韬光养晦 109制药厂
此时的中国，不管官府还是民间，想要修铁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1904以后逐渐兴起的“收回利矿权”和“保路风潮”，是私人资本追逐利益和排挤外资的所谓“爱国热情”的双重混合。这种“爱国热情”在铁路修筑领域表现的更为明显，几近于盲目。
事实上，修筑铁路始终是晚清政府的一块心病。1894年，甲午海战惨败。有识之士认为，在那次战争中，由于国家无力从南到北迅速调运军队，是中方遭遇惨败的一个因素。由此，铺设一条从广州出发、中经汉口、直达北京的铁路就显得尤为必要。
但是，战后对日2.3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压得政府喘不气来，清政府财政方面的捉襟见肘意味着筑路的资金来源只有向外国借款。而借款修路往往会导致部分路权转手外国，这一隐痛激发了绅商们“拒借外款、集股办路，自保路权”的“爱国热情”。可是，当爱国的冲动过去之后，绅商们发现商办铁路的前景似乎并不美妙。铁路投资金额巨大，但收益却十分遥远，普遍存在的资金匮乏导致筑路进展异常缓慢，更是让投资可能产生的收益变成水月镜花。商办铁路一时进退维谷。
1903年7月，新任四川总督锡良上奏清廷，请求“自设川汉铁路公司”。这一建议得到上至朝廷下到各省绅商的一致支持，民间自筹资金的铁路商办运动一时进入**。但是，高涨的爱国热情过后，商办铁路的弊端也日益显现出来。川汉铁路兴办以来，数年来仅筹集到全路所需款数的十分之一，照此速度，还须90—100年的时间这条铁路方能完成。此外，川汉铁路公司经营管理不善，财目混乱，贪污浪费严重。已筹集1000万元路款，被层层贪污挪用的就达200余万之巨。另一方面，四川为筹资修路，抽租过重，百姓深受其苦。其他商办铁路也不容乐观。“数年以来，粤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湘、鄂则开局多年，徒资坐耗”。
为此，清政府不得不抛出“国有化政策”，只允许商人修建支线铁路，所有干线铁路一律收归国有（官办）。这种反复的折腾，又回到钱从哪里来的老路上，于是借外债修路又成为一种无奈的必然选择。对于清政府来说，向外国借款有两重不利影响：一方面，外方会利用贷款间接控制铁路的修筑权与经营权，经济损失自不待言；另一方面，外方可能附带提出诸如开采沿线矿产，架设电线，甚至是设置路警、驻兵运兵等特权。
1898年、1900年，清政府由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经手，与美国的合兴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由后者承造粤汉铁路，全体工程5年内完成，并不许合兴公司将其股份转让给他国。
到1904年，合兴公司不仅筑路缓慢，而且还将其2/3的股票私售给比利时人，比利时的后台是法国和俄国。这就意味着，粤汉铁路将置于美、比、法、俄多国控制之下。消息一经传出，遭致国内舆论的一致声讨，“保路风潮”风起云涌。
1905年，在湘、鄂、粤三省绅商、群众的压力下，清政府从美国合兴公司赎回粤汉铁路。此后，江、浙，四川等多省掀起“保路风潮”，提出“拒借外款、集股办路，自保路权”等主张。在民间压力下，清政府以违约的形式，并付出不菲的赎款代价，总算从列强手中夺回部分路权。同时，在政策许可兴办干线铁路和绅商们的“爱国热情”下，一些“官督商办”的铁路公司纷纷涌现。这些绅商参与的商办铁路包括涉及两湖、广东的粤汉铁路，涉及江浙的沪杭甬铁路，涉及川、鄂的川汉铁路等。
清末的铁路实业就在这种左右为难的摇摆中艰难前进。
徐天宝现在的身份劝业道道员，四品顶戴，不算是纯商人。但是，奏请修建铁路的公文发到袁世凯那里之后，还是被退了回来。理由是朝廷没钱，舆情又不允许借外债，所以修建赤峰铁路一事，暂缓。
于是，徐天宝只能放弃修建铁路的计划，而专攻其他。
