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局势转折（三）
西北竟然冒出个民众党，而且从西北透露的一言半语中可以分析出，这个民众党竟已存在数年了！这让老蒋气怒交加、惊忧非常！
从27年老蒋清共、成立南京政府到现在，已快10年了。可10年时间里南京当局连原本钻山沟的**都没能消灭，从江西一路追到了陕北竟还没消停。
眼下西北竟又冒出个占据数省之地的民众党，而且这个民众党还以推翻党国统治为己任，其危害程度甚至还在目前的**之上，这一切都让老蒋感到震惊，也为党国的未来充满忧虑。
惊忧之外，气怒也就难免。民众党成立数年了，那个赵振中竟然还成了民众党主席，可南京在此之前竟没有得到任何可靠、有效的消息！再想想去年酆悌牵涉到刺汪一案，还有厉行社、复兴社中人的蜕化，老蒋对厉行社、复兴社原本寄予的厚望也就变成了失望。
不过，仔细想想，对西北那边的耳目不灵似乎也不能完全怪到两个社团身上。从成立后，两个社团就根据老蒋的指示，把力量集中用于对付**和防范华北日本人了，加上还要控制西南，西北那边没有进展也并不算奇怪。但出现这么大纰漏，责任自然不能由老蒋来负，而是下面办事不利。
实际上，西北出现个民众党，而且其主席还是赵振中，也让各界震动不小。尽管现在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西北的赵振中就是那个“赵孟尝”，但很多人已经相信两者肯定是同一个人。这从西北对灾民一贯的救助态度上就能得到佐证！
在中国古代，救灾基本上是官府的专利，私人施粥行善也只能是限制在一定范围和规模之内，而且，即便私人有能力也决不能成百上千的收留、安置灾民，特别是其中的青壮。否则，一个“收买人心、图谋不轨”的罪名很快就会落到行善者的头上，甚至整个家族人头落地也不稀奇。
民国以来，由于政府救灾无力，加之西风渐进、社会观念有很大改变，私人救灾乃至收留、安置灾民也就成了佳话。这也是朱庆澜能赈济灾民十几年，赵振中能以工代赈的前提所在。
老蒋现在有心下令对非政府组织的赈灾进行彻查，以免再出现赵振中式的人物，但这个念头只在他脑子里转了几圈就不得不放弃。
在这个时代，政府若不赈济灾民就已经是失职，若是再阻止民间救济，那这个政府非被万夫所指不可！何况，现在南京当局救灾不利、坐视川省灾情不顾就已经招致各方非议，颇失人心了，若再禁止非官方的赈灾活动，那民情汹涌之下，南京政府究竟还能稳当多久可就不好说了。
两广事变刚刚解决，西北又出了这样的大事。可西北方面先是抗击苏联、收复蒙西，现又大力救助川省灾民，赚足了民心、舆论，加上西北周边兵力不足，南京当局现在是既不能、也无力攻击西北。无奈之下，老蒋只能令各省地方谨防赈灾当中的异常，并指使报纸、电台抨击赵振中和西北“居心叵测，有预谋地割据地方，扰乱国家政局”。
对南京当局的指责，西北自然不甘示弱，通过电台、报纸对其一一加以驳斥。并发表社论公然抨击：“东三省沦陷于日寇之手已满五年，热河沦陷也三年有余，数年之内，但只见南京反动当局屈膝退让，未见其有丝毫恢复之举！今日寇增兵华北，新变在即，却仍只见南京退让！一退再退，南京反动当局必尽卖华夏故土与日寇方肯甘休吗？！
南京反动当局自己屈膝卖国，却给抗击苏联入侵、收复蒙西领土的西北政府和人民军冠以“居心叵测、扰乱国家”的罪名，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若抵抗外来侵略、维护国家领土成了居心叵测、扰乱国家，民众党及其领导下的西北政府和人民军宁愿国内处处皆如西北！若果真如此，曾经侵略过和正在侵略中国的列强必将寝食不安，又何至于眼下局面？！
自南京反动当局成立以来，对外屈膝退让，对内连年内战，债台高筑、惘顾民生。自长江大水至今，但见连年灾害损失严重，未闻南京反动当局有何得力防范、救助措施。今川、豫等省数千万灾民嗷嗷待哺，南京却坐视不理。而西北救助川省灾民却被南京诬为“居心叵测”，这南京当局究竟是何等样的政府？！又是何等样的反动？！
南京当局既不以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为己任，又置国内各省灾民生死于不顾，对于这样的反动政府，民众党及其领导下的各方力量，必为将其彻底推翻而奋斗到底，决无妥协余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南京反动政府的倒行逆施也注定了其必被历史淘汰的命运！”
西北对外抗击侵略、收复领土；对内赈济灾民、对抗南京，加上民众党及其领导下的西北政府和人民军所表现出来的实力，就象一洪水一样冲击着南京当局那破败不堪的堤坝，也冲击着国人的观念，并已经打开了不小的缺口。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当堤坝坍塌，国人也大都接受西北的观念时，也就是南京当局倒台的时候。
西北对南京的威胁，老蒋也自明白，不过，没等他对西北有什么针对性行动，南京当局又面临着新的难题。
10月19日，复国不久的兰芳共和国外长陈其尤发表讲话，希望能与中国政府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随即，兰芳委托南洋华人代表庄西言、李清泉等人经香港抵达内地，为中、兰建交奔走。
