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期青岛租借地与复辟活动[转]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重大进步。但是，失去权力的前清王公亲贵、封建官吏等势力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他们潜匿于外国在华租界，勾结外国势力、封建军阀和其他反动势力，密谋策划，企图推翻民国政权，复辟清王朝。在民国初建的几年间，策划发动了多起复辟事件。由于全国人民的反对，这些违背历史潮流和人民意愿的复辟逆流如同袁世凯的“洪宪帝制”一样遭到彻底失败。但应当看到，这些复辟活动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和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综观民国初年的复辟活动，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均与外国在华租界有直接关系。由于外国租界在中国所处的“国中之国”的特殊地位，使得大批前清官员、亲贵在清朝灭亡后潜逃外国租界，寻求帝国主义势力的庇护。惊魂初定后，这些封建遗老便以租界为根据地，策划复辟清王朝的阴谋计划。由于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反动势力的支持，复辟势力日渐扩大，遂演出了多次复辟丑剧。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青岛始终是封建复辟势力的大本营，民国初年的几次重要复辟活动，均是在德国殖民统治下的青岛租界内策划的。不仅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民国初年的中国政治风云之变幻，亦与青岛有密切关系，而上述活动同时也与德国对华政策有着重大关系。
一、前清封建遗老与外国租界
武昌起义刚刚爆发，一些有“预见”的清朝官吏、王公贵族即已开始作亡命准备，向外国在华租界转移财产、家小，以备清朝灭亡后的藏身之地。而部分官员如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等则早在武昌起义后不久即逃入德国统治下的青岛租界，寻求德国保护。面对汹涌的革命洪流，一部分王公贵族和官吏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组织“宗社党”对抗革命。“宗社党”成员包括清王室成员、满族亲贵和汉族官吏等，首领有恭亲王溥伟、肃亲王善耆和大臣锡良、良弼等。“宗社党”坚决主张镇压革命，反对清帝逊位。
清王朝灭亡后，清朝官员如鸟兽散。一部分官员投机革命，摇身一变成了民国官员。一部分不愿做“贰臣”，携带家人财产潜赴租界隐匿。如庆亲王奕助逃入天津英租界；肃亲王善耆逃入日本占据的前俄国大连租界；郑孝胥等潜遁上海公共租界；恭亲王溥伟及大臣徐世昌、周馥、赵尔巽等避入德国占据的青岛租界。另外，在香港及汉口等租借地内亦聚有不少清朝官吏。在上述各租借地内，唯有青岛聚集的前清官员最多，官阶亦最高，是前清遗老最为集中的地区。
青岛之所以成为前清封建遗老的聚集地，与德国对华政策尤其是德国青岛殖民当局的政策、措施有直接关系。辛亥革命后，同为君主制的德国对清王朝的灭亡甚为同情，遂力加保护这些清朝官吏。同时，正为缺乏建设资金而头疼的青岛殖民当局极为重视前清朝的赃官大吏们口袋中的巨款，认为是吸纳中国资金以弥补其经费严重不足局面的最佳渠道，遂修改歧视华人的政策，吸引和保护这些前清官员到青岛购地居住。这些保护措施对于这些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前清官员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加之青岛环境优美、气候宜人、交通便利，遂被遗老们选为最安全、最理想的栖息地，纷纷迁居青岛，购地筑室，作长乐居，过起了寓公生活。而当其生命财产无虞和惊魂初定后，出于对革命与共和的仇恨和对前清王朝的眷恋，这些封建遗老们便聚集、联络起来，共商复辟清王朝的“大计”，掀起了复辟倒退的逆流。
