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新仇旧恨（三）
第七章：仇旧恨（三）
虽然有了赵振中的支招，可安全部对周昆的审问进展并不大。周昆只承认去武汉是为了救助一些人，是其自身私事，与无涉；至于民众党发表指责声明或者将其交还方面，悉听尊便。可周昆是115师参谋长，加上与民众党之间虽因苏联原因而有敌意却也未真刀实枪地撕破脸皮，人民军安全部的人也不好对其动用过火方式，事情也就僵在那里。无奈之下，郑建涛也只能把情况再次报告给赵振中。
“倒是有点不怕开水烫的架势。”赵振中淡淡一笑，又吩咐道，“既然这样，你就把他带过来，我和他谈谈。”
赵振中想知道的，安全部却未能彻底弄清楚，这让郑建涛感到了一种挑战，便说道：“先生，不若我们放开手脚试试？我就不信撬不开他的嘴！”
“对于进入我控制区并进行破坏行动的敌对分，你们下手狠些我不反对，敌人嘛！不过，周昆只是借道通过，又没做对我控制区不利的事，那处理上还是相对缓和一些得好。”赵振中摆手说道，“而且我相信他借道通过一定有原因，不妨把他带过来，我们弄个清楚。”
郑建涛也想知道堂堂的115师参谋长怎么会化装后绕大圈去武汉，点头答应后，便转身去带周昆。
过了一阵儿，郑建涛便带着一个三十多岁、形容憔悴的男来到了赵振中、周明远所在的小型会议室里。
“这是我们党赵主席和我军周总参谋长，周先生还是把事情说清楚得好，以免自误！”郑建涛板着脸说完后，就在一侧坐了下来，拿出纸笔准备记录。
“赵先生大名鼎鼎，久仰得很！不过，能说的我都说过了，其他没什么好谈的！”周昆有些疲惫，还有些颓废，但却有他的坚持，不肯多说。
“周先生擅自脱离贵军，恐怕回去后罪责不小，或者，周先生已经不准备回去了！”赵振中笑了笑，盯着周昆说道，“对于贵党、贵军那些内部纷争，我虽然没有经历过，却也听说过不少。眼下贵党‘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口号又造成并加剧了贵党内部的动荡，加上广大中下层官兵对国、共合作抗战仍有不少疑问，周先生离开队伍想必少不了这两方面的原因。不过，我想知道导致周先生离队的直接原因，究竟武汉那边有什么人需要你绕经我军防区去救助？为何不能通过武汉那边的八路军办事处来办？”
周昆吃了一惊，没想到赵振中寥寥数语就把党内纷争再起，对国、共合作抗战政策的质疑这导致其离队的两大内在原因给揭示了出来！与这两个原因相比，周昆去武汉要救助什么人反而不重要了。
王明回国后，特别是在武汉擅自成立长江局后，高层有相当一批人跟随长江局而动，陕北这边的张、毛等人组成的中央反而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甚至老毛都气得说“连鬼都不上门”。陕北与武汉之间的明争暗斗有渐趋激烈的态势，周昆作为参加秋收起义并跟随老毛上井冈山的老部下，自然清楚其中厉害。
当年秋收起义时成立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有五千多人，可抵达陕北后剩下的却只有几十号人。在37年老毛与周昆、赖传珠、张宗逊等人合影后，老毛曾在照片上颇为感触地题字“一九二七年秋收暴动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至今尚存之人约数十人，此为一部分。”
这多年来的拼杀造成的牺牲倒也罢了，可内部时常兴起的整肃却实在让周昆寒心。从秋收起义到长征，整来整去，老毛的班底是越来越少。况且，党内原本就存在苏区路线对错的争论，存在老毛、张闻天等人和张国焘之间的争论，现在又加上了个王明和长江局，军内高层的态度也有些暧昧，这后面似乎又将掀起腥风血雨。
内部即将到来的整肃运动让周昆不寒而栗，可此前到武汉参加全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时的见闻却让他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以及国、共联合抗日的政策有了深深的疑问，并对以往坚持的信念有了动摇。
