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希望之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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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陈先生，我听司徒老哥说南洋现在有华人几百万，他们在那里的状况究竟如何？其中又能有多少人会成为南洋建国行动的助力？”赵振中问道。
陈炯明思索片刻后，说道：“南洋现在华人具体数目不太清楚，但7、8百万人口应该还是有的。不过，这些华人居住地相对比较分散，从菲律宾、暹罗、马来半岛到婆罗洲、爪哇岛、西里伯斯岛等地方都有华人足迹。当然，在一些大城市里也往往有不少华人人口，比如巴达维亚城现在就有10多万华人，新加坡那边有60多万华人。”
“虽然有人在南洋发家，可就南洋华人的整体状况而言，现在仍然是低人一等，很多人依然在为求活命和温饱而奔波忙碌，苦啊！”
陈炯明沉默了片刻，又叹息着说道：“如果只是受歧视，工作劳苦的话，咬咬牙也就忍了。可南洋的那些列强却时不时公然抢劫、屠杀华人，甚至许多时候不但他们这样做，还挑动当地土著势力残害华人。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荷兰人。”
“有了这些历史上的教训在，尽管南洋有少数华人现在被列强势力所收买，还有不少人安于现状，但我想我们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反抗压迫的历史，只要给这些华人以新的希望，其中大多数人的血还是会重新热起来的。”
在历史上，华人虽然早在唐、宋时期就进入南洋一带居住、繁衍，明朝之后更是络绎不绝，按说那里现在该有有更多华人才是，可由于华人所特有的叶落归根的传统，很多到南洋谋生的人经常是获得足够的生活所需后就返回故里。加上去南洋的华人都被视为‘天朝弃民’，中国政府对南洋土著和西方殖民者肆意杀戮华人视而不见，导致南洋华人在近代以前并没有多少。在鸦片战争之前，有关南洋华人数量有这样两个数据：1820年的时候，西婆罗洲有华人15万；1832年，在菲律宾有几万名福建人。这在当时算是华人比较多的地方了。
打开中国向海外移民闸门的是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同英、法等国所签订的允许华工出洋的条约。在其后的七、八十年时间里，持续出现了华人出国的热潮。1893年清政府宣布废除海禁旧规，又导致出国人员暴增，大量华人进入美洲、非洲、澳洲等地，南洋靠近中国大陆，更是出国华工的首选之地。1890年，出使英、法、意、比四国的薛福成曾说过，每年到南洋的华工有10余万人。以去往后世印尼境内的华人为例，1870年的时候，印尼有华人26万，到1900年的时候达到年时间增长了一倍。而南洋华人的总体数量1890年为300万人，1906年达到400多万人。从19世纪60年代以后的七、八十年时间里，华人象潮水一样，汹涌澎湃的进入南洋各地。
在这段时间里，由于国内民众生活日渐窘迫，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下南洋谋生。华侨出国的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分布之广、遭遇之苦，均属前所未有。究其原因，不外是国内、国外两方面。在国内，由于清王朝及其后的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战乱不断、民不聊生，许多民众出国谋求生路；在国外，由于西方列强对殖民地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和急需大量廉价劳动力从事开发。因此，一批批“契约华工”被贩卖出洋，成为这个时期中国移民的主要方式。这种贩卖活动始于18世纪末。19世纪中期清政府答应华工出洋后达到**，20世纪初趋于衰落。在这百十多年里，中国约有700万人被贩卖到世界各地，也奠定了华侨遍布世界各地的格局。到20世纪初的时候，全世界华侨总数约六百三十万多人，其中南洋华侨约近四百二十万人。
进入20世纪后的这近30年时间里，由于国内战乱不断，而一战后南洋经济又出现热潮，内外因素结合，又导致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向南洋一带新的移民潮。这些中国移民主要集中在20年代移出，从1918年到1931年间，仅汕头、香港两地出境的移民就达到380万人。当然，在1930年之后，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南洋经济萧条，华侨谋生不易，加上中原大战后国内局势大体上还算平定，出现了华侨归国大于出国的局面。