10月9日举行复国典礼后，在华美的协助下，兰芳于10月12日同德国建交。对德国政府而言，同兰芳建交既能获得华美公司有关青霉素等技术专利，又能得到石油、橡胶等战略物资，而代价则不过是与荷兰关系紧张点，这可是很划算的买卖，正扩充军备的希特勒政府自然不会拒绝。
通过复国之前就开始的一系列磋商，截至10月18日，兰芳又先后同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在美、英、澳等国看来，兰芳复国已成定局，在此情况下，同兰芳建立正常外交关系比对其限制更有利于维护南洋一带的稳定。
国际社会已陆续承认兰芳共和国，与兰芳同源的中国政府似乎更应该承认才是。别忘了，当年孙文可是公开赞扬海外华侨，称其为“革命胜利之母”。现在南京当局的华侨“母亲”在海外建国了，这帮“先总理”的徒子徒孙总要赶紧有所表示吧？可实际上，陈其尤的讲话和庄、李等人促进中、兰两国建交的举动却使得南京当局异常尴尬。
不承认吧？不光海外华人会对南京当局彻底失望，就是国内民众也会指责其“忘恩负义”，甚至南京当局的财政也会受到严重影响。海外华侨手中可有不少孙文时许诺的十倍以上利息的革命债券，一旦索要起来，恐怕南京政府的债台至少又要高上不少层。而且，南京当局还难以公然拒绝兑现。
可要承认吧？又等于在打南京当局和先总理的脸。陈炯明一介先总理“叛徒”，却能在海外打败荷兰人，开疆拓土，为海外华人赢得一栖身之地。对比之下，孙文当年口口声声出让满蒙与日本的言论，以及南京当局任凭日军占领东北、进逼华北而一味妥协退让的举动，这不是说党国连“叛徒”都不如么？
而且，若南京当局同兰芳建交，那等于肯定了陈炯明，否定了党国多年的宣传、否定了先总理的伟光正，势必会对国民党体系和南京政权造成极大的冲击。若南洋的这股台风再和西北的寒流结合起来，那南京当局可就相当于冬泳、桑拿一起上，乐子可就太大了！
老蒋和南京的要人们嘬着牙花子商量了几天，最终决定：既不拒绝，也不承认，以拖为上！当然，包括老蒋在内的大员们心中也明白，拖是拖不了多久的，可眼下也只能如此。
刚刚应付完眼前的难题，老蒋就不得不把注意力放在华北，放在绥远局势上。
在去年华北日军策动华北自治未竟全功后，深受“满蒙计划”影响的日本关东军便又开始策动内蒙德王制造独立，并筹谋统一内外蒙古，建立蒙古国。
受人民军年初进占蒙西地区的刺激，日本从36年春开始，加快了推动德王与李守信的伪蒙军合流，在察东成立了“察哈尔盟公署”和“蒙古军总司令部”，由德王自任总司令，李守信任副总司令。4月份，在日本的推动和帮助下，德王在锡盟乌珠沁右旗索王府召开了名为“内蒙古王公全体大会”，实为“蒙古建国会议”的分裂会议，公开提出了建立蒙古国的政治目标。5月12日，德王与李守信等更公开在化德成立了所谓“蒙古军政府”，德王亲任总裁，掌军政大权，李守信兼参谋部长，并聘日本人村谷彦治郎、山内等分任主席顾问及军事、财政、外交等顾问。
经过整合，“蒙古军政府”兵力有两个军、9个师，共约1万多人。第1军军长为李守信，下辖4个师和1个炮兵团，驻在张北一带；第2军军长由德王兼任，同样下辖4个师和1个炮兵团，驻在化德一带。另有1个师为警卫师。此外，原后套一带的土匪头子王英也纠集了一伙乌合之众，拼凑成了“大汉义军”。该部由王英任总司令，下辖4个旅，总兵力约有6千多人，驻尚义、商都一带。
在“蒙古建国”的战略目标中，日本关东军和伪蒙军自然不会忽略包含内蒙西部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在内的绥远。当德王和李守信准备就绪后，日本关东军和伪蒙军开展的第一步行动，就直指绥远。
10月，关东军制定了侵绥作战方案。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接任驻化德特务机关长，直接指挥伪军行动。11月5日，田中隆吉召集德王、李守信、王英等布置攻绥计划。决定兵分三路：李守信第1军部署于绥东兴和一带为左翼；德王第2军部署于绥北土木尔台以北地带，并以伪蒙军第7师进驻百灵庙为右翼；以王英军为主力，进攻红格尔图和土城子。计划先夺红格尔图，然后李守信和德王部从百灵庙和兴和同时出动，会同王英部一举攻占归绥市，再分兵进占绥东集宁和绥西包头及河套地区。而随着日军侵绥计划的实施，绥远抗战也就开始了。
对于日军和伪蒙军的异动，老蒋起初并未给予足够重视。在老蒋看来，日本人在察绥方向的动作更可能是为夺取外蒙，再进而北上攻击苏联做准备。毕竟，日俄之间的历史仇恨在那，日本又一直在叫嚣反苏、**，加上3月底的时候关东军又在苏军手里吃了不大不小一记闷亏，日军和伪蒙军的行动应该是日本在为报复苏蒙做准备。
此外，绥远的地势和现有兵力也使得攻易守难。绥远套内基本上是平原，又处于人民军南、西两个方向的钳制之下，形势很是不利。阴山、大青山以北的广大区域也是平原、沙漠地带，地域辽阔又处于伪蒙军的攻击范围内，形势同样不利。而在狼山—阴山—大青山以南、黄河以北的平原地带，虽然北有大山南有大河，可东西狭长，没有足够的兵力是防守不住的。
老蒋既希望日军入绥后转而向北对付苏联，好减轻南京当局的压力，又认为绥远形势不利，没有全面坚守的可能。因此，他电告阎锡山：“绥远守弃方针，弟意小敌来扰，则迎头歼灭之；若其大敌正式来攻，则扼要据守，并择最重要几个据点固守之，如能固守三个月之时间，则事无不成。故绥远不可全部放弃，亦不宜处处设防。”