蒋记国民政府的达官贵人们醉生梦死、生活腐化也就罢了，可派驻武汉的代表团中也有人穿梭、流连于灯红酒绿之所，还美其名曰“工作需要”！
想想正在山西抗战前线艰苦作战的八路军将士，想想陕北人员在困难条件下的坚持，周昆实在愤懑难解：“难道我们出生入死、不懈坚持换来的就是一少部分人以‘工作需要’名义的腐化堕落吗？”
当返回山西后，周昆在八路军总部直言不讳的把问题提出来时，却遭到了两位军中大佬的严厉批评。可这时周昆的思想却有了的变化，在他看来，一边宣称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使中国广大民众的生活得以改善，一边却又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指示当作圣旨，党内高层还有人热衷于国民党人那种腐化生活，这两者是不相容的，也是无法实现的！
而当周昆思及在武汉遇到的那位伤残离队老部下和那一群无家可归的烈士遗孤，以及老部下那愤怒的指责，心中就再难安定。
周昆在武汉偶遇他任红三师师长时的警卫班长，当年的老部下在谈及长征后老蒋对苏区酷烈的清剿，谈到眼下的政策时，曾悲愤地责问道：“师长，你当初带我们打白狗，我们死了那么多人，你们走后，那里可被白狗给变成了一片白地啊！那帮王八蛋连几岁的伢都不放过！可现在你们到了陕北却和那帮王八蛋联合了起来！现在还都当了蒋该死的大官！这对得起我们死去的那些兄弟们吗？！对得起那些被国民党残杀的民众吗？！”
在武装长征后，老蒋对曾经活动的苏区下了狠手，“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并非夸大，而是血淋林的事实！
1933年，江西总人口有一千九百三十多万人，但到了1936年却只有一千三百七十多万人！短短几年时间里，因战乱和战后清剿而造成的死亡人口超过五百万！
其中，吉安一带的人口由33年的三百八十万下降到了36年的一百九十万；赣州一带人口减少了三百多万，瑞金、兴国两县百分之八十民众被杀！
吉安一带有个地方，在34年长征后，还乡团在半个月内在这一带八个村杀了一千多人，当地由此得名千坟岗。这一带附近的一个村庄，民国初期有一千多人，到1936年居然被杀得只剩下八户！甚至到二十一世纪初的时候，在吉安根据地的农村，仍到处可以看到国民党烧毁房屋后的灰黑地基残余。
这种有组织的屠杀五、六百万民众的暴行，在历史上只有纳粹在二战屠杀六百多万犹太人的行径可与其相提并论。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同老蒋对国人的狠辣相比较，也是颇有不足。
老蒋在苏区的大肆屠杀，固然使当地幸存民众对其充满刻骨仇恨，却也使幸存民众对产生隔膜。而当与老蒋实行联合抗战，并提出“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口号后，原本的隔膜也就变成了敌视！
民众的思想是质朴的，他们无法理解，原本号召他们奉献一切以打倒老蒋的，现在竟和老蒋眉来眼去打得火热！原来的种种美妙宣传在苏区幸存民众眼里也就变成了欺骗！
面对老部下的责问，周昆只好说道：“我们现在团结国民党，是为了抗日。我们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目标并没有改变！”
“人家民众党、人民军不联合国民党，也照样打日本！”那老部下不屑地说道，“看看武汉三镇，让那些达官贵人们搞得乌烟瘴气！如果抗日只是为了让国民党祸害百姓，那不抗也罢！”
其后，两人虽未不欢而散，久别重逢的喜悦却也荡然无踪。周昆在见到另外几个幸存的赤卫队员和二十来个遗孤后，心中感酸涩，也对以前的作为和今后的前途迷茫起来。在这种种原因结合下，周昆终携款离队，想去把那几个汉和孤儿们送到西北，就此避开今后党内可能进行的整肃。只不过，周昆没想到西北的盘查这么严密，他刚离开定边县不久就在萧关给人民军给拿获。