不过，现在有了赵振中等人和致公党人在南洋联合推动的建国计划，未来几年内南洋华人数量的增减情况尚处于未知状态。
南洋华人遭遇之苦，并不仅仅是说要他们要为谋求活命而忙碌，为解决温饱而奔波，他们还随时可能会被列强势力或者当地土著肆意杀戮。后世的印尼曾在建国后制造了一系列的惨案，从1945年11月泗水惨案、1946年3月的万隆惨案、1946年6月文登惨案、1946年8月山口洋惨案、1946年9月巴眼亚底惨案、1947年1月巨港惨案到1965年开始的全国性排华，以1974年由反日运动引起的排华骚乱、1978年雅加达由学生示威引发的**骚乱、1980年11月中爪哇的排华暴动，还有1998年5月、2000年5月那两次让全世界华人愤怒的排华暴乱。一次次的惨案，一次次的排华运动，印尼华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苦难，被当地土著肆意烧杀淫掠。可以说，印尼华人的历史就是一部斑斑血泪史！
其实，不光印尼华人史是血泪史，整个南洋地区的华人史，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部血泪史。远在印尼建国之前，南洋的华人就已经饱尝了列强和当地土著所施加的各种迫害。
1603年，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禁止华人开采金矿。华人据理力争，却被屠杀两万多人；1639年菲律宾华人又被屠杀近两万，幸存华人被强迫信奉天主教，并须交纳高额人头税；1662年西班牙人又因郑成功收复台湾而迁怒当地华人，进行第三次大屠杀。这一次几乎把当地华人杀尽。
174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对爪哇岛巴达维亚的华人社区突然进行疯狂抢劫屠杀。一万多的华人，幸存者不过百余人。大量受难者尸体被扔进河中，使河水为之变红，史称“红河惨案”。
1853年婆罗洲的荷兰殖民者和当地土著因嫉妒开采金矿的华人，突然向华人发动暴力袭击。三万多华人及其家属妇孺全数被杀，无一幸免……
1884年，荷兰人与当地土著侵入婆罗洲上由华人建立的兰芳共和国。兰芳共和国虽进行了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其残余势力逃至苏门答腊。只是，由于仍害怕清政府作出反应，荷兰并未公开宣称已占领兰芳地区，而是另立了一个傀儡以便进行统治。直到1912年清朝灭亡、中华民国成立后，荷兰才正式宣布对兰芳地区的占领。
……
赵振中在以前世界曾因到海外执行任务而对印尼和南洋一带华人的历史进行过大致了解，虽不能说对南洋华人20世纪后所遭遇的劫难了如指掌，可对那些典型的历史事件还是基本清楚的。
在赵振中看来，尽管历史上南洋和印尼华人曾因财产和阶级划分等原因在大陆建国后偏向于偏居一隅的国民党政府，但凭着南洋华人在抗战中对祖国大陆无私奉献的历史功绩，以及其后在国内建设上所提供的帮助，中央政府就绝不应该以“不干涉别国内政”为由对印尼华人的遭遇视而不见！从历史上算起来的话，大陆对南洋华人亏欠良多。
正是考虑到要改变南洋华人的历史遭遇，以及为将来的中国拓展影响范围等多种因素，赵振中等人才提出了南洋建国方案，并鼎力相助致公党来施行。毕竟，致公党从洪门算起的话，在南洋一带也是有深远历史影响的。
听了陈炯明的大致介绍，对照自己以前了解过的历史情况，赵振中也不禁为南洋华人的境遇而摇头叹息。整顿心绪之后，赵振中又建议道：“我觉得除了我们在各自的产业中培养技术工人之外，最好能在开辟基地的时候一并建立几所初级学校，以教授各建设人员读书识字，扫除文盲。以便为将来建国行动培养专门人才奠定基础。”
“可能的话，陈先生不妨也建设一所军事类学校，以培养部队所需要的各级指挥人员。蒋中正从24年出任黄埔军校校长，到26年北伐，中间不过两年多的时间，我们用4年左右的时间，差不多也能培养出10多万部队的初级指挥官。”
“当然，建国行动所需要的是多种人才。只要有了充足的人才，我们南洋建国行动就有了希望。而南洋建国成功的话，那海外华人和大陆国人，也会多了一份希望。”
“另外，‘南洋建国’这个字样太过敏感，容易引起他人注意，为了保密起见，陈先生最好能为这个方案起个别的名字称呼。”
“是啊。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人才的培养确实很重要。”陈炯明点头说道，“至于建国方案的别称，我看就叫‘希望之光’。我们救助灾民，是带给他们一份希望，实施南洋建国方案则不光是给他们，也是给我们自己，以及海外华人和国内同胞一份希望。”