老蒋相信，只要能在重要地点扼守上三个月，受到日本威胁的苏蒙军必然会有所动作，届时绥远局势也就自然缓解。
但当两广事变发生后，老蒋发现不仅桂系中有日本人的影子，就连华北的宋哲元、韩复榘也和桂系暗中有联系，意图共同反蒋。由此，老蒋便改变了此前绥远局势坐以待变的想法，转而认为必须遏制住蒙古德王谋求独立的企图。否则，一旦德王宣布内**立，河北宋哲元、山东韩复榘也都有可能脱离南京当局的控制。加上将**赶回陕北的山西，届时，不但整个黄河以北的局势会彻底靡乱，就是江淮之间也可能出问题。
意识到绥远不可轻失，而且还要借此震慑华北其他有离心倾向的地方势力，老蒋便连电太原，催促阎锡山增兵绥远。
但因老蒋此前由陈诚出任晋陕宁绥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架空阎锡山的举动，阎锡山对老蒋所言是不怎么相信的。再说，中央军在山西多的时候不增援绥远，现在关征麟等部调离去应付两广事变了，老蒋却让晋绥军增兵，这岂不是要借日本人的手来削弱晋绥军么？阎锡山才不想上当呢！
况且，**刚退回陕北不久，晋绥军正沿河防卫，根本就抽不出足够的兵力增援绥远。经过与晋绥将领反复商讨，阎锡山仍认为“如此增兵绥远，使山西空虚，非固根本计也。”
到7月份，伪蒙军对绥远的进犯渐有增大势头，而老蒋许诺的防务拨款却迟迟不见踪影，加上晋绥军兵力不足，阎锡山便和傅作义便连电老蒋告急。而这个时候，老蒋正忙于应付两广事变，根本就调不出兵力支援绥远！
没有兵力支援，可老蒋有电报来催。在电报里，他反复说明要避战必先迎战的道理。称：“对绥部署，弟以为必须速在第一线多置兵力，一以示我决心，一以使其不敢轻犯，万不可作势防御，错视对方犯绥之战略也。”“此时应敌必须深测其惟一心理，即彼不敢牺牲一语是也。如要有牺牲代价，则彼必不为。故我要避免牺牲，当先示其牺牲之决心”。甚至为了坚定阎锡山出兵的决心，老蒋还半劝诱半恐吓地说若阎锡山再不增兵绥远“下月中绥远必非我有，而晋亦不保矣。”其后，老蒋更是明确电告：“对绥增兵实不可犹豫，华北得失与存亡全在此举，务恳增足五师兵力于绥远前方，以挽危局。”
可任老蒋嘴皮磨破，阎锡山直到9月中旬仍是犹豫不决。日军已接连占领东三省与热河，并部分侵占察哈尔，加上5月份又大举增兵东北和平津一带，现在没人敢保证日本不会直接侵占绥远。
何况，阎锡山以前吃过老蒋不少苦头，生怕这次被老蒋借日本人的手削弱晋绥军。而且，晋绥军既要稳定晋、绥两省，又要沿河布防以免共军再次东进，兵力难免不足。特别是**张国焘、贺龙两部已经抵达陕北，会合后的**力量增加不少，加上物资缺乏，说不准会再来一次东征。这让阎锡山不得不加强沿河防范。再说，若是伪蒙军遭受了晋绥军打击，日本人直接出场找阎锡山开片怎么办？到时候恐怕老蒋又躲得远远的了。
老蒋想先发制人，打掉伪蒙军，去掉日本人伸向绥远的那只手，进而阻止日军可能的行动。而阎锡山则担心打了狼崽子，把老狼给招来，一旦惹恼了日本人，给其大规模军事介入提供了借口，倒霉的可是晋绥。
直到9月18日，中央军一个炮兵大队抵达绥远、10月中旬在陕西境内剿共的汤恩伯部又过河回到山西，阎锡山才开始着手准备增兵绥远。
面对绥远的局势变化，刚刚解决陇南不久的人民军也予以高度关注。尽管赵振中知道原本历史上绥远抗战的结果，但谁能肯定日本关东军那群渴望建立功勋的疯子们不会捣鼓出什么妖蛾子来？
为了增强晋绥军的信心，同时也为了震慑日本人，西北广播电台在10月22日播发民众党主席、人民军总司令赵振中的讲话录音：
“民众党、西北政府和人民军坚决反对南京卖国政府，但哪怕我们将来彼此间打个头破血流，那也是我们中国人内部的事情，是可以关起门来解决的！决不容外人插手！
眼下绥远局势动荡，敌对势力蠢蠢欲动，在此，我代表西北党政军郑重声明：绥远自古就是中国领土，民众党、西北政府和人民军决不容敌对势力破坏我国领土完整！我们更不会坐视绥远局势恶化！必要时人民军将动员一切力量对侵略势力予以坚决打击！人民军能消灭苏联人的飞机、坦克和大炮，更无惧于其他任何侵略势力！”
赵振中的讲话使国人对西北的认识又进了一步，称赞西北此举乃“大义所在”！“兄弟阋墙，外御其侮”，这句伴随着《诗经》流传了两、三千年的中国名言，现在又再一次得到了印证！
“果真是他的声音。真是想不到啊。”当从收音机里听到西北重复播出的赵振中讲话时，不少人如此惊叹。靠近西北这边的有正在太原的傅作义、陕南的于学忠，以及山西境内曾与赵振中相识的徐永昌、杨爱源等人；而在青岛，则是隋石卿、刘铨法等人。
而早就心里有数的阎锡山则心中放下了一块石头。有了赵振中的这番讲话，至少晋绥军不用担心吃大亏了。不过，让阎锡山和傅作义更为高兴的在后头。10月25日，驻绥远吉尔召一带的王靖国部上报阎锡山，人民军有36辆配属武器的装甲汽车和四车弹药奉送，并指明是交给绥远抗击日伪军作战用的。
当阎锡山听说每辆装甲汽车配属3挺重机枪、两门迫击炮，并可搭载20多人时，心中更是感叹。这些装备，别说晋绥军，就是中央军一个师也不见得有这么多。
“宜生，赵振中这个朋友你可没白交啊。”阎锡山笑道，“一听说你要打仗，武器装备可都运来了。手笔还不小啊。”
“阎公说笑了，我可没那么大的面子。”傅作义连忙说道，“这是那边交过来作战用的，可不是给我的。等作战结束，由阎公分派就是。”
傅作义的态度让阎锡山很是满意。