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在1913年赴青岛调查遗老和“宗社党”的复辟活动情况后，向日本军部报告说：“在青岛居住的‘宗社党’主要人物有恭亲王、吴郁生（前军机大臣）、张人骏（两江总督）、吕海寰（兵部尚书）、于式枚（邮传部侍郎）、刘廷琛（北京大学堂监督）、周馥（两江总督）、余则达、赵尔巽（东三省总督）、李经羲（云贵总督）、胡建枢、李经迈、朱镇琪、徐世光、肖应椿、李家驹、周学熙、李德顺、洪述祖、徐世昌。以上除徐世昌、洪述祖、李德顺外，均与恭亲王密切往来。目前在青岛大兴建筑，前清大官、宗室为购买土地作永久居住的打算。”
其实，在青岛的前清遗老远不止宗方小太郎所说的20人。另据资料，尚有前清直隶总督陈燮龙、前弼德院副院长邹嘉束、前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以及大臣载沣、那桐、劳乃宣、陈毅、岑春煊、王宝田、胡思敬、温肃、商衍鎏等人。辛亥革命后在陕甘地区长期指挥武装暴乱反抗民国的前清陕甘总督升允在失败后亦潜逃青岛，加上后来潜匿青岛的康有为、张勋等，总计督抚以上的宗社党人和遗老大员不下数十人，加上道、府、州、县等中下级官吏，其数量更为庞大。可以说，青岛是辛亥革命后封建遗老最集中的地区。
除上述遗老外，青岛也是一些民国的失势官僚、军阀的避难所，如二次革命前的湖南都督谭延?被袁世凯免职后即避居青岛。受袁世凯之命策划刺杀国民党领袖宋教仁而被通缉的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亦潜入青岛避匿。后来为袁世凯称帝而奔走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以及虽做了民国的长江巡阅使但仍不剪辫的“辫帅”张勋等亦在青岛购房居住过。但就数量而言，前清遗老在青岛占有绝对优势。后来，这批遗老中的部分人“下山”、“出岛”，当了民国的官僚，成了所谓的“贰臣”。而留在青岛的遗老则大部分参与了复辟清王朝的活动。
二、癸丑复辟
“宗社党”及其他势力的复辟活动，从1912年清室退位后不久即开始了。复辟势力主要在西北地区，有前清陕甘总督升允指挥的“勤王军”发动的武装叛乱势力；在东北和内蒙地区亦有复辟势力活动；另外，则是隐匿于青岛、天津、大连、上海等外国租界内的前清遗老，以及如张勋等手握大权，名为民国将领实则蓄谋恢复清朝的军阀。复辟活动的据点是青岛、上海，而青岛更是其复辟大本营。各地的复辟势力均奉恭亲王溥伟为领袖，经常来青岛汇报策划，请示机宜。可以说，民国初年，青岛实际上成为封建复辟活动的大本营。
溥伟是当年协助慈禧政变上台的恭亲王奕诉之孙。奕诉去世后，由溥伟承袭恭亲王爵位，成为清王室中最年轻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被奉为“宗社党”首领之一。1912年溥伟逃入青岛后，即在德国庇护下，积极联络各地复辟势力，积极策划复辟活动，并与日本势力勾结，共谋恢复清室。溥伟的活动得到中外反动势力支持，被各地复辟势力奉为领袖。德、日势力支持和同情其复辟活动，对溥伟甚为重视。1913年，日人宗方小太郎潜赴青岛与溥伟面商日本支持复辟清王朝之事。
除溥伟外，参与复辟活动的主要骨干分子还有青岛的刘廷琛、劳乃宣、于式枚、陈毅、王宝田等人。上海方面有郑孝胥、恽祖祁父子、沈曾植等人，但势力和影响力远不如青岛。上述复辟骨干中尤以刘廷琛最为积极，作用最大。刘廷琛在前清曾任京师大学堂监督、学部副大臣等职。1912年初逃入青岛后，购地筑楼，题名曰“潜楼”，自号“潜楼老人”，每以复辟清室为己任，成为复辟的核心人物。溥伟在青岛密谋策划“匡复”清室的复辟大计，刘廷琛首先参与，并“主用前署江督张公勋兵”作为推翻民国、恢复清王朝的基本武装力量。