“光明和希望……这个名字不错。”赵振中点头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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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了，陈先生，我听司徒老哥说南洋现在有华人几百万，他们在那里的状况究竟如何？其中又能有多少人会成为南洋建国行动的助力？”赵振中问道。
陈炯明思索片刻后，说道：“南洋现在华人具体数目不太清楚，但7、8百万人口应该还是有的。不过，这些华人居住地相对比较分散，从菲律宾、暹罗、马来半岛到婆罗洲、爪哇岛、西里伯斯岛等地方都有华人足迹。当然，在一些大城市里也往往有不少华人人口，比如巴达维亚城现在就有10多万华人，新加坡那边有60多万华人。”
“虽然有人在南洋发家，可就南洋华人的整体状况而言，现在仍然是低人一等，很多人依然在为求活命和温饱而奔波忙碌，苦啊！”
陈炯明沉默了片刻，又叹息着说道：“如果只是受歧视，工作劳苦的话，咬咬牙也就忍了。可南洋的那些列强却时不时公然抢劫、屠杀华人，甚至许多时候不但他们这样做，还挑动当地土著势力残害华人。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荷兰人。”
“有了这些历史上的教训在，尽管南洋有少数华人现在被列强势力所收买，还有不少人安于现状，但我想我们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反抗压迫的历史，只要给这些华人以新的希望，其中大多数人的血还是会重新热起来的。”
在历史上，华人虽然早在唐、宋时期就进入南洋一带居住、繁衍，明朝之后更是络绎不绝，按说那里现在该有有更多华人才是，可由于华人所特有的叶落归根的传统，很多到南洋谋生的人经常是获得足够的生活所需后就返回故里。加上去南洋的华人都被视为‘天朝弃民’，中国政府对南洋土著和西方殖民者肆意杀戮华人视而不见，导致南洋华人在近代以前并没有多少。在鸦片战争之前，有关南洋华人数量有这样两个数据：1820年的时候，西婆罗洲有华人15万；1832年，在菲律宾有几万名福建人。这在当时算是华人比较多的地方了。
打开中国向海外移民闸门的是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同英、法等国所签订的允许华工出洋的条约。在其后的七、八十年时间里，持续出现了华人出国的热潮。1893年清政府宣布废除海禁旧规，又导致出国人员暴增，大量华人进入美洲、非洲、澳洲等地，南洋靠近中国大陆，更是出国华工的首选之地。1890年，出使英、法、意、比四国的薛福成曾说过，每年到南洋的华工有10余万人。以去往后世印尼境内的华人为例，1870年的时候，印尼有华人26万，到1900年的时候达到年时间增长了一倍。而南洋华人的总体数量1890年为300万人，1906年达到400多万人。从19世纪60年代以后的七、八十年时间里，华人象潮水一样，汹涌澎湃的进入南洋各地。
在这段时间里，由于国内民众生活日渐窘迫，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下南洋谋生。华侨出国的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分布之广、遭遇之苦，均属前所未有。究其原因，不外是国内、国外两方面。在国内，由于清王朝及其后的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战乱不断、民不聊生，许多民众出国谋求生路；在国外，由于西方列强对殖民地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和急需大量廉价劳动力从事开发。因此，一批批“契约华工”被贩卖出洋，成为这个时期中国移民的主要方式。这种贩卖活动始于18世纪末。19世纪中期清政府答应华工出洋后达到**，20世纪初趋于衰落。在这百十多年里，中国约有700万人被贩卖到世界各地，也奠定了华侨遍布世界各地的格局。到20世纪初的时候，全世界华侨总数约六百三十万多人，其中南洋华侨约近四百二十万人。
进入20世纪后的这近30年时间里，由于国内战乱不断，而一战后南洋经济又出现热潮，内外因素结合，又导致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向南洋一带新的移民潮。这些中国移民主要集中在20年代移出，从1918年到1931年间，仅汕头、香港两地出境的移民就达到380万人。当然，在1930年之后，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南洋经济萧条，华侨谋生不易，加上中原大战后国内局势大体上还算平定，出现了华侨归国大于出国的局面。
不过，现在有了赵振中等人和致公党人在南洋联合推动的建国计划，未来几年内南洋华人数量的增减情况尚处于未知状态。