晋绥军这边得了西北口头和实际双重支持，心中有了不少底气。而东北关东军司令部里，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副参谋长今村均却面色凝重地向司令官植田谦吉分析有关西北的情况。
“从田中隆吉自化德方面发回的情报看，人民军现正自蒙古西部到绥远西部、宁夏北部构筑防线。从地域上看，若我军现在进入绥远，确实有引发人民军强烈反应的可能。而且，还将进一步刺激支那境内各方势力缓和其彼此矛盾，共同对抗帝**队。这将增加我军困难，带来不必要的损失。”今村均分析道。
“那个人民军的战力究竟如何？又是怎么对付苏联人的飞机、坦克的？”植田谦吉问道。
“在中**队中实力不错，但应无法与帝国将士相提并论。”板垣征四郎自信地说道，“该部歼灭苏联军队是在新疆，由于地域等原因，情报人员尚无法获得确切消息。不过，应该是凭借兵力数量上优势得手的，毕竟苏联进入新疆的只有几千人。”
板垣说着，发现有关西北的情报确实有些不充分，心下打定主意要再派精干力量去西北。
“从人民军占据范围以及此前和其他中**队作战情况看，其总兵力应该在35万左右。该部有部分改自客机的轰炸机、运输机，但目前没有战斗机。整体看，若派去绥远的帝国将士不多，则该部会对帝**队构成威胁。”今村均又接着说道。
不管怎样，人民军是实打实地消灭了6千多苏军，打下了70架飞机，干掉了30辆坦克，仅凭这个战果，关东军高层就无法掉以轻心。别忘了，上半年的时候，涩各支队3千兵力可是让苏军给打得满地找牙地跑回来了。而能消灭苏军的人民军自然不会是好相与。
“板垣君、今村君，你们认为若要彻底消灭人民军，我们需要出动多少兵力？”植田谦吉一边心中思量，一边问道。
板垣和今村均相互看看，稍一斟酌，板垣便说道：“若是象现在这样，人民军分散各处，出动我部两个师团就足以将其各个击破。若是该部集结起来同帝**队抗衡，那应该需要3、4个师团。”
当初长城抗战，30万中**队被5万日军打败。在板垣看来，就算人民军战力超过其他中**队一倍，集中对抗的话，关东军最多出动4个师团足矣。
“板垣君，别忘了，即便经过上半年的补充，我部也只有6个师团！”植田谦吉提醒道，“我们不但要面对苏联人，还要应付国内那些人。在帝国没有准备充分、我部兵力得到加强并足以应对苏联压力之前，我们是无法向绥远大举出兵的！”
二?二六兵变被镇压下去才大半年时间，这个时候关东军是不好贸然“独行”的，更不能象当年九?一八那样，让军部来给其擅自行动背书。
“司令官，那我们出动多少兵力合适？”板垣有些不死心。
“除了此前派去的顾问，一个兵都不出！”植田谦吉决定道，“如果那个‘蒙古军政府’的部队能够在绥远有进展，在其宣布独立后，我部可跟进。但在此之前，一个兵都不派！”
稍一停顿，植田谦吉看看板垣和今村均脸上那掩饰不住的失望，又提点道：“过早与人民军对抗，那只会给苏蒙军队制造机会，这不符合帝国利益！”
随着植田谦吉定下关东军置身事外的调子，所谓“蒙古军政府”的乌合之众也就注定了覆灭的命运。
实际上，如果单是和德王、李守信、王英等总共不满两万的“部队”对抗，仅凭阎锡山的晋绥军就完全可以包打全场。南京、太原之所以为主动出击还是被动应战，以及增兵多少争论不休，不是德王、李守信、王英等部战力有多强，而是担心他们的主子——关东军。
不过，德王、李守信、王英等部并不清楚其主子态度的变化，依旧张狂不已。而绥远抗战打的也就是这帮认贼作父的汉奸、蒙奸，并没有日军直接参战。
11月初，伪蒙军开始由察北向绥远境内百灵庙、商都、南壕堑等地大举调动，意在进攻陶林、兴和与集宁，绥远军事形势顿形紧张。5日，德王又致电傅作义，为其发动的侵绥战争制造借口。8日，傅作义在复电中对德王作了驳斥。老蒋也致电德王，对其进行规劝和责备。但德王在关东军顾问的怂恿下依旧发动了对绥远的进攻。
11月11日，阎锡山以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的身份发布关于绥远作战序列的命令：
一、傅作义为晋绥剿匪军总指挥兼第1路军司令官，第1路所部为第35军，附第205旅（欠第407团）、独立第7旅，补充第10团并炮兵第21、第29团及小炮大队（欠第1、第3中队）
二、汤恩伯为第2路军司令官，指挥所部第13军，附第72师及炮兵第27团。
三、李服膺为第3路军司令官，指挥所部第68师，附炮兵第24团及小炮第1、第3中队。
四、王靖国为预备军司令官，指挥所部第70师（欠第205旅，该旅第407团由师直接指挥），附独立第8旅。
五、赵承绶为骑兵军司令官，门炳岳为副司令官，指挥骑兵第1师、第2师及第7师。
参战部队的主力由傅作义的第35军及赵承绶的骑兵军组成。第35军辖2个旅、6个团。该军和骑兵军各以一部驻绥东、绥北前线。王靖国率第70师驻绥西包头一带。李服膺率第68师集结于晋北高阳、天镇等地。汤恩伯率第13军由陕西过河到山西后，沿同蒲路向绥远开拔。
看上去，阎锡山调动的兵力不少，但实际上，参战的傅作义、赵承绶两部也就近两万兵力，基本上和伪蒙军持平。
不过，傅作义的指挥水平可不是德王、李守信、王英之辈能望其项背的。想当初，就连日本人在长城抗战的时候都没在傅作义手下讨得了好去，更何况这几位日本人的走狗？
有了西北提供的装甲汽车作为突击、追击利器，绥远战事比原来历史上进行的更为顺利。从11月15日开始，到12月8日结束，比原来历史上整整提前了11天结束。