张勋当时盘踞徐州，手下官兵仍留长辫，以示不忘清王朝，故成为复辟分子争取和依仗的主要对象。刘廷琛正是看重了这一武装势力的重要作用才力主争取张勋参与复辟活动的。为此，刘廷琛“奔走于张公军间，期以癸丑之春举济南而集议于潜楼”。经过一年的策划、奔走、联络，终于在青岛刘廷琛的“潜楼”内制定了于癸丑年（1913年）春天武装起事，复辟清王朝的军事政治计划。
溥伟、刘廷琛等复辟骨干认为：“共和政体不适于中国国情；革命以来的方针措施，有百害无一利，人心恶共和而眷恋前朝。”这种分析是基于袁世凯篡夺政权后，排挤、压制南方革命势力，导致南北关系不洽，政局不稳。遂认定人心思清，是复辟起事的大好时机。而且他们经过一年多的联络、拉拢，已经掌握了一定的军事力量。这些力量除了升允在西北的“勤王军”外，主力是盘踞在徐州、兖州一带的前清两江总督张勋的定武军和驻扬州一带的徐宝山的第二军。另外，还有山东兖州镇守使田中玉部和驻山东的陆军第五师张怀芝部中部分同情复辟势力的官兵，另有东北的张作霖部。据“宗社党”人分析：张勋部有“兵力12000人，有枪不过8000人”。徐宝山“部下有2万兵力，亦不乏财力。两部兵力总数号称4万，张作霖的兵力，尚不计算在内”。上海复辟势力亦对驻江苏之松江、江阴、南京、苏州等地军队进行联络、拉拢。因此，溥伟等在对形势作过分析后，认为倒袁（世凯）复清完全可以实现，因而对癸丑起事充满了信心。
癸丑复辟计划是溥伟、刘廷琛等在青岛秘密制定的。溥伟采纳刘廷琛建议，计划用张勋军为主力，联合山东、江苏各军举事。武装起事的发动时间定于中历癸丑三月一日（公历1913年4月7日）。其具体部署是：届时，由兖州镇守使田中玉首先率部起事，控制铁路线，继由张勋率军沿津浦铁路北上，与第五师会合，攻取济南，控制山东，其他各省复辟势力则随之响应。如此，则清室可复，大业可成。
为保证计划按期实施，溥伟派陈毅、于式枚起草讨袁（世凯）复清（王朝）檄文；派刘廷琛、陈毅等联络张勋；派胡嗣瑗、温肃等联络、争取冯国璋；派胡思敬赴兖州联络田中玉，催促田中玉按期发动复辟武装叛乱。
正当计划顺利实施，叛乱即将发动之时，不料事前泄露，檄为袁世凯所得。袁世凯立即采取对策，使复辟举事计划无法实施，癸丑复辟计划夭折流产。被复辟势力引为同党的田中玉是袁世凯的老部下，与袁关系较密切，并无反袁复清的意图和决心，只因其与张勋军同驻一地（兖州），迫于张勋的淫威和形势，才不得不与张勋及复辟势力虚意应付，表示唯张勋马首是瞻，拥护溥伟的复辟活动，背地里却将复辟势力的癸丑复辟计划密告袁世凯。当时袁世凯正勾结帝国主义，密谋武装镇压南方资产阶级革命势力，未料到溥伟等复辟势力发展如此迅速，在获得“宗社党”人密谋起事的情报后，大为震惊。因为这些复辟活动牵涉北洋军队和军政要人甚多，稍有不慎将酿成北洋军阀势力分裂，危及袁的政权。深谙权谋的袁世凯遂用权术解决此事，表面上装着毫不知情，对冯国璋、张勋等极力拉拢，对其加官晋爵，重金收买，授张勋为定武上将军，并派张勋盟兄、袁世凯亲信阮忠枢前往兖州，以高官厚禄为诱饵劝说张勋放弃复清计划，脱离复辟势力，服从袁世凯。同时，密令山东督军靳云鹏在济南严加戒备，控制局势，并派军队将兖州至济南间的铁路挖断，以阻止张勋军北上；另外，下令通缉各地复辟分子，并派密探潜赴青岛，监督侦察恭亲王溥伟，并准备对刘廷琛、陈毅等采用非常手段。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遂使复辟势力的军事计划无法实施。张勋见计划泄露，济南有备，且惑于袁世凯的拉拢，遂放弃兵变计划，表示忠于袁世凯。“癸丑之役”未能发动便告流产。不久，二次革命发生，袁世凯采用“以毒攻毒”的手段，派冯国璋、张勋率军南下进攻革命势力。6月，徐宝山在扬州被人暗杀，复辟势力又丧失一员有武装力量的干将，从而再也无力组织军事复清行动。长期精心谋划并期望甚殷的癸丑复辟活动至此完全失败。
三、“甲寅复辟年”真相