“想去武汉救助的是几位老熟人和一群无家可归的孩。因为一些原因，他们对我军驻武汉办事处有很深的成见，拒绝接受其帮助。”周昆神情落寞地叹了口气，又接着说道，“至于我辗转贵党防区，一是想避开一些麻烦，二是想了解下贵党控制区内民众生活状况，看能不能把他们接到这边来安顿下。”
顿了一下后，周昆抬眼看着赵振中，充满希冀地说道：“都说‘到了西北有活路’，不知赵先生能否给几个伤残人员和一群孤儿条活路，让他们有口饭吃？”
“只要是国内民众，且又不是意图在西北捣乱并能遵从我们法律法规的，我们西北都可以接受。不过，周先生能否说说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值得你擅自离队还绕上这么大一圈去救助？”赵振中继续问道。
“那几个伤残人员中，有一个是我在中央苏区时的老部下，其他几个原本是赤卫队员，都是苏区当地人。那一群孩有二十来个，都是烈士遗孤。”周昆沉痛地说道，“在长征前，我那位老部下因伤在老乡家里休养，也就留在当地。但在我军撤离后，蒋匪军却在苏区大举报复，施行‘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的大屠杀，几乎把当地变成了无人区！我那老部下和几名赤卫队员凭着熟悉地利情况，带着一群孩侥幸逃脱。其后，他们辗转求生到了武汉，却也只能挣扎在存亡边缘……”
“接受这点人没问题，我可以答应。”赵振中点头说道，“不过，我这里也有件事想请周先生帮忙，想请周先生送一封信给贵党的毛先生。不知周先生是否愿意？”
“这……我擅自离队，若是再回去，恐怕信尚未交到手中，我就会被格里审查了。那会耽误赵先生事情的。”周昆有些为难。
“我想，周先生离队的时间应该不长，离队的原因贵党也并不清楚。只要说是山中迷路，又被流弹所伤，应该能应付过去。然后再找机会把信送给毛先生就是了。”赵振中淡然说道，“这封信对我们西北并无多大关碍，但却与贵党今后的发展有很大关系，也能有助于毛先生改变贵党‘国际派’当道的局面。当然，送了这封信，也会对周先生在贵党党内今后的发展有利。”
“发展是不用想了……”周昆叹了口气后，又问道，“赵先生，既然这封信这么重要，贵党直接派人送去不行吗？再者，这封信就真的对贵党没有任何益处？”
“这封信不能以我党名义公开去送，否则会造成的麻烦！”赵振中摇了摇头，又接着说道，“若说对我党的好处，清除掉那些紧抱苏联大腿的‘国际派’并让国内少些带路党，这就是好处！”
赵振中所要送的信关系到和共产国际之间的秘密，若是以民众党名义公开去送，那首先关心的将是民众党所获消息的来源，并会对民众党高度警惕，即便是有利也会变成不利。而周昆是跟老毛一起上井冈山且又是幸存不多的人员之一，由他来送这封信并只限老毛清楚其中究竟，那便稳妥许多。
在原本历史上，老毛为了改变陕北中央的窘境，在38年3月份派任弼时带队去苏联寻求共产国际的支持。因而，赵振中要想送去这封信，还非要及早不可，以便老毛能在代表团出发前做出安排。
“我可以去送这封信。”周昆沉默了一会儿，又道，“不过，赵先生要派人去武汉把我要救助的人接到西北来。将来我若到西北也还请赵先生能给个方便。”
“这没问题。只要周先生留下那些人在武汉的地址，我可以让人把他们经四川护送到西北。”赵振中应道，“周先生随身携带的枪支、现金也可一并带回陕北。今后若周先生愿意到西北定居，我们也欢迎。”
“赵先生想的很周到，我接受。”周昆点了点头，随即苦笑道，“刚离开十天左右，现在却又要回去，希望中间不出岔。”
一通交涉后，周昆带着他原来的物品，以及赵振中所给的一封信件，在人民军安全部的护送下，转经晋西，过黄河进入了陕北区域。
“老赵，你这样做有用吗？”在送走周昆后，周明远问道，“他们党内的事情，我们何必去掺和？”