就在国人为绥远抗战欢欣鼓舞的时候，西安事变却又发生了。不过，因人民军崛起西北，陕西境内情况复杂，这次西安事变与原本历史上的有了很大不同。
从27年老蒋清共、成立南京政府到现在，已快10年了。可10年时间里南京当局连原本钻山沟的**都没能消灭，从江西一路追到了陕北竟还没消停。
眼下西北竟又冒出个占据数省之地的民众党，而且这个民众党还以推翻党国统治为己任，其危害程度甚至还在目前的**之上，这一切都让老蒋感到震惊，也为党国的未来充满忧虑。
惊忧之外，气怒也就难免。民众党成立数年了，那个赵振中竟然还成了民众党主席，可南京在此之前竟没有得到任何可靠、有效的消息！再想想去年酆悌牵涉到刺汪一案，还有厉行社、复兴社中人的蜕化，老蒋对厉行社、复兴社原本寄予的厚望也就变成了失望。
不过，仔细想想，对西北那边的耳目不灵似乎也不能完全怪到两个社团身上。从成立后，两个社团就根据老蒋的指示，把力量集中用于对付**和防范华北日本人了，加上还要控制西南，西北那边没有进展也并不算奇怪。但出现这么大纰漏，责任自然不能由老蒋来负，而是下面办事不利。
实际上，西北出现个民众党，而且其主席还是赵振中，也让各界震动不小。尽管现在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西北的赵振中就是那个“赵孟尝”，但很多人已经相信两者肯定是同一个人。这从西北对灾民一贯的救助态度上就能得到佐证！
在中国古代，救灾基本上是官府的专利，私人施粥行善也只能是限制在一定范围和规模之内，而且，即便私人有能力也决不能成百上千的收留、安置灾民，特别是其中的青壮。否则，一个“收买人心、图谋不轨”的罪名很快就会落到行善者的头上，甚至整个家族人头落地也不稀奇。
民国以来，由于政府救灾无力，加之西风渐进、社会观念有很大改变，私人救灾乃至收留、安置灾民也就成了佳话。这也是朱庆澜能赈济灾民十几年，赵振中能以工代赈的前提所在。
老蒋现在有心下令对非政府组织的赈灾进行彻查，以免再出现赵振中式的人物，但这个念头只在他脑子里转了几圈就不得不放弃。
在这个时代，政府若不赈济灾民就已经是失职，若是再阻止民间救济，那这个政府非被万夫所指不可！何况，现在南京当局救灾不利、坐视川省灾情不顾就已经招致各方非议，颇失人心了，若再禁止非官方的赈灾活动，那民情汹涌之下，南京政府究竟还能稳当多久可就不好说了。
两广事变刚刚解决，西北又出了这样的大事。可西北方面先是抗击苏联、收复蒙西，现又大力救助川省灾民，赚足了民心、舆论，加上西北周边兵力不足，南京当局现在是既不能、也无力攻击西北。无奈之下，老蒋只能令各省地方谨防赈灾当中的异常，并指使报纸、电台抨击赵振中和西北“居心叵测，有预谋地割据地方，扰乱国家政局”。
对南京当局的指责，西北自然不甘示弱，通过电台、报纸对其一一加以驳斥。并发表社论公然抨击：“东三省沦陷于日寇之手已满五年，热河沦陷也三年有余，数年之内，但只见南京反动当局屈膝退让，未见其有丝毫恢复之举！今日寇增兵华北，新变在即，却仍只见南京退让！一退再退，南京反动当局必尽卖华夏故土与日寇方肯甘休吗？！
南京反动当局自己屈膝卖国，却给抗击苏联入侵、收复蒙西领土的西北政府和人民军冠以“居心叵测、扰乱国家”的罪名，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若抵抗外来侵略、维护国家领土成了居心叵测、扰乱国家，民众党及其领导下的西北政府和人民军宁愿国内处处皆如西北！若果真如此，曾经侵略过和正在侵略中国的列强必将寝食不安，又何至于眼下局面？！
自南京反动当局成立以来，对外屈膝退让，对内连年内战，债台高筑、惘顾民生。自长江大水至今，但见连年灾害损失严重，未闻南京反动当局有何得力防范、救助措施。今川、豫等省数千万灾民嗷嗷待哺，南京却坐视不理。而西北救助川省灾民却被南京诬为“居心叵测”，这南京当局究竟是何等样的政府？！又是何等样的反动？！
南京当局既不以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为己任，又置国内各省灾民生死于不顾，对于这样的反动政府，民众党及其领导下的各方力量，必为将其彻底推翻而奋斗到底，决无妥协余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南京反动政府的倒行逆施也注定了其必被历史淘汰的命运！”
西北对外抗击侵略、收复领土；对内赈济灾民、对抗南京，加上民众党及其领导下的西北政府和人民军所表现出来的实力，就象一洪水一样冲击着南京当局那破败不堪的堤坝，也冲击着国人的观念，并已经打开了不小的缺口。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当堤坝坍塌，国人也大都接受西北的观念时，也就是南京当局倒台的时候。
西北对南京的威胁，老蒋也自明白，不过，没等他对西北有什么针对性行动，南京当局又面临着新的难题。
10月19日，复国不久的兰芳共和国外长陈其尤发表讲话，希望能与中国政府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随即，兰芳委托南洋华人代表庄西言、李清泉等人经香港抵达内地，为中、兰建交奔走。
10月9日举行复国典礼后，在华美的协助下，兰芳于10月12日同德国建交。对德国政府而言，同兰芳建交既能获得华美公司有关青霉素等技术专利，又能得到石油、橡胶等战略物资，而代价则不过是与荷兰关系紧张点，这可是很划算的买卖，正扩充军备的希特勒政府自然不会拒绝。
