。
房间很冷,外面还挂着大风,烤鸭已经变的冰冷,连黄酒也是冷的。
吃到半当中,戈文就往厕所跑。
等戈文回来,阿城笑道:“喏,这就是鸭腿的味道!”
戈文也笑了,他问阿城:“你说,看书和写作哪一个更加的痛快?”
阿城认真的想了很久,然后才说,“当然写作比看书痛快了!”
戈文拍了下大腿,说,“是啊,拉肚子也比吃东西痛快!”
在四合院变成京城文化沙龙以后,四合院来来往往着太多的人了,不过戈文却认为阿城是所有人里最会讲故事和神侃的主角,除了自己外,恐怕只有北岛能与之媲美。
所以每次阿城到了四合院,便是除了自己外的另一个带有主角光环的天然中心。
他经常妙语不绝直到凌晨,让人听得目瞪口呆,彻底迷倒,甚至几周之后提起来还称叹不已。
陈凯歌曾有回和戈文议论阿城:“应该有人扛着一台摄像机每天跟拍阿城,一定是部特棒的片子。”戈文当场便表示赞同,后来想了想,才觉得像阿城那样的人,恐怕还是属于文字时代,将来流传下去的,一定还是他的文字与文字中的他。
这么多年了,戈文对阿城印象最深刻的便是他那个大烟斗,不过当时,他还没有开始抽烟斗,依然还是抽香烟。那时,他的烟瘾便很大了,抽起烟来,腾云驾雾一般。
关于抽烟,阿城还曾说起过一个段子:
他说他有一个老同学,叫做付肆,姓付,家中排行老四,这人数学不是很好,曾闹出过一些笑话,所以大家有时候开玩笑的叫他0-4。
两人好几年未见面了。
某天付肆对他说:阿城啊,你抽烟抽了十几年了,这钱可以买一辆飞鸽自行车了吧!
是啊,阿城回答,你我工资都一样吧。
付肆说,一样啊。
阿城说,你从来不抽烟,让我看看你的那辆自行车在哪呀?
段子说完,阿城便哈哈大笑,随手摸出香烟又点了一支。
说起陈凯歌,便要说一下戈文授权给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士兵突击》。
几个月前,戈文将自己的小说《士兵突击》以一毛钱的版税让给了广西电影制片厂的厂长魏必达,唯一的要求就是这部电影的电影导演要由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李少红四人联合执导。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拍摄,《士兵突击》已开始进入后期制作阶段。所以单位关系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陈凯歌、李少红和田壮壮三人有时会回北京来办事。
陈凯歌正是知道戈文在北京的消息后,才慢慢的融入了这个圈子。而有着陈凯歌的引路,和他同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同级校友顾长卫、张黎等人也加入了文化沙龙。
阿城除了作家的身份外还是一名画家,五年前的星星画展,他正是其中的一名主力。再加上1983年戈文在复旦大学的“实验绘画展”上认识的一些画家,于是这个文化沙龙里又出现了很多年轻的画家。
随着四合院成为北京最有名气的文化艺术中心,随着电话、电报、信件的传播,慢慢的又有很多外地的文艺青年也会来朝圣。
正如前文所说的,这个时代的很多年轻人会全国各地到处跑,他们囊中羞涩,到了某地,就不得不要找朋友或者是朋友的朋友来借宿,否则就会露宿街头。
而四合院正是一个很好的修整地。
戈文还记得一个外号叫做苦茶的流浪艺术家。
在戈文的书房,当年苦茶为他画的一幅肖像画依然搁在书桌右侧的杂物架上头。
那副肖像画里,戈文微笑的盘膝坐在矮炕上,窗户外的阳光射进来让他的身影一半光明一半幽暗。在肖像画的右下角写着“苦茶”。
那天中午,戈文和苦茶就这几个馒头,一叠花生米,硬生生的喝了两瓶“老白干”。苦茶和戈文大谈法斯宾德,甚至预言般地说他渴望象法斯宾德那样夭折而死。
然后,苦茶趁着酒兴给戈文画下那副肖像画。
第二天,苦茶这人连招呼都不打,便飘然而去。
几年后,被西方媒体赞誉为能够用“铅笔画出彩色”的女画家萧晏晏在戈文的书房里看到了这幅画,然后,默然的告诉戈文,苦茶在一年前死于车祸,他酒后骑摩托车撞在大树上……
这些年来,诸如苦茶这样的朋友离开的消息每隔一段时间便会传来一次。
又一种充满可能性的生活嘎然而止,他们象停走的钟,时针永远凝固在某一刻度旁。
……
在四合院,戈文曾和刘长乐议论过某位批评家的修辞风格。
刘长乐说,这个批评家常常使用“我们一向认为”,“我们历来主张”这类句子。
戈文笑着调侃:他肯定非常亢奋,一边写还一边拍大腿。
刘长乐说:他还频繁作总结,喜欢用“毫无疑问”,“由此可见”,“总而言之”作为一个段落的开头。
戈文笑了:他的大腿要被他拍红了。
此时的刘长乐还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名编辑,丝毫看不出有一丝后世那个媒体大亨的气质。
在四合院,戈文曾听一个笔名叫做燕语呢喃的女诗人转述中国的计划生育运动考察报告。
她说,在计划生育运动考察报告中,有一副脍炙人口的对联是这样的:上联:横下一条心,下联:割断两根筋,横批:打一场计划生育的歼灭战!
