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希望之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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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兄弟的这个建议不错，我们会好好考虑的。”陈炯明颔首说道。
在陈炯明等人原来的想法中，所谓的致公党整合就是从致公堂遴选出符合条件的精干人员组成致公党各部门，以统一领导南洋建国行动。那些不符合条件的人员将依然留在致公堂各堂口下。且经过此次挑选后，无论堂内、堂外，凡要加入致公党的人员都必须符合致公党经过修改后的条件，并通过一定期限的考验才可以。这样的话，至少能提高致公党不少战斗力。
而赵振中的建议，则是让致公党隐身幕后指挥南洋建国行动。这样做的话，一是有利于保证美洲致公党不会因南洋建国行动受到冲击；二是有利于增加致公党的活动余地。不过，赵振中的这个建议虽然有利于南洋建国行动，但对扩大致公党的影响力不利。当然，所谓的不利也只是一定期限内的事情，等兰芳共和国重新建立，致公党走上台前的时候，其影响力肯定会大大增强。
致公党最终会采取何种方式，那就要看陈炯明等致公党大佬决定了。
“对了，竞存，你们从香港过来，国内这半年来的情势怎样？要是向南洋移民300万的话，国内能有那么多人愿意过去吗？”司徒美堂问道。
提及国内，陈炯明黯然长叹一声，说道：“国内不要说300万人，就是翻两番的人口都有。下南洋至少还有条活路，可国内那些灾民、难民无衣无食，只能等死。已经有不少地方传出吃人的传闻了。”
“吃人？政府就不管？”司徒美堂高声惊问道。
“嘿！管？他们不趁火打劫就算烧高香了。那些当官的何曾把民众放在眼里？”陈炯明惨笑道，“虽说南京政府在8月份就派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去陕西视察灾情。可于右任两手空空地过去，那边又是冯玉祥的地盘，那些草头王谁会买于右任的帐？我到美国之前已经听到传闻，说把人口从陕西卖到山西，不但陕西政府要收税，山西政府也要收税。这不等于是冯玉祥同阎锡山合伙在做人口买卖吗？”
“南京政府说是想管，可只听口号，不见实际行动。一来灾情最严重的甘肃、陕西、绥远等省是冯玉祥、阎锡山的地盘，中央政府的力量根本就进不去；二来今年国内闹灾的省份实在太多，等待救济的灾民也太多，凭南京政府那点家底根本就经不起折腾。三来，南京那边还有些人把这次天灾当作削弱冯玉祥、阎锡山的好机会呢，怎么会真的拿真金白银换粮食去救助北方受灾的百姓？在那些中央大员眼里，这可是资敌啊。”
陈炯明并不清楚陕西、山西两省有关人口买卖的具体情况，但其所说却是历史事实。陕西旅平赈务会委员曾报告说，在1929、1930两年内，从陕西向山西卖出的儿女，仅风陵渡一地，有据可查的就有40多万人。除了陕西政府收税外，山西对人口买卖依每人5元的标准收取，仅风陵渡一地，在人口买卖中就为山西财政贡献了近200万大洋。
陕西旅平赈务会的这份报告中所涉及到的情况，曾被于右任在1931年1月9日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上的报告上引用。而于右任的这份报告又在国民党《中央党务月刊》上公开刊载。
“这些王八蛋！”听了陈炯明所说的情况，司徒美堂须发皆张地怒骂道，“这样的政府还留着干什么？！简直就是祸害！”
“老兄弟，就别为那些混帐东西生气了。我们还是尽力做好我们眼前的事情，争取早日能在南洋建国，也好为海内外的华人提供一个能够安居的家园。”黄三德在旧金山的时候曾听去国内探亲的人回来说过有关情况，相对要平静一些。
赵振中、周恬、周昊三人在以前世界中都曾在甘肃、陕西生活过，虽然对具体灾情不了解，不过三人或者在部队或者在学校接受革命史教育时，都大致听说过那段历史。因此，三人现在虽然心情也很沉重，可也算是比较平静。
“陈先生，那国内受灾灾民到底有多少？有没有一个可靠的统计数字？受灾省份都有哪些？”赵振中心情沉重地问道。
陈炯明长叹一声说道：“国内现在具体有多少灾民，还真没有具体统计数字。不过，从一些公开报道来看，仅灾情严重地区的灾民就至少有三千多万，其他灾情较轻的就无法统计了。灾情严重的甘肃、陕西等地的具体报道我还不了解，我就说一下我知道的安徽、绥远等地的灾情，赵兄弟就明白了。”
“今年安徽遭受了旱灾、蝗灾、水灾的一共有41个市县，《民国日报》公开报道说安徽今年有灾民500多万。而绥远，今年遭受了地震、旱灾、山洪、风霜等灾害，单论受灾人口数量的话，绥远不如其他省份灾民多，可若说受灾严重程度的话，绥远很可能是今年国内受灾最严重的省份。《民国日报》曾报道说绥远省共有人口250万左右，而灾民就有190多万，占了近80%。其灾情严重到大人吃小孩，活人吃死尸，至于吃树皮草根的，则根本不稀奇。南京政府派人去调查过，各国传教士也曾先后进入绥远调查，都认为绥远灾情之重，居华北第一。”
“另外，《大公报》曾报道说，山西有灾民600多万；四川仅川北阆中等县，灾民就有800多万人，有以死人为食的。光安徽、山西、绥远、四川这四个省的灾民数量就超过了2100万，这还不算甘肃、陕西等灾情严重的地区。而今年国内受灾严重的省份一共有19个，你说今年国内会有多少灾民？”