通过复国之前就开始的一系列磋商，截至10月18日，兰芳又先后同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在美、英、澳等国看来，兰芳复国已成定局，在此情况下，同兰芳建立正常外交关系比对其限制更有利于维护南洋一带的稳定。
国际社会已陆续承认兰芳共和国，与兰芳同源的中国政府似乎更应该承认才是。别忘了，当年孙文可是公开赞扬海外华侨，称其为“革命胜利之母”。现在南京当局的华侨“母亲”在海外建国了，这帮“先总理”的徒子徒孙总要赶紧有所表示吧？可实际上，陈其尤的讲话和庄、李等人促进中、兰两国建交的举动却使得南京当局异常尴尬。
不承认吧？不光海外华人会对南京当局彻底失望，就是国内民众也会指责其“忘恩负义”，甚至南京当局的财政也会受到严重影响。海外华侨手中可有不少孙文时许诺的十倍以上利息的革命债券，一旦索要起来，恐怕南京政府的债台至少又要高上不少层。而且，南京当局还难以公然拒绝兑现。
可要承认吧？又等于在打南京当局和先总理的脸。陈炯明一介先总理“叛徒”，却能在海外打败荷兰人，开疆拓土，为海外华人赢得一栖身之地。对比之下，孙文当年口口声声出让满蒙与日本的言论，以及南京当局任凭日军占领东北、进逼华北而一味妥协退让的举动，这不是说党国连“叛徒”都不如么？
而且，若南京当局同兰芳建交，那等于肯定了陈炯明，否定了党国多年的宣传、否定了先总理的伟光正，势必会对国民党体系和南京政权造成极大的冲击。若南洋的这股台风再和西北的寒流结合起来，那南京当局可就相当于冬泳、桑拿一起上，乐子可就太大了！
老蒋和南京的要人们嘬着牙花子商量了几天，最终决定：既不拒绝，也不承认，以拖为上！当然，包括老蒋在内的大员们心中也明白，拖是拖不了多久的，可眼下也只能如此。
刚刚应付完眼前的难题，老蒋就不得不把注意力放在华北，放在绥远局势上。
在去年华北日军策动华北自治未竟全功后，深受“满蒙计划”影响的日本关东军便又开始策动内蒙德王制造独立，并筹谋统一内外蒙古，建立蒙古国。
受人民军年初进占蒙西地区的刺激，日本从36年春开始，加快了推动德王与李守信的伪蒙军合流，在察东成立了“察哈尔盟公署”和“蒙古军总司令部”，由德王自任总司令，李守信任副总司令。4月份，在日本的推动和帮助下，德王在锡盟乌珠沁右旗索王府召开了名为“内蒙古王公全体大会”，实为“蒙古建国会议”的分裂会议，公开提出了建立蒙古国的政治目标。5月12日，德王与李守信等更公开在化德成立了所谓“蒙古军政府”，德王亲任总裁，掌军政大权，李守信兼参谋部长，并聘日本人村谷彦治郎、山内等分任主席顾问及军事、财政、外交等顾问。
经过整合，“蒙古军政府”兵力有两个军、9个师，共约1万多人。第1军军长为李守信，下辖4个师和1个炮兵团，驻在张北一带；第2军军长由德王兼任，同样下辖4个师和1个炮兵团，驻在化德一带。另有1个师为警卫师。此外，原后套一带的土匪头子王英也纠集了一伙乌合之众，拼凑成了“大汉义军”。该部由王英任总司令，下辖4个旅，总兵力约有6千多人，驻尚义、商都一带。
在“蒙古建国”的战略目标中，日本关东军和伪蒙军自然不会忽略包含内蒙西部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在内的绥远。当德王和李守信准备就绪后，日本关东军和伪蒙军开展的第一步行动，就直指绥远。
10月，关东军制定了侵绥作战方案。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接任驻化德特务机关长，直接指挥伪军行动。11月5日，田中隆吉召集德王、李守信、王英等布置攻绥计划。决定兵分三路：李守信第1军部署于绥东兴和一带为左翼；德王第2军部署于绥北土木尔台以北地带，并以伪蒙军第7师进驻百灵庙为右翼；以王英军为主力，进攻红格尔图和土城子。计划先夺红格尔图，然后李守信和德王部从百灵庙和兴和同时出动，会同王英部一举攻占归绥市，再分兵进占绥东集宁和绥西包头及河套地区。而随着日军侵绥计划的实施，绥远抗战也就开始了。
对于日军和伪蒙军的异动，老蒋起初并未给予足够重视。在老蒋看来，日本人在察绥方向的动作更可能是为夺取外蒙，再进而北上攻击苏联做准备。毕竟，日俄之间的历史仇恨在那，日本又一直在叫嚣反苏、**，加上3月底的时候关东军又在苏军手里吃了不大不小一记闷亏，日军和伪蒙军的行动应该是日本在为报复苏蒙做准备。
此外，绥远的地势和现有兵力也使得攻易守难。绥远套内基本上是平原，又处于人民军南、西两个方向的钳制之下，形势很是不利。阴山、大青山以北的广大区域也是平原、沙漠地带，地域辽阔又处于伪蒙军的攻击范围内，形势同样不利。而在狼山—阴山—大青山以南、黄河以北的平原地带，虽然北有大山南有大河，可东西狭长，没有足够的兵力是防守不住的。
老蒋既希望日军入绥后转而向北对付苏联，好减轻南京当局的压力，又认为绥远形势不利，没有全面坚守的可能。因此，他电告阎锡山：“绥远守弃方针，弟意小敌来扰，则迎头歼灭之；若其大敌正式来攻，则扼要据守，并择最重要几个据点固守之，如能固守三个月之时间，则事无不成。故绥远不可全部放弃，亦不宜处处设防。”
老蒋相信，只要能在重要地点扼守上三个月，受到日本威胁的苏蒙军必然会有所动作，届时绥远局势也就自然缓解。