由于赤峰修建铁路无望，厄哈特、希尔等三人在一番考察之后，决定把药厂建立在交通便利，靠近海边的天津。徐秀杰以及振华公司以土地、人员和专利占有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美方占有百分之四十九的股份。药厂起名叫振华医药公司，主要生产磺胺及其衍射物为主的抗菌药物。
不过，这家投资进三十万两银子的药厂只生产磺胺类德西药未免大材小用，所以，徐天宝打算在其中引入中药的生产，以发扬国粹。
今之“中医”称谓,始于清末民初。其时，将外来的教育称为西学，将自己的则称为国学；将外来的医学称为西医，将自己的医学称为国医，后来亦称中医。
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中国大败，全国震惊。作为近代中国革命和思想策源地的广东，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认为，中国的失败乃败于落后的政治体制和封建文化。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在于废除了封建幕藩体制，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当时的知识分子研究发现，在医学领域，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举措是彻底废弃了以中国传统中医药学为主体的医学体系，而改行西方医学。于是，向日本学习，废除中医的运动开始作为富国强民的政治主张浮出水面。为了向日本学习，知识青年掀起了一股极盛的赴日留风潮.在早期赴日留学的人潮中，就有资产阶级革命家、推翻满清王朝的中国第一总统孙中山先生，而他学习的就是日本的西医；也有“弃医从文”的讽刺小说家、杂文大家鲁迅先生，后者更是对自己先后所学领域中的“中医”、“国学”斥之不已。
事实上中药的毒副作用比西药小，而且做成中成药之后，具有现成可用、适应急需、存贮方便、能随身携带、省去了煎剂煎煮过程、消除了中药煎剂服用时特有的异味和不良刺激等优点。据说，抗日战争台儿庄战役时期，在中方军队的阵营里，一支来自云南的部队让人惊讶。他们头戴法式钢盔、脚踏剪刀口布鞋，作战十分骁勇。他们身上还带有一小瓶白色的粉末。这些战士受了伤，不管伤势如何，只要还能动，就不打绷带、不坐担架，只把这白色的粉末，吃一点，外敷一点，又上阵拼杀。滇军将士们所用的白色粉末，就是被称作疗伤圣药的曲焕章万应百宝丹，后来人们又把它叫做云南白药。
有鉴于此，对于中医没有太多研究的徐天宝，首先想到的中药就是大名鼎鼎的云南白药。云南白药是云南著名的中成药，由云南民间医生曲焕章于1902年研制成功。对跌打损伤、创伤出血有很好的疗效。云南白药由名贵药材制成，具有化瘀止血、活血止痛、解毒消肿之功效。问世百年来，云南白药以其独特、神奇的功效被誉为“中华瑰宝，伤科圣药”，也由此成名于世、蜚声海外。
夏明顺在云南一开始找到曲焕章的时候，曲焕章并不愿意参与，甚至托说自己只是个乡下医生，不能等大雅之堂。
曲焕章的妻子缪兰瑛问道曲焕章，“为什么人家来请你，你都不去呢？”
曲焕章说道：“妇道人家，你懂什么？人家是要拿我的方子去做买卖，卖了方子眼下是能赚一笔，可将来呢？”
夏明顺隐隐约约听到了曲焕章和妻子的谈话，便说道：“曲大夫放心，咱们东家不是要图谋你的秘方，是希望和曲大夫你一起把这万应百宝丹做大做强，不光全中国人的都知道，就是全世界，洋人那里，也要竖大拇指。”
“当真？”曲焕章心里一动
在当时，行医并不是特比受人尊重的职业，夏明顺这番话还是很有诱惑力的，夏明顺又说道：“那是当然，我们东家说了，这国医之术乃是国粹，西洋玩意儿固然好，但是自家的传家宝也不能丢。咱们东家还说了，如果曲大夫愿意合作，就为曲大夫在朝廷商部里注册商标，以后谁要敢仿冒，那是要赔钱甚至吃官司的。而且，曲大夫还可以这药方入份子，以后每瓶万应百宝丹上都印着曲大夫的画像，每卖一瓶万应百宝丹，都有曲大夫一分钱。”
曲焕章还是有些犹豫，“如果拿到机器厂里做这要，那不是做药的人都知道药方了？”
夏明顺摇了摇头，说道：“我们东家说了，曲大夫合伙之后，这药方不仅是曲大夫的命根子，也是我们厂的命根子，东家会用尽办法帮曲大夫保密。比如，采购药材全由曲大夫负责，草药只用甲乙丙丁标记，而不列名字等等~~~”