“应该会有用的。”赵振中笑了笑，又道，“党内的事情现在确实与我们无关，不过，我们在抗战期间却很可能要和苏联对上。送去这封信，就是希望能提前清理下‘国际派’，至少在我们和苏联打起来的时候，他们能少添点乱。我们武力是足以消灭他们，可的地下组织却不容易清除，再说，国内问题，武力解决不是万能的。”
“你那封信里都写了什么？老毛会信么？”周明远奇道。
“老毛肯定会让代表团到莫斯科查证的。”赵振中悠然说道，“至于内容，与内部有人‘篡党’有关。”
“篡党？”周明远吃了一惊，随即醒悟道，“你是把历史上的旧帐给他们翻出来了吧？”
赵振中点头笑道：“有些东西是该帮他们拿到阳光下摆一摆了……”
赵、周两人所说的内部有人“篡党”问题，是指31年夏王明和周两人决定临时政治局人员的事情。王、周两人在未经开会选举，未与政治局其他人员讨论的情况下，两个人就决定了临时政治局的人选，随后又以共产国际批准为由，将名单公布。
但实际上，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对临时政治局人选是有疑问的。在31年10月3日，由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皮亚特尼茨基签署的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185号记录中便曾对王、周两人拟定的名单这样记述道：“询问中央，这个临时政治局是由哪个机构选出来的？为什么沃罗夫斯基同志（即黄平，1932年夏被捕叛变）没有当选，政治局是否一致选出的？如果是，那么我们对其组成人员没有意见。”
在原本历史上，毛在延安整风期间就曾提出王明、博古“篡党”的问题，经过一番周折，把王、博问题视为“党内问题”。而那时老毛尚不清楚共产国际的档案中会有185号记录，否则也绝对不会放过王、周的“篡党”的旧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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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了赵振中的支招，可安全部对周昆的审问进展并不大。周昆只承认去武汉是为了救助一些人，是其自身私事，与无涉；至于民众党发表指责声明或者将其交还方面，悉听尊便。可周昆是115师参谋长，加上与民众党之间虽因苏联原因而有敌意却也未真刀实枪地撕破脸皮，人民军安全部的人也不好对其动用过火方式，事情也就僵在那里。无奈之下，郑建涛也只能把情况再次报告给赵振中。
“倒是有点不怕开水烫的架势。”赵振中淡淡一笑，又吩咐道，“既然这样，你就把他带过来，我和他谈谈。”
赵振中想知道的，安全部却未能彻底弄清楚，这让郑建涛感到了一种挑战，便说道：“先生，不若我们放开手脚试试？我就不信撬不开他的嘴！”
“对于进入我控制区并进行破坏行动的敌对分，你们下手狠些我不反对，敌人嘛！不过，周昆只是借道通过，又没做对我控制区不利的事，那处理上还是相对缓和一些得好。”赵振中摆手说道，“而且我相信他借道通过一定有原因，不妨把他带过来，我们弄个清楚。”
郑建涛也想知道堂堂的115师参谋长怎么会化装后绕大圈去武汉，点头答应后，便转身去带周昆。
过了一阵儿，郑建涛便带着一个三十多岁、形容憔悴的男来到了赵振中、周明远所在的小型会议室里。
“这是我们党赵主席和我军周总参谋长，周先生还是把事情说清楚得好，以免自误！”郑建涛板着脸说完后，就在一侧坐了下来，拿出纸笔准备记录。
“赵先生大名鼎鼎，久仰得很！不过，能说的我都说过了，其他没什么好谈的！”周昆有些疲惫，还有些颓废，但却有他的坚持，不肯多说。
“周先生擅自脱离贵军，恐怕回去后罪责不小，或者，周先生已经不准备回去了！”赵振中笑了笑，盯着周昆说道，“对于贵党、贵军那些内部纷争，我虽然没有经历过，却也听说过不少。眼下贵党‘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口号又造成并加剧了贵党内部的动荡，加上广大中下层官兵对国、共合作抗战仍有不少疑问，周先生离开队伍想必少不了这两方面的原因。不过，我想知道导致周先生离队的直接原因，究竟武汉那边有什么人需要你绕经我军防区去救助？为何不能通过武汉那边的八路军办事处来办？”