但当两广事变发生后，老蒋发现不仅桂系中有日本人的影子，就连华北的宋哲元、韩复榘也和桂系暗中有联系，意图共同反蒋。由此，老蒋便改变了此前绥远局势坐以待变的想法，转而认为必须遏制住蒙古德王谋求独立的企图。否则，一旦德王宣布内**立，河北宋哲元、山东韩复榘也都有可能脱离南京当局的控制。加上将**赶回陕北的山西，届时，不但整个黄河以北的局势会彻底靡乱，就是江淮之间也可能出问题。
意识到绥远不可轻失，而且还要借此震慑华北其他有离心倾向的地方势力，老蒋便连电太原，催促阎锡山增兵绥远。
但因老蒋此前由陈诚出任晋陕宁绥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架空阎锡山的举动，阎锡山对老蒋所言是不怎么相信的。再说，中央军在山西多的时候不增援绥远，现在关征麟等部调离去应付两广事变了，老蒋却让晋绥军增兵，这岂不是要借日本人的手来削弱晋绥军么？阎锡山才不想上当呢！
况且，**刚退回陕北不久，晋绥军正沿河防卫，根本就抽不出足够的兵力增援绥远。经过与晋绥将领反复商讨，阎锡山仍认为“如此增兵绥远，使山西空虚，非固根本计也。”
到7月份，伪蒙军对绥远的进犯渐有增大势头，而老蒋许诺的防务拨款却迟迟不见踪影，加上晋绥军兵力不足，阎锡山便和傅作义便连电老蒋告急。而这个时候，老蒋正忙于应付两广事变，根本就调不出兵力支援绥远！
没有兵力支援，可老蒋有电报来催。在电报里，他反复说明要避战必先迎战的道理。称：“对绥部署，弟以为必须速在第一线多置兵力，一以示我决心，一以使其不敢轻犯，万不可作势防御，错视对方犯绥之战略也。”“此时应敌必须深测其惟一心理，即彼不敢牺牲一语是也。如要有牺牲代价，则彼必不为。故我要避免牺牲，当先示其牺牲之决心”。甚至为了坚定阎锡山出兵的决心，老蒋还半劝诱半恐吓地说若阎锡山再不增兵绥远“下月中绥远必非我有，而晋亦不保矣。”其后，老蒋更是明确电告：“对绥增兵实不可犹豫，华北得失与存亡全在此举，务恳增足五师兵力于绥远前方，以挽危局。”
可任老蒋嘴皮磨破，阎锡山直到9月中旬仍是犹豫不决。日军已接连占领东三省与热河，并部分侵占察哈尔，加上5月份又大举增兵东北和平津一带，现在没人敢保证日本不会直接侵占绥远。
何况，阎锡山以前吃过老蒋不少苦头，生怕这次被老蒋借日本人的手削弱晋绥军。而且，晋绥军既要稳定晋、绥两省，又要沿河布防以免共军再次东进，兵力难免不足。特别是**张国焘、贺龙两部已经抵达陕北，会合后的**力量增加不少，加上物资缺乏，说不准会再来一次东征。这让阎锡山不得不加强沿河防范。再说，若是伪蒙军遭受了晋绥军打击，日本人直接出场找阎锡山开片怎么办？到时候恐怕老蒋又躲得远远的了。
老蒋想先发制人，打掉伪蒙军，去掉日本人伸向绥远的那只手，进而阻止日军可能的行动。而阎锡山则担心打了狼崽子，把老狼给招来，一旦惹恼了日本人，给其大规模军事介入提供了借口，倒霉的可是晋绥。
直到9月18日，中央军一个炮兵大队抵达绥远、10月中旬在陕西境内剿共的汤恩伯部又过河回到山西，阎锡山才开始着手准备增兵绥远。
面对绥远的局势变化，刚刚解决陇南不久的人民军也予以高度关注。尽管赵振中知道原本历史上绥远抗战的结果，但谁能肯定日本关东军那群渴望建立功勋的疯子们不会捣鼓出什么妖蛾子来？
为了增强晋绥军的信心，同时也为了震慑日本人，西北广播电台在10月22日播发民众党主席、人民军总司令赵振中的讲话录音：
“民众党、西北政府和人民军坚决反对南京卖国政府，但哪怕我们将来彼此间打个头破血流，那也是我们中国人内部的事情，是可以关起门来解决的！决不容外人插手！
眼下绥远局势动荡，敌对势力蠢蠢欲动，在此，我代表西北党政军郑重声明：绥远自古就是中国领土，民众党、西北政府和人民军决不容敌对势力破坏我国领土完整！我们更不会坐视绥远局势恶化！必要时人民军将动员一切力量对侵略势力予以坚决打击！人民军能消灭苏联人的飞机、坦克和大炮，更无惧于其他任何侵略势力！”
赵振中的讲话使国人对西北的认识又进了一步，称赞西北此举乃“大义所在”！“兄弟阋墙，外御其侮”，这句伴随着《诗经》流传了两、三千年的中国名言，现在又再一次得到了印证！
“果真是他的声音。真是想不到啊。”当从收音机里听到西北重复播出的赵振中讲话时，不少人如此惊叹。靠近西北这边的有正在太原的傅作义、陕南的于学忠，以及山西境内曾与赵振中相识的徐永昌、杨爱源等人；而在青岛，则是隋石卿、刘铨法等人。
而早就心里有数的阎锡山则心中放下了一块石头。有了赵振中的这番讲话，至少晋绥军不用担心吃大亏了。不过，让阎锡山和傅作义更为高兴的在后头。10月25日，驻绥远吉尔召一带的王靖国部上报阎锡山，人民军有36辆配属武器的装甲汽车和四车弹药奉送，并指明是交给绥远抗击日伪军作战用的。
当阎锡山听说每辆装甲汽车配属3挺重机枪、两门迫击炮，并可搭载20多人时，心中更是感叹。这些装备，别说晋绥军，就是中央军一个师也不见得有这么多。
“宜生，赵振中这个朋友你可没白交啊。”阎锡山笑道，“一听说你要打仗，武器装备可都运来了。手笔还不小啊。”
“阎公说笑了，我可没那么大的面子。”傅作义连忙说道，“这是那边交过来作战用的，可不是给我的。等作战结束，由阎公分派就是。”
傅作义的态度让阎锡山很是满意。
晋绥军这边得了西北口头和实际双重支持，心中有了不少底气。而东北关东军司令部里，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副参谋长今村均却面色凝重地向司令官植田谦吉分析有关西北的情况。