许多年以后,《天涯》杂志推出一个专栏叫“民间语文”,里面便刊登了这条对联。
那天,另一个笔名叫做“cn贰伍肆壹”的学生诗人也补充了一些他亲身经历过的事情。
他说农民对城里人跑到乡下强迫给农民做结扎“敢言不敢怒”。
农民们向城里派来的干部和医生抱怨说:你们城里有电视看、有电影看,我们乡下只有这么一点点“文化生活”,你们还要把我们“咔嚓”一下!
这个学生诗人一边用湖南口音转述农民的抱怨,一边用手势做剪刀状在空中挥舞,那发唬的样子,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大笑起来。
后来,戈文问这个学生诗人才知道,他笔名中的cn两个字母指的是“处男”两字,而这正是受了戈文言语的影响。
燕语呢喃和处男贰伍肆壹最后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慢慢的淡出了四合院。
在四合院,戈文从一个同学的口中得知,这时候毛主席的著作可以作为废纸处理。那个年轻人兴奋的描述他将家里整个翻了个遍,将毛主席的书全部找出来捆成一堆卖给了在胡同口收破烂的老汉。
那个年轻人说,他再也不想留毛主席的书了。那个年轻人说,他自从读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就觉得毛主席的书写的又土又差。那个年轻人说,他将所有的毛选塑料封皮都拆了下来,因为毛选是一毛一分一斤,而塑料封皮是一毛八分一斤。
戈文还记得当时自己听了那位同学的话破口大骂,要不是旁边有人拦住,他一定上去狠狠的揍那小子一顿。最后那小子灰溜溜的离开了四合院,以后也再也没有出现过。
而戈文的书架上也开始增加各种版本的毛主席著作。
在四合院,戈文曾和《走向未来丛书》第一辑中《激动人心的年代》作者李醒民探讨过黑格尔的“知性的分析方法”。
李醒民说:知性不是理性,知性崇拜最容易变成教条主义。
戈文问他:旧版《小逻辑》把“存在论”译成“有论”,你觉得哪种译法好?
李醒民说:“有”这个字很中国,很玄,它有人的判断在里面;“存在”涵盖面大,它是客体世界。
戈文摇头,“存在”不也是一种判断吗?
李醒民说:有没有是日常判断,存在还是不存在是哲学判断。
那是在1954年的第一个月里。
在四合院里,戈文曾和众人讨论过先锋文学。
会议开得热火朝天,大家没日没夜地聊。人人都揣着一肚子的写作计划,许多人走火入魔,大谈马尔克斯川端康成海明威福克纳,还有算命八卦飞碟外星人野狐禅。
当时的沈善增还比较低调,一个人闷写小说还业余闷练气功。
许多年过去了,诺贝尔奖被法国高行健摘走,沈善增也变成了气功大师。
在四合院里,戈文曾批评过《十月》杂志刊登的一篇小说《在路上》。
后来这件事情不知怎么传到《在路上》作者的耳中。这个叫做化名coolcoolme的作者竟然是一个女孩子。
这个女孩打听了很久才找到戈文家的电话号码,然后给他打电话进行申辩。
电话里,coolcoolme在挂电话的最后,用拉着戏曲拖腔,慢板叫道:“戈文啊戈文,你的话好狠好重!”