“好吧~~”曲焕章终于松了口，“我想去你们机器厂看看~！”
事实上，修筑铁路始终是晚清政府的一块心病。1894年，甲午海战惨败。有识之士认为，在那次战争中，由于国家无力从南到北迅速调运军队，是中方遭遇惨败的一个因素。由此，铺设一条从广州出发、中经汉口、直达北京的铁路就显得尤为必要。
但是，战后对日2.3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压得政府喘不气来，清政府财政方面的捉襟见肘意味着筑路的资金来源只有向外国借款。而借款修路往往会导致部分路权转手外国，这一隐痛激发了绅商们“拒借外款、集股办路，自保路权”的“爱国热情”。可是，当爱国的冲动过去之后，绅商们发现商办铁路的前景似乎并不美妙。铁路投资金额巨大，但收益却十分遥远，普遍存在的资金匮乏导致筑路进展异常缓慢，更是让投资可能产生的收益变成水月镜花。商办铁路一时进退维谷。
1903年7月，新任四川总督锡良上奏清廷，请求“自设川汉铁路公司”。这一建议得到上至朝廷下到各省绅商的一致支持，民间自筹资金的铁路商办运动一时进入**。但是，高涨的爱国热情过后，商办铁路的弊端也日益显现出来。川汉铁路兴办以来，数年来仅筹集到全路所需款数的十分之一，照此速度，还须90—100年的时间这条铁路方能完成。此外，川汉铁路公司经营管理不善，财目混乱，贪污浪费严重。已筹集1000万元路款，被层层贪污挪用的就达200余万之巨。另一方面，四川为筹资修路，抽租过重，百姓深受其苦。其他商办铁路也不容乐观。“数年以来，粤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湘、鄂则开局多年，徒资坐耗”。
为此，清政府不得不抛出“国有化政策”，只允许商人修建支线铁路，所有干线铁路一律收归国有（官办）。这种反复的折腾，又回到钱从哪里来的老路上，于是借外债修路又成为一种无奈的必然选择。对于清政府来说，向外国借款有两重不利影响：一方面，外方会利用贷款间接控制铁路的修筑权与经营权，经济损失自不待言；另一方面，外方可能附带提出诸如开采沿线矿产，架设电线，甚至是设置路警、驻兵运兵等特权。
1898年、1900年，清政府由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经手，与美国的合兴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由后者承造粤汉铁路，全体工程5年内完成，并不许合兴公司将其股份转让给他国。
到1904年，合兴公司不仅筑路缓慢，而且还将其2/3的股票私售给比利时人，比利时的后台是法国和俄国。这就意味着，粤汉铁路将置于美、比、法、俄多国控制之下。消息一经传出，遭致国内舆论的一致声讨，“保路风潮”风起云涌。
1905年，在湘、鄂、粤三省绅商、群众的压力下，清政府从美国合兴公司赎回粤汉铁路。此后，江、浙，四川等多省掀起“保路风潮”，提出“拒借外款、集股办路，自保路权”等主张。在民间压力下，清政府以违约的形式，并付出不菲的赎款代价，总算从列强手中夺回部分路权。同时，在政策许可兴办干线铁路和绅商们的“爱国热情”下，一些“官督商办”的铁路公司纷纷涌现。这些绅商参与的商办铁路包括涉及两湖、广东的粤汉铁路，涉及江浙的沪杭甬铁路，涉及川、鄂的川汉铁路等。
清末的铁路实业就在这种左右为难的摇摆中艰难前进。
徐天宝现在的身份劝业道道员，四品顶戴，不算是纯商人。但是，奏请修建铁路的公文发到袁世凯那里之后，还是被退了回来。理由是朝廷没钱，舆情又不允许借外债，所以修建赤峰铁路一事，暂缓。
于是，徐天宝只能放弃修建铁路的计划，而专攻其他。
由于赤峰修建铁路无望，厄哈特、希尔等三人在一番考察之后，决定把药厂建立在交通便利，靠近海边的天津。徐秀杰以及振华公司以土地、人员和专利占有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美方占有百分之四十九的股份。药厂起名叫振华医药公司，主要生产磺胺及其衍射物为主的抗菌药物。