周昆吃了一惊，没想到赵振中寥寥数语就把党内纷争再起，对国、共合作抗战政策的质疑这导致其离队的两大内在原因给揭示了出来！与这两个原因相比，周昆去武汉要救助什么人反而不重要了。
王明回国后，特别是在武汉擅自成立长江局后，高层有相当一批人跟随长江局而动，陕北这边的张、毛等人组成的中央反而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甚至老毛都气得说“连鬼都不上门”。陕北与武汉之间的明争暗斗有渐趋激烈的态势，周昆作为参加秋收起义并跟随老毛上井冈山的老部下，自然清楚其中厉害。
当年秋收起义时成立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有五千多人，可抵达陕北后剩下的却只有几十号人。在37年老毛与周昆、赖传珠、张宗逊等人合影后，老毛曾在照片上颇为感触地题字“一九二七年秋收暴动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至今尚存之人约数十人，此为一部分。”
这多年来的拼杀造成的牺牲倒也罢了，可内部时常兴起的整肃却实在让周昆寒心。从秋收起义到长征，整来整去，老毛的班底是越来越少。况且，党内原本就存在苏区路线对错的争论，存在老毛、张闻天等人和张国焘之间的争论，现在又加上了个王明和长江局，军内高层的态度也有些暧昧，这后面似乎又将掀起腥风血雨。
内部即将到来的整肃运动让周昆不寒而栗，可此前到武汉参加全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时的见闻却让他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以及国、共联合抗日的政策有了深深的疑问，并对以往坚持的信念有了动摇。
蒋记国民政府的达官贵人们醉生梦死、生活腐化也就罢了，可派驻武汉的代表团中也有人穿梭、流连于灯红酒绿之所，还美其名曰“工作需要”！
想想正在山西抗战前线艰苦作战的八路军将士，想想陕北人员在困难条件下的坚持，周昆实在愤懑难解：“难道我们出生入死、不懈坚持换来的就是一少部分人以‘工作需要’名义的腐化堕落吗？”
当返回山西后，周昆在八路军总部直言不讳的把问题提出来时，却遭到了两位军中大佬的严厉批评。可这时周昆的思想却有了的变化，在他看来，一边宣称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使中国广大民众的生活得以改善，一边却又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指示当作圣旨，党内高层还有人热衷于国民党人那种腐化生活，这两者是不相容的，也是无法实现的！
而当周昆思及在武汉遇到的那位伤残离队老部下和那一群无家可归的烈士遗孤，以及老部下那愤怒的指责，心中就再难安定。
周昆在武汉偶遇他任红三师师长时的警卫班长，当年的老部下在谈及长征后老蒋对苏区酷烈的清剿，谈到眼下的政策时，曾悲愤地责问道：“师长，你当初带我们打白狗，我们死了那么多人，你们走后，那里可被白狗给变成了一片白地啊！那帮王八蛋连几岁的伢都不放过！可现在你们到了陕北却和那帮王八蛋联合了起来！现在还都当了蒋该死的大官！这对得起我们死去的那些兄弟们吗？！对得起那些被国民党残杀的民众吗？！”
在武装长征后，老蒋对曾经活动的苏区下了狠手，“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并非夸大，而是血淋林的事实！
1933年，江西总人口有一千九百三十多万人，但到了1936年却只有一千三百七十多万人！短短几年时间里，因战乱和战后清剿而造成的死亡人口超过五百万！