“19个省份？”赵振中难以置信地问道。
“没错！19个省份！这还不包括日本人占据的台湾和英国人占据的香港等地。”陈炯明肯定道，“赵兄弟所在的山东省也在这19个省的范围内，只不过我对山东灾情的具体情况并不了解。”
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的这场自然灾害，远比陈炯明从报道上了解到情况严重。在当时的中国，由于长期的战乱，各地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水利系统，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近乎于零。甚至拥有“黄河百害，唯利一套”的绥远省都因旱灾、涝灾而导致近80%的民众衣食无着。1929年，23岁的埃得加?斯诺曾随灾情调查团进入绥远调查当地灾情。在斯诺的笔下，他用“死寂”一词来描述灾区的氛围：没有绿色，树木光秃秃，连树皮也被剥净了。路边横着骷髅似的死尸，没有肌肉，稍有一点肉的立即被吞噬掉了，骨头脆如蛋壳。所见尽是些已经不能称之为人的活尸首……
在甘肃、陕西、绥远、山西、河北等地形成了一个纵横千里的超大的受灾区域，也是一个充满饥饿的区域。区域内饥饿的人们无力走出纵横千里的饥饿圈，只好卖儿女卖婆姨卖自己。佳县黄河岸边渡口是卖人的市场，陕北人向山西人卖自己的亲骨肉。骨瘦如柴的男女老少黑压压一片，没有哭泣，没有离愁，只有刻骨剜心的饥饿。等在这里的出卖自己的人们都盼望快有人来把自己领走，卖不出去的人只能就地饿死在那里，最后甚至连人贩子也饿死了。而后来者又黑压压地来到尸体边继续等死。很多饱受饥荒缺衣无食的少女，半裸着身子被装上运牲口的货车运往上海的妓院。这就是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零年华北西北大饥荒的一角。
在当时，买卖妇女儿童在当时几乎成为一种合法的经营。冯玉祥所部控制的各县县城包括省城西安在内，街道上公开设有人市市场。被卖儿童或妇女身插草标，明码标价。妇女价格每人二、三元不等，儿童格则要更低一些。当时粮价飞涨，小麦每斗价格在5到8元之间，有的地方甚至涨到每斗12元。那些被卖妇女儿童的身价，尚不及斗麦的三分之一！很多妇女为了活命，只好自卖自身，分文不取，甚至自称“谁引我，紧相连，不要银子不要钱”。
从山西、河南蜂拥而至的人贩子，成群结队地将低价收买到的大批妇女孺运出潼关，重利出售。陕西省政府表面上通令各县禁贩人口、查拿人贩，但实际上这种禁令只是官样文章，一纸空文。因为陕西省政府辖下就按人头对人口买卖收税！许多人贩手持的卖身文契，就是由当地的县府官吏代书代写的，官府为此收费一元二元不等。命阳县县长窦建章派其妻弟唐放民踞守夏阳渡，名为查拿人贩子，实则抽人头税。妇女每人过境需缴纳出省费10元于20元。
当时关中通往潼关的大道上，饥民载途，哭声震野，许多妇女儿童，饿毙在出逃的途中。路旁的浅沟和田野里，饿殍随处可见。绥边县一妇女，丈夫饿死在家中，她抱着刚满3岁的儿子丢在路旁的河滩上，自己只身奔逃。“儿子哭追于后，其母回身将儿子抱起抛搠河中，大恸而去”。礼泉县灾民王某，与妻带一子一女出逃。是夜与其他灾民共宿一破庙之中。夜半妻自卖自身，随另一灾民逃走，次日王觅妻不得，知有变，子女不见其母，大号。王愤怒甚，一手抱子，一手抱女，投田野枯井之中而亡。
泱泱华夏，炎黄子孙，其状竟惨烈至此！
天灾**，惨象惊人！从白山黑水到南疆边陲，从东海之摈到甘肃沙漠，整个中国几乎就是一个巨大的难民营！而在这巨大的难民营除了那些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的底层民众外，其中却也不乏为富不仁、囤积居奇的奸商！不乏身居显要，漠视民众生死的高官达人！不乏在灯红酒绿、醉生梦死中却粉饰歌舞升平的精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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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了，竞存，你们从香港过来，国内这半年来的情势怎样？要是向南洋移民300万的话，国内能有那么多人愿意过去吗？”司徒美堂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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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炯明并不清楚陕西、山西两省有关人口买卖的具体情况，但其所说却是历史事实。陕西旅平赈务会委员曾报告说，在1929、1930两年内，从陕西向山西卖出的儿女，仅风陵渡一地，有据可查的就有40多万人。除了陕西政府收税外，山西对人口买卖依每人5元的标准收取，仅风陵渡一地，在人口买卖中就为山西财政贡献了近200万大洋。