不过，这家投资进三十万两银子的药厂只生产磺胺类德西药未免大材小用，所以，徐天宝打算在其中引入中药的生产，以发扬国粹。
今之“中医”称谓,始于清末民初。其时，将外来的教育称为西学，将自己的则称为国学；将外来的医学称为西医，将自己的医学称为国医，后来亦称中医。
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中国大败，全国震惊。作为近代中国革命和思想策源地的广东，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认为，中国的失败乃败于落后的政治体制和封建文化。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在于废除了封建幕藩体制，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当时的知识分子研究发现，在医学领域，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举措是彻底废弃了以中国传统中医药学为主体的医学体系，而改行西方医学。于是，向日本学习，废除中医的运动开始作为富国强民的政治主张浮出水面。为了向日本学习，知识青年掀起了一股极盛的赴日留风潮.在早期赴日留学的人潮中，就有资产阶级革命家、推翻满清王朝的中国第一总统孙中山先生，而他学习的就是日本的西医；也有“弃医从文”的讽刺小说家、杂文大家鲁迅先生，后者更是对自己先后所学领域中的“中医”、“国学”斥之不已。
事实上中药的毒副作用比西药小，而且做成中成药之后，具有现成可用、适应急需、存贮方便、能随身携带、省去了煎剂煎煮过程、消除了中药煎剂服用时特有的异味和不良刺激等优点。据说，抗日战争台儿庄战役时期，在中方军队的阵营里，一支来自云南的部队让人惊讶。他们头戴法式钢盔、脚踏剪刀口布鞋，作战十分骁勇。他们身上还带有一小瓶白色的粉末。这些战士受了伤，不管伤势如何，只要还能动，就不打绷带、不坐担架，只把这白色的粉末，吃一点，外敷一点，又上阵拼杀。滇军将士们所用的白色粉末，就是被称作疗伤圣药的曲焕章万应百宝丹，后来人们又把它叫做云南白药。
有鉴于此，对于中医没有太多研究的徐天宝，首先想到的中药就是大名鼎鼎的云南白药。云南白药是云南著名的中成药，由云南民间医生曲焕章于1902年研制成功。对跌打损伤、创伤出血有很好的疗效。云南白药由名贵药材制成，具有化瘀止血、活血止痛、解毒消肿之功效。问世百年来，云南白药以其独特、神奇的功效被誉为“中华瑰宝，伤科圣药”，也由此成名于世、蜚声海外。
夏明顺在云南一开始找到曲焕章的时候，曲焕章并不愿意参与，甚至托说自己只是个乡下医生，不能等大雅之堂。
曲焕章的妻子缪兰瑛问道曲焕章，“为什么人家来请你，你都不去呢？”
曲焕章说道：“妇道人家，你懂什么？人家是要拿我的方子去做买卖，卖了方子眼下是能赚一笔，可将来呢？”
夏明顺隐隐约约听到了曲焕章和妻子的谈话，便说道：“曲大夫放心，咱们东家不是要图谋你的秘方，是希望和曲大夫你一起把这万应百宝丹做大做强，不光全中国人的都知道，就是全世界，洋人那里，也要竖大拇指。”
“当真？”曲焕章心里一动
在当时，行医并不是特比受人尊重的职业，夏明顺这番话还是很有诱惑力的，夏明顺又说道：“那是当然，我们东家说了，这国医之术乃是国粹，西洋玩意儿固然好，但是自家的传家宝也不能丢。咱们东家还说了，如果曲大夫愿意合作，就为曲大夫在朝廷商部里注册商标，以后谁要敢仿冒，那是要赔钱甚至吃官司的。而且，曲大夫还可以这药方入份子，以后每瓶万应百宝丹上都印着曲大夫的画像，每卖一瓶万应百宝丹，都有曲大夫一分钱。”
曲焕章还是有些犹豫，“如果拿到机器厂里做这要，那不是做药的人都知道药方了？”
夏明顺摇了摇头，说道：“我们东家说了，曲大夫合伙之后，这药方不仅是曲大夫的命根子，也是我们厂的命根子，东家会用尽办法帮曲大夫保密。比如，采购药材全由曲大夫负责，草药只用甲乙丙丁标记，而不列名字等等~~~”
“好吧~~”曲焕章终于松了口，“我想去你们机器厂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