其中，吉安一带的人口由33年的三百八十万下降到了36年的一百九十万；赣州一带人口减少了三百多万，瑞金、兴国两县百分之八十民众被杀！
吉安一带有个地方，在34年长征后，还乡团在半个月内在这一带八个村杀了一千多人，当地由此得名千坟岗。这一带附近的一个村庄，民国初期有一千多人，到1936年居然被杀得只剩下八户！甚至到二十一世纪初的时候，在吉安根据地的农村，仍到处可以看到国民党烧毁房屋后的灰黑地基残余。
这种有组织的屠杀五、六百万民众的暴行，在历史上只有纳粹在二战屠杀六百多万犹太人的行径可与其相提并论。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同老蒋对国人的狠辣相比较，也是颇有不足。
老蒋在苏区的大肆屠杀，固然使当地幸存民众对其充满刻骨仇恨，却也使幸存民众对产生隔膜。而当与老蒋实行联合抗战，并提出“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口号后，原本的隔膜也就变成了敌视！
民众的思想是质朴的，他们无法理解，原本号召他们奉献一切以打倒老蒋的，现在竟和老蒋眉来眼去打得火热！原来的种种美妙宣传在苏区幸存民众眼里也就变成了欺骗！
面对老部下的责问，周昆只好说道：“我们现在团结国民党，是为了抗日。我们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目标并没有改变！”
“人家民众党、人民军不联合国民党，也照样打日本！”那老部下不屑地说道，“看看武汉三镇，让那些达官贵人们搞得乌烟瘴气！如果抗日只是为了让国民党祸害百姓，那不抗也罢！”
其后，两人虽未不欢而散，久别重逢的喜悦却也荡然无踪。周昆在见到另外几个幸存的赤卫队员和二十来个遗孤后，心中感酸涩，也对以前的作为和今后的前途迷茫起来。在这种种原因结合下，周昆终携款离队，想去把那几个汉和孤儿们送到西北，就此避开今后党内可能进行的整肃。只不过，周昆没想到西北的盘查这么严密，他刚离开定边县不久就在萧关给人民军给拿获。
“想去武汉救助的是几位老熟人和一群无家可归的孩。因为一些原因，他们对我军驻武汉办事处有很深的成见，拒绝接受其帮助。”周昆神情落寞地叹了口气，又接着说道，“至于我辗转贵党防区，一是想避开一些麻烦，二是想了解下贵党控制区内民众生活状况，看能不能把他们接到这边来安顿下。”
顿了一下后，周昆抬眼看着赵振中，充满希冀地说道：“都说‘到了西北有活路’，不知赵先生能否给几个伤残人员和一群孤儿条活路，让他们有口饭吃？”
“只要是国内民众，且又不是意图在西北捣乱并能遵从我们法律法规的，我们西北都可以接受。不过，周先生能否说说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值得你擅自离队还绕上这么大一圈去救助？”赵振中继续问道。
“那几个伤残人员中，有一个是我在中央苏区时的老部下，其他几个原本是赤卫队员，都是苏区当地人。那一群孩有二十来个，都是烈士遗孤。”周昆沉痛地说道，“在长征前，我那位老部下因伤在老乡家里休养，也就留在当地。但在我军撤离后，蒋匪军却在苏区大举报复，施行‘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的大屠杀，几乎把当地变成了无人区！我那老部下和几名赤卫队员凭着熟悉地利情况，带着一群孩侥幸逃脱。其后，他们辗转求生到了武汉，却也只能挣扎在存亡边缘……”
“接受这点人没问题，我可以答应。”赵振中点头说道，“不过，我这里也有件事想请周先生帮忙，想请周先生送一封信给贵党的毛先生。不知周先生是否愿意？”
“这……我擅自离队，若是再回去，恐怕信尚未交到手中，我就会被格里审查了。那会耽误赵先生事情的。”周昆有些为难。