很多年过去了,戈文和这个化名coolcoolme,声音很甜美的女孩始终未能见过一面。
……
……
本章出场的龙套有:龙绍;苦茶;眼镜oo专卖;0-4;燕语呢喃;cn2541;coolcoolme;铅笔画出彩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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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留宿的众人起来,看着房门外贴着的通知,都哈哈大笑起来。
只见通知上写道——
北岛和江海如若留宿过夜,严禁和他人共宿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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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四合院的故事真的说不清。
很多年以后,戈文还偶尔会回忆起当初在四合院里发生的这些挥斥方遒、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日子。
当年这些在四合院里的人们一些已经去世,一些杳无音信,还有一些却是经常能够在报纸杂志电视电影等媒体上看到他们的身影,那时的他们已经成为新中国不可或缺的精英,成为时代的先锋,在某一个领域引领着中国前进。
回想起当初的时光,戈文无比的唏嘘。
因为戈文的大方,很多人在去四合院的时候,都会带些东西给戈文。有时候是一本书,有时候是一瓶酒,有时候是一个稀罕的小物件,有时候却是一些食材。
戈文还记得曾有一个北师大的学生,他带着眼镜,一种复古的圆形眼镜,叫什么专卖还是祖安。来四合院时,他拎了一条大狗。
这狗已经死去,当众人奇怪的问祖安拎着死狗做什么,这死狗哪儿来的,祖安只是嘿嘿傻笑,也不说原委。
于是众人便恍然大悟起来。
祖安拎着死狗直接进了厨房,过了半天时间,院子里的所有人便被一股浓郁的香味所吸引到厨房。
推开厨房门,就见祖安正一手拿着锅盖,另一只手拿着一个大勺正递在嘴边品尝勺子里狗肉的味道。
见到众人进来,他放下手里的勺子和锅盖,双手在自己的上衣衣襟上擦了擦,看着戈文,用一口浓郁的南方口音普通话,憨厚的笑着说:“好多天了,一直都是空着手来,怪不好意思的。这次就弄了点狗肉给大家吃……”
看戈文依然傻傻的看着他,他有些着急:“我家祖辈都是杀狗做肉的,这狗肉很好吃……”
戈文至今仍在怀念那天中午的狗肉席,那是他两辈子吃过的最棒的一次狗肉!
事隔多年之后,一次戈文在杂志上无意间看到了龙绍的一篇回忆录,那时两人早已一笑泯恩仇。龙绍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戈文吃狗肉当场流出了鼻血!
还有阿城。
两人的渊源是在1983年戈文还在上海《收获》杂志社担任见习编辑的时候。阿城的处女座《棋王》投稿到《收获》,戈文正是这篇小说的经手编辑。这篇小说一发表便震惊文坛,还而荣获了1982-1983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之后两人便保持着书信往来。
戈文来了北京,阿城便于戈文经常见面。买下四合院后,阿城更是成为四合院最早的座上客。
在四合院还没有成为京城年轻人文化圈子的时候,一次阿城来四合院的时候,在全聚德买了半只烤鸭还有一瓶黄酒,要和戈文共同分享。
阿城喜欢鸭胸脯,戈文喜欢鸭头、鸭翅和鸭腿。
阿城说,在国外鸡啦鸭啦的胸脯肉是其身上卖得最贵的部分,戈文便摇头说,胸脯肉的味道最差,还是鸭腿有嚼头。
两人各得其所。
那是四合院刚刚买下没几天,天气已经非常的寒冷,而戈文那时还没有解决四合院的供暖问题。
房间很冷,外面还挂着大风,烤鸭已经变的冰冷,连黄酒也是冷的。
吃到半当中,戈文就往厕所跑。
等戈文回来,阿城笑道:“喏,这就是鸭腿的味道!”
戈文也笑了,他问阿城:“你说,看书和写作哪一个更加的痛快?”
阿城认真的想了很久,然后才说,“当然写作比看书痛快了!”