陕西旅平赈务会的这份报告中所涉及到的情况，曾被于右任在1931年1月9日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上的报告上引用。而于右任的这份报告又在国民党《中央党务月刊》上公开刊载。
“这些王八蛋！”听了陈炯明所说的情况，司徒美堂须发皆张地怒骂道，“这样的政府还留着干什么？！简直就是祸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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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生，那国内受灾灾民到底有多少？有没有一个可靠的统计数字？受灾省份都有哪些？”赵振中心情沉重地问道。
陈炯明长叹一声说道：“国内现在具体有多少灾民，还真没有具体统计数字。不过，从一些公开报道来看，仅灾情严重地区的灾民就至少有三千多万，其他灾情较轻的就无法统计了。灾情严重的甘肃、陕西等地的具体报道我还不了解，我就说一下我知道的安徽、绥远等地的灾情，赵兄弟就明白了。”
“今年安徽遭受了旱灾、蝗灾、水灾的一共有41个市县，《民国日报》公开报道说安徽今年有灾民500多万。而绥远，今年遭受了地震、旱灾、山洪、风霜等灾害，单论受灾人口数量的话，绥远不如其他省份灾民多，可若说受灾严重程度的话，绥远很可能是今年国内受灾最严重的省份。《民国日报》曾报道说绥远省共有人口250万左右，而灾民就有190多万，占了近80%。其灾情严重到大人吃小孩，活人吃死尸，至于吃树皮草根的，则根本不稀奇。南京政府派人去调查过，各国传教士也曾先后进入绥远调查，都认为绥远灾情之重，居华北第一。”
“另外，《大公报》曾报道说，山西有灾民600多万；四川仅川北阆中等县，灾民就有800多万人，有以死人为食的。光安徽、山西、绥远、四川这四个省的灾民数量就超过了2100万，这还不算甘肃、陕西等灾情严重的地区。而今年国内受灾严重的省份一共有19个，你说今年国内会有多少灾民？”
“19个省份？”赵振中难以置信地问道。
“没错！19个省份！这还不包括日本人占据的台湾和英国人占据的香港等地。”陈炯明肯定道，“赵兄弟所在的山东省也在这19个省的范围内，只不过我对山东灾情的具体情况并不了解。”
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的这场自然灾害，远比陈炯明从报道上了解到情况严重。在当时的中国，由于长期的战乱，各地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水利系统，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近乎于零。甚至拥有“黄河百害，唯利一套”的绥远省都因旱灾、涝灾而导致近80%的民众衣食无着。1929年，23岁的埃得加?斯诺曾随灾情调查团进入绥远调查当地灾情。在斯诺的笔下，他用“死寂”一词来描述灾区的氛围：没有绿色，树木光秃秃，连树皮也被剥净了。路边横着骷髅似的死尸，没有肌肉，稍有一点肉的立即被吞噬掉了，骨头脆如蛋壳。所见尽是些已经不能称之为人的活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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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买卖妇女儿童在当时几乎成为一种合法的经营。冯玉祥所部控制的各县县城包括省城西安在内，街道上公开设有人市市场。被卖儿童或妇女身插草标，明码标价。妇女价格每人二、三元不等，儿童格则要更低一些。当时粮价飞涨，小麦每斗价格在5到8元之间，有的地方甚至涨到每斗12元。那些被卖妇女儿童的身价，尚不及斗麦的三分之一！很多妇女为了活命，只好自卖自身，分文不取，甚至自称“谁引我，紧相连，不要银子不要钱”。
从山西、河南蜂拥而至的人贩子，成群结队地将低价收买到的大批妇女孺运出潼关，重利出售。陕西省政府表面上通令各县禁贩人口、查拿人贩，但实际上这种禁令只是官样文章，一纸空文。因为陕西省政府辖下就按人头对人口买卖收税！许多人贩手持的卖身文契，就是由当地的县府官吏代书代写的，官府为此收费一元二元不等。命阳县县长窦建章派其妻弟唐放民踞守夏阳渡，名为查拿人贩子，实则抽人头税。妇女每人过境需缴纳出省费10元于20元。
当时关中通往潼关的大道上，饥民载途，哭声震野，许多妇女儿童，饿毙在出逃的途中。路旁的浅沟和田野里，饿殍随处可见。绥边县一妇女，丈夫饿死在家中，她抱着刚满3岁的儿子丢在路旁的河滩上，自己只身奔逃。“儿子哭追于后，其母回身将儿子抱起抛搠河中，大恸而去”。礼泉县灾民王某，与妻带一子一女出逃。是夜与其他灾民共宿一破庙之中。夜半妻自卖自身，随另一灾民逃走，次日王觅妻不得，知有变，子女不见其母，大号。王愤怒甚，一手抱子，一手抱女，投田野枯井之中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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