南洋华人遭遇之苦，并不仅仅是说要他们要为谋求活命而忙碌，为解决温饱而奔波，他们还随时可能会被列强势力或者当地土著肆意杀戮。后世的印尼曾在建国后制造了一系列的惨案，从1945年11月泗水惨案、1946年3月的万隆惨案、1946年6月文登惨案、1946年8月山口洋惨案、1946年9月巴眼亚底惨案、1947年1月巨港惨案到1965年开始的全国性排华，以1974年由反日运动引起的排华骚乱、1978年雅加达由学生示威引发的**骚乱、1980年11月中爪哇的排华暴动，还有1998年5月、2000年5月那两次让全世界华人愤怒的排华暴乱。一次次的惨案，一次次的排华运动，印尼华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苦难，被当地土著肆意烧杀淫掠。可以说，印尼华人的历史就是一部斑斑血泪史！
其实，不光印尼华人史是血泪史，整个南洋地区的华人史，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部血泪史。远在印尼建国之前，南洋的华人就已经饱尝了列强和当地土著所施加的各种迫害。
1603年，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禁止华人开采金矿。华人据理力争，却被屠杀两万多人；1639年菲律宾华人又被屠杀近两万，幸存华人被强迫信奉天主教，并须交纳高额人头税；1662年西班牙人又因郑成功收复台湾而迁怒当地华人，进行第三次大屠杀。这一次几乎把当地华人杀尽。
174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对爪哇岛巴达维亚的华人社区突然进行疯狂抢劫屠杀。一万多的华人，幸存者不过百余人。大量受难者尸体被扔进河中，使河水为之变红，史称“红河惨案”。
1853年婆罗洲的荷兰殖民者和当地土著因嫉妒开采金矿的华人，突然向华人发动暴力袭击。三万多华人及其家属妇孺全数被杀，无一幸免……
1884年，荷兰人与当地土著侵入婆罗洲上由华人建立的兰芳共和国。兰芳共和国虽进行了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其残余势力逃至苏门答腊。只是，由于仍害怕清政府作出反应，荷兰并未公开宣称已占领兰芳地区，而是另立了一个傀儡以便进行统治。直到1912年清朝灭亡、中华民国成立后，荷兰才正式宣布对兰芳地区的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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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振中在以前世界曾因到海外执行任务而对印尼和南洋一带华人的历史进行过大致了解，虽不能说对南洋华人20世纪后所遭遇的劫难了如指掌，可对那些典型的历史事件还是基本清楚的。
在赵振中看来，尽管历史上南洋和印尼华人曾因财产和阶级划分等原因在大陆建国后偏向于偏居一隅的国民党政府，但凭着南洋华人在抗战中对祖国大陆无私奉献的历史功绩，以及其后在国内建设上所提供的帮助，中央政府就绝不应该以“不干涉别国内政”为由对印尼华人的遭遇视而不见！从历史上算起来的话，大陆对南洋华人亏欠良多。
正是考虑到要改变南洋华人的历史遭遇，以及为将来的中国拓展影响范围等多种因素，赵振中等人才提出了南洋建国方案，并鼎力相助致公党来施行。毕竟，致公党从洪门算起的话，在南洋一带也是有深远历史影响的。
听了陈炯明的大致介绍，对照自己以前了解过的历史情况，赵振中也不禁为南洋华人的境遇而摇头叹息。整顿心绪之后，赵振中又建议道：“我觉得除了我们在各自的产业中培养技术工人之外，最好能在开辟基地的时候一并建立几所初级学校，以教授各建设人员读书识字，扫除文盲。以便为将来建国行动培养专门人才奠定基础。”
“可能的话，陈先生不妨也建设一所军事类学校，以培养部队所需要的各级指挥人员。蒋中正从24年出任黄埔军校校长，到26年北伐，中间不过两年多的时间，我们用4年左右的时间，差不多也能培养出10多万部队的初级指挥官。”
“当然，建国行动所需要的是多种人才。只要有了充足的人才，我们南洋建国行动就有了希望。而南洋建国成功的话，那海外华人和大陆国人，也会多了一份希望。”
“另外，‘南洋建国’这个字样太过敏感，容易引起他人注意，为了保密起见，陈先生最好能为这个方案起个别的名字称呼。”
“是啊。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人才的培养确实很重要。”陈炯明点头说道，“至于建国方案的别称，我看就叫‘希望之光’。我们救助灾民，是带给他们一份希望，实施南洋建国方案则不光是给他们，也是给我们自己，以及海外华人和国内同胞一份希望。”
“光明和希望……这个名字不错。”赵振中点头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