戈文拍了下大腿,说,“是啊,拉肚子也比吃东西痛快!”
在四合院变成京城文化沙龙以后,四合院来来往往着太多的人了,不过戈文却认为阿城是所有人里最会讲故事和神侃的主角,除了自己外,恐怕只有北岛能与之媲美。
所以每次阿城到了四合院,便是除了自己外的另一个带有主角光环的天然中心。
他经常妙语不绝直到凌晨,让人听得目瞪口呆,彻底迷倒,甚至几周之后提起来还称叹不已。
陈凯歌曾有回和戈文议论阿城:“应该有人扛着一台摄像机每天跟拍阿城,一定是部特棒的片子。”戈文当场便表示赞同,后来想了想,才觉得像阿城那样的人,恐怕还是属于文字时代,将来流传下去的,一定还是他的文字与文字中的他。
这么多年了,戈文对阿城印象最深刻的便是他那个大烟斗,不过当时,他还没有开始抽烟斗,依然还是抽香烟。那时,他的烟瘾便很大了,抽起烟来,腾云驾雾一般。
关于抽烟,阿城还曾说起过一个段子:
他说他有一个老同学,叫做付肆,姓付,家中排行老四,这人数学不是很好,曾闹出过一些笑话,所以大家有时候开玩笑的叫他0-4。
两人好几年未见面了。
某天付肆对他说:阿城啊,你抽烟抽了十几年了,这钱可以买一辆飞鸽自行车了吧!
是啊,阿城回答,你我工资都一样吧。
付肆说,一样啊。
阿城说,你从来不抽烟,让我看看你的那辆自行车在哪呀?
段子说完,阿城便哈哈大笑,随手摸出香烟又点了一支。
说起陈凯歌,便要说一下戈文授权给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士兵突击》。
几个月前,戈文将自己的小说《士兵突击》以一毛钱的版税让给了广西电影制片厂的厂长魏必达,唯一的要求就是这部电影的电影导演要由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李少红四人联合执导。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拍摄,《士兵突击》已开始进入后期制作阶段。所以单位关系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陈凯歌、李少红和田壮壮三人有时会回北京来办事。
陈凯歌正是知道戈文在北京的消息后,才慢慢的融入了这个圈子。而有着陈凯歌的引路,和他同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同级校友顾长卫、张黎等人也加入了文化沙龙。
阿城除了作家的身份外还是一名画家,五年前的星星画展,他正是其中的一名主力。再加上1983年戈文在复旦大学的“实验绘画展”上认识的一些画家,于是这个文化沙龙里又出现了很多年轻的画家。
随着四合院成为北京最有名气的文化艺术中心,随着电话、电报、信件的传播,慢慢的又有很多外地的文艺青年也会来朝圣。
正如前文所说的,这个时代的很多年轻人会全国各地到处跑,他们囊中羞涩,到了某地,就不得不要找朋友或者是朋友的朋友来借宿,否则就会露宿街头。
而四合院正是一个很好的修整地。
戈文还记得一个外号叫做苦茶的流浪艺术家。
在戈文的书房,当年苦茶为他画的一幅肖像画依然搁在书桌右侧的杂物架上头。
那副肖像画里,戈文微笑的盘膝坐在矮炕上,窗户外的阳光射进来让他的身影一半光明一半幽暗。在肖像画的右下角写着“苦茶”。
那天中午,戈文和苦茶就这几个馒头,一叠花生米,硬生生的喝了两瓶“老白干”。苦茶和戈文大谈法斯宾德,甚至预言般地说他渴望象法斯宾德那样夭折而死。
然后,苦茶趁着酒兴给戈文画下那副肖像画。
第二天,苦茶这人连招呼都不打,便飘然而去。
几年后,被西方媒体赞誉为能够用“铅笔画出彩色”的女画家萧晏晏在戈文的书房里看到了这幅画,然后,默然的告诉戈文,苦茶在一年前死于车祸,他酒后骑摩托车撞在大树上……
这些年来,诸如苦茶这样的朋友离开的消息每隔一段时间便会传来一次。
又一种充满可能性的生活嘎然而止,他们象停走的钟,时针永远凝固在某一刻度旁。
……
在四合院,戈文曾和刘长乐议论过某位批评家的修辞风格。
刘长乐说,这个批评家常常使用“我们一向认为”,“我们历来主张”这类句子。
戈文笑着调侃:他肯定非常亢奋,一边写还一边拍大腿。
刘长乐说:他还频繁作总结,喜欢用“毫无疑问”,“由此可见”,“总而言之”作为一个段落的开头。
戈文笑了:他的大腿要被他拍红了。
此时的刘长乐还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名编辑,丝毫看不出有一丝后世那个媒体大亨的气质。
在四合院,戈文曾听一个笔名叫做燕语呢喃的女诗人转述中国的计划生育运动考察报告。
她说,在计划生育运动考察报告中,有一副脍炙人口的对联是这样的:上联:横下一条心,下联:割断两根筋,横批:打一场计划生育的歼灭战!