“我想，周先生离队的时间应该不长，离队的原因贵党也并不清楚。只要说是山中迷路，又被流弹所伤，应该能应付过去。然后再找机会把信送给毛先生就是了。”赵振中淡然说道，“这封信对我们西北并无多大关碍，但却与贵党今后的发展有很大关系，也能有助于毛先生改变贵党‘国际派’当道的局面。当然，送了这封信，也会对周先生在贵党党内今后的发展有利。”
“发展是不用想了……”周昆叹了口气后，又问道，“赵先生，既然这封信这么重要，贵党直接派人送去不行吗？再者，这封信就真的对贵党没有任何益处？”
“这封信不能以我党名义公开去送，否则会造成的麻烦！”赵振中摇了摇头，又接着说道，“若说对我党的好处，清除掉那些紧抱苏联大腿的‘国际派’并让国内少些带路党，这就是好处！”
赵振中所要送的信关系到和共产国际之间的秘密，若是以民众党名义公开去送，那首先关心的将是民众党所获消息的来源，并会对民众党高度警惕，即便是有利也会变成不利。而周昆是跟老毛一起上井冈山且又是幸存不多的人员之一，由他来送这封信并只限老毛清楚其中究竟，那便稳妥许多。
在原本历史上，老毛为了改变陕北中央的窘境，在38年3月份派任弼时带队去苏联寻求共产国际的支持。因而，赵振中要想送去这封信，还非要及早不可，以便老毛能在代表团出发前做出安排。
“我可以去送这封信。”周昆沉默了一会儿，又道，“不过，赵先生要派人去武汉把我要救助的人接到西北来。将来我若到西北也还请赵先生能给个方便。”
“这没问题。只要周先生留下那些人在武汉的地址，我可以让人把他们经四川护送到西北。”赵振中应道，“周先生随身携带的枪支、现金也可一并带回陕北。今后若周先生愿意到西北定居，我们也欢迎。”
“赵先生想的很周到，我接受。”周昆点了点头，随即苦笑道，“刚离开十天左右，现在却又要回去，希望中间不出岔。”
一通交涉后，周昆带着他原来的物品，以及赵振中所给的一封信件，在人民军安全部的护送下，转经晋西，过黄河进入了陕北区域。
“老赵，你这样做有用吗？”在送走周昆后，周明远问道，“他们党内的事情，我们何必去掺和？”
“应该会有用的。”赵振中笑了笑，又道，“党内的事情现在确实与我们无关，不过，我们在抗战期间却很可能要和苏联对上。送去这封信，就是希望能提前清理下‘国际派’，至少在我们和苏联打起来的时候，他们能少添点乱。我们武力是足以消灭他们，可的地下组织却不容易清除，再说，国内问题，武力解决不是万能的。”
“你那封信里都写了什么？老毛会信么？”周明远奇道。
“老毛肯定会让代表团到莫斯科查证的。”赵振中悠然说道，“至于内容，与内部有人‘篡党’有关。”
“篡党？”周明远吃了一惊，随即醒悟道，“你是把历史上的旧帐给他们翻出来了吧？”
赵振中点头笑道：“有些东西是该帮他们拿到阳光下摆一摆了……”
赵、周两人所说的内部有人“篡党”问题，是指31年夏王明和周两人决定临时政治局人员的事情。王、周两人在未经开会选举，未与政治局其他人员讨论的情况下，两个人就决定了临时政治局的人选，随后又以共产国际批准为由，将名单公布。
但实际上，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对临时政治局人选是有疑问的。在31年10月3日，由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皮亚特尼茨基签署的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185号记录中便曾对王、周两人拟定的名单这样记述道：“询问中央，这个临时政治局是由哪个机构选出来的？为什么沃罗夫斯基同志（即黄平，1932年夏被捕叛变）没有当选，政治局是否一致选出的？如果是，那么我们对其组成人员没有意见。”
在原本历史上，毛在延安整风期间就曾提出王明、博古“篡党”的问题，经过一番周折，把王、博问题视为“党内问题”。而那时老毛尚不清楚共产国际的档案中会有185号记录，否则也绝对不会放过王、周的“篡党”的旧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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