“从田中隆吉自化德方面发回的情报看，人民军现正自蒙古西部到绥远西部、宁夏北部构筑防线。从地域上看，若我军现在进入绥远，确实有引发人民军强烈反应的可能。而且，还将进一步刺激支那境内各方势力缓和其彼此矛盾，共同对抗帝**队。这将增加我军困难，带来不必要的损失。”今村均分析道。
“那个人民军的战力究竟如何？又是怎么对付苏联人的飞机、坦克的？”植田谦吉问道。
“在中**队中实力不错，但应无法与帝国将士相提并论。”板垣征四郎自信地说道，“该部歼灭苏联军队是在新疆，由于地域等原因，情报人员尚无法获得确切消息。不过，应该是凭借兵力数量上优势得手的，毕竟苏联进入新疆的只有几千人。”
板垣说着，发现有关西北的情报确实有些不充分，心下打定主意要再派精干力量去西北。
“从人民军占据范围以及此前和其他中**队作战情况看，其总兵力应该在35万左右。该部有部分改自客机的轰炸机、运输机，但目前没有战斗机。整体看，若派去绥远的帝国将士不多，则该部会对帝**队构成威胁。”今村均又接着说道。
不管怎样，人民军是实打实地消灭了6千多苏军，打下了70架飞机，干掉了30辆坦克，仅凭这个战果，关东军高层就无法掉以轻心。别忘了，上半年的时候，涩各支队3千兵力可是让苏军给打得满地找牙地跑回来了。而能消灭苏军的人民军自然不会是好相与。
“板垣君、今村君，你们认为若要彻底消灭人民军，我们需要出动多少兵力？”植田谦吉一边心中思量，一边问道。
板垣和今村均相互看看，稍一斟酌，板垣便说道：“若是象现在这样，人民军分散各处，出动我部两个师团就足以将其各个击破。若是该部集结起来同帝**队抗衡，那应该需要3、4个师团。”
当初长城抗战，30万中**队被5万日军打败。在板垣看来，就算人民军战力超过其他中**队一倍，集中对抗的话，关东军最多出动4个师团足矣。
“板垣君，别忘了，即便经过上半年的补充，我部也只有6个师团！”植田谦吉提醒道，“我们不但要面对苏联人，还要应付国内那些人。在帝国没有准备充分、我部兵力得到加强并足以应对苏联压力之前，我们是无法向绥远大举出兵的！”
二?二六兵变被镇压下去才大半年时间，这个时候关东军是不好贸然“独行”的，更不能象当年九?一八那样，让军部来给其擅自行动背书。
“司令官，那我们出动多少兵力合适？”板垣有些不死心。
“除了此前派去的顾问，一个兵都不出！”植田谦吉决定道，“如果那个‘蒙古军政府’的部队能够在绥远有进展，在其宣布独立后，我部可跟进。但在此之前，一个兵都不派！”
稍一停顿，植田谦吉看看板垣和今村均脸上那掩饰不住的失望，又提点道：“过早与人民军对抗，那只会给苏蒙军队制造机会，这不符合帝国利益！”
随着植田谦吉定下关东军置身事外的调子，所谓“蒙古军政府”的乌合之众也就注定了覆灭的命运。
实际上，如果单是和德王、李守信、王英等总共不满两万的“部队”对抗，仅凭阎锡山的晋绥军就完全可以包打全场。南京、太原之所以为主动出击还是被动应战，以及增兵多少争论不休，不是德王、李守信、王英等部战力有多强，而是担心他们的主子——关东军。
不过，德王、李守信、王英等部并不清楚其主子态度的变化，依旧张狂不已。而绥远抗战打的也就是这帮认贼作父的汉奸、蒙奸，并没有日军直接参战。
11月初，伪蒙军开始由察北向绥远境内百灵庙、商都、南壕堑等地大举调动，意在进攻陶林、兴和与集宁，绥远军事形势顿形紧张。5日，德王又致电傅作义，为其发动的侵绥战争制造借口。8日，傅作义在复电中对德王作了驳斥。老蒋也致电德王，对其进行规劝和责备。但德王在关东军顾问的怂恿下依旧发动了对绥远的进攻。
11月11日，阎锡山以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的身份发布关于绥远作战序列的命令：
一、傅作义为晋绥剿匪军总指挥兼第1路军司令官，第1路所部为第35军，附第205旅（欠第407团）、独立第7旅，补充第10团并炮兵第21、第29团及小炮大队（欠第1、第3中队）
二、汤恩伯为第2路军司令官，指挥所部第13军，附第72师及炮兵第27团。
三、李服膺为第3路军司令官，指挥所部第68师，附炮兵第24团及小炮第1、第3中队。
四、王靖国为预备军司令官，指挥所部第70师（欠第205旅，该旅第407团由师直接指挥），附独立第8旅。
五、赵承绶为骑兵军司令官，门炳岳为副司令官，指挥骑兵第1师、第2师及第7师。
参战部队的主力由傅作义的第35军及赵承绶的骑兵军组成。第35军辖2个旅、6个团。该军和骑兵军各以一部驻绥东、绥北前线。王靖国率第70师驻绥西包头一带。李服膺率第68师集结于晋北高阳、天镇等地。汤恩伯率第13军由陕西过河到山西后，沿同蒲路向绥远开拔。
看上去，阎锡山调动的兵力不少，但实际上，参战的傅作义、赵承绶两部也就近两万兵力，基本上和伪蒙军持平。
不过，傅作义的指挥水平可不是德王、李守信、王英之辈能望其项背的。想当初，就连日本人在长城抗战的时候都没在傅作义手下讨得了好去，更何况这几位日本人的走狗？
有了西北提供的装甲汽车作为突击、追击利器，绥远战事比原来历史上进行的更为顺利。从11月15日开始，到12月8日结束，比原来历史上整整提前了11天结束。
就在国人为绥远抗战欢欣鼓舞的时候，西安事变却又发生了。不过，因人民军崛起西北，陕西境内情况复杂，这次西安事变与原本历史上的有了很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