许多年以后,《天涯》杂志推出一个专栏叫“民间语文”,里面便刊登了这条对联。
那天,另一个笔名叫做“cn贰伍肆壹”的学生诗人也补充了一些他亲身经历过的事情。
他说农民对城里人跑到乡下强迫给农民做结扎“敢言不敢怒”。
农民们向城里派来的干部和医生抱怨说:你们城里有电视看、有电影看,我们乡下只有这么一点点“文化生活”,你们还要把我们“咔嚓”一下!
这个学生诗人一边用湖南口音转述农民的抱怨,一边用手势做剪刀状在空中挥舞,那发唬的样子,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大笑起来。
后来,戈文问这个学生诗人才知道,他笔名中的cn两个字母指的是“处男”两字,而这正是受了戈文言语的影响。
燕语呢喃和处男贰伍肆壹最后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慢慢的淡出了四合院。
在四合院,戈文从一个同学的口中得知,这时候毛主席的著作可以作为废纸处理。那个年轻人兴奋的描述他将家里整个翻了个遍,将毛主席的书全部找出来捆成一堆卖给了在胡同口收破烂的老汉。
那个年轻人说,他再也不想留毛主席的书了。那个年轻人说,他自从读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就觉得毛主席的书写的又土又差。那个年轻人说,他将所有的毛选塑料封皮都拆了下来,因为毛选是一毛一分一斤,而塑料封皮是一毛八分一斤。
戈文还记得当时自己听了那位同学的话破口大骂,要不是旁边有人拦住,他一定上去狠狠的揍那小子一顿。最后那小子灰溜溜的离开了四合院,以后也再也没有出现过。
而戈文的书架上也开始增加各种版本的毛主席著作。
在四合院,戈文曾和《走向未来丛书》第一辑中《激动人心的年代》作者李醒民探讨过黑格尔的“知性的分析方法”。
李醒民说:知性不是理性,知性崇拜最容易变成教条主义。
戈文问他:旧版《小逻辑》把“存在论”译成“有论”,你觉得哪种译法好?
李醒民说:“有”这个字很中国,很玄,它有人的判断在里面;“存在”涵盖面大,它是客体世界。
戈文摇头,“存在”不也是一种判断吗?
李醒民说:有没有是日常判断,存在还是不存在是哲学判断。
那是在1954年的第一个月里。
在四合院里,戈文曾和众人讨论过先锋文学。
会议开得热火朝天,大家没日没夜地聊。人人都揣着一肚子的写作计划,许多人走火入魔,大谈马尔克斯川端康成海明威福克纳,还有算命八卦飞碟外星人野狐禅。
当时的沈善增还比较低调,一个人闷写小说还业余闷练气功。
许多年过去了,诺贝尔奖被法国高行健摘走,沈善增也变成了气功大师。
在四合院里,戈文曾批评过《十月》杂志刊登的一篇小说《在路上》。
后来这件事情不知怎么传到《在路上》作者的耳中。这个叫做化名coolcoolme的作者竟然是一个女孩子。
这个女孩打听了很久才找到戈文家的电话号码,然后给他打电话进行申辩。
电话里,coolcoolme在挂电话的最后,用拉着戏曲拖腔,慢板叫道:“戈文啊戈文,你的话好狠好重!”
很多年过去了,戈文和这个化名coolcoolme,声音很甜美的女孩始终未能见过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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