癸丑复辟失败后，溥伟等并未死心，继续联络、组织“宗社党”和各种复辟势力，企图再次发动复辟。为此，溥伟制定新计划，“拟在济南汉口、上海、广东、南京等七个地方，设立机关”，“确信三年必可恢复社稷”。而袁世凯经过癸丑复辟的惊吓后，对于溥伟等人的活动极为关注，严密侦查、防范，致函溥伟，以威胁的口气命他“解散其党徒，若不听从，当即逮捕并处以严刑，且停拨皇室优待费”。同时，派人潜入青岛，侦查溥伟行踪。溥伟对袁的停止复清的要求虽予拒绝，但慑于袁世凯的威胁，不得不收敛其活动，并请求青岛德国当局加强其安全保卫。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控制了南方各省，其统治势力遍及全国，气焰更加嚣张。在这种形势下，复辟活动益加困难，不得不更为隐蔽，甚至一度销声匿迹。但进入1914年后，中国的政治空气发生重大变化，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掀起了尊孔读经、复古倒退的逆流。在这种氛围下，许多前清遗老纷纷“下山”、“出岛”，当了民国的官员。而“恢复帝制、还政清室”的舆论也一时间甚嚣尘上，在中国政坛刮起了一股强劲的复辟之风，从而使当时的中国政治和社会舞台披上了一层极为怪异奇特的帷幕。
策动这场帝制运动的所谓“有力者”不是别人，正是窃国大盗袁世凯。自从镇压了二次革命，清除了资产阶级革命势力后的袁世凯利令智昏，妄图改变国体，当中华帝国皇帝。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袁世凯大力倡导尊孔读经，复古倒退。袁世凯命人制礼作乐，恢复旧礼制。还亲赴天坛、孔庙祭天祀孔，仪式形同帝王，为帝制运动鸣锣开道。
除广造帝制舆论外，袁世凯还特别重视对前清遗老的招纳。青岛为遗老聚居集中之地，自然首当其冲。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即多次派专使赴青岛游说遗老们出岛赴京，“共筹国是”。而前清太傅徐世昌、前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前清云贵总督李经羲、前清两江总督周馥等均系袁世凯的同僚、好友，更是招纳重点。1914年袁世凯制订新约法，将国务院改为政事堂，总理改为国务卿，以此作为恢复帝制先声。袁世凯派徐世昌的前秘书吴笈荪专程到青岛敦请徐到北京就任国务卿。赵尔巽出任了清史馆馆长，李经羲则担任了政治会议的议长，周馥虽未出岛，却让其儿子周学熙（前清官员）出岛就任了财政总长。袁世凯为更多地网罗前清遗老，特设了参政院，任命了70名参政，其中有著名遗老瞿鸿礼、吕海寰、于式枚、周学熙、赵尔巽、李经羲、锡良、劳乃宣等数十人。不久，袁世凯又全面恢复封建官制，将官员分为卿（上、中、下）、大夫（上、中、下）、士（上、中、下）三级九等。在袁世凯发布的授卿令中，上卿仅徐世昌一人，中卿加上卿衔者三人：赵尔巽、李经羲、梁敦彦（均为前清尚书、总督）。中卿和少卿中，遗老和君主立宪派亦占多数。更令前清遗老鼓舞的是：“相国”徐世昌上任伊始，“即通令规定：凡文武官吏在清朝所任大小官职，一律列入履历，与在民国的经历同样视为资历”。袁世凯、徐世昌的上述行为，使得前清孤臣孽子们兴高采烈。帝制运动似乎已经是万事俱备，只差拥戴一个皇帝上台而已。
对于袁世凯的上述复古动作的目的和动机，许多人士以为是袁世凯不忘故主，志在“归大政于清室”。一般遗老和局外人认定袁世凯本意就是要复辟清王朝，遂拼命鼓吹恢复帝制还政清室的论说。首揭复辟大旗，鼓吹“还政清室”者，就是在青岛当“寓公”的复辟骨干、前清遗老劳乃宣，刘延琛、周馥等起而呼应，青岛遂再次成为复辟清王朝的活动中心。劳乃宣于1914年7月撰写了《共和续解》，连同以前之《共和正解》合刊成书，名为《共和正续解》，其主旨是否定共和制，主张恢复封建帝制，还政于清室。劳乃宣对袁世凯寄予厚望，在书中吹捧袁世凯“有伊尹之志”，希望袁世凯仿效辅佐商汤的伊尹来辅佐宣统，兴复清王室。劳乃宣建议袁世凯制定宪法，10年后还政于“宣统皇帝”。该书刊印后劳乃宣分送“当道知交”和遗老，并托赵尔巽将《共和正续解》“代呈项城”。袁世凯收下书与信后，未作表示。劳乃宣又致书徐世昌，请徐说服袁世凯。徐世昌受托向袁世凯转达劳乃宣的建议后，老奸巨滑的袁世凯对“还政”一事仍不加可否，但要徐世昌约请劳乃宣到北京出任“参政”以表示优容前清耆旧之意。此事传开后，遗老们更对袁世凯欲“还政清室”之说坚信不移。
正当帝制运动进入**之际，政治形势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恢复帝制”固然是袁世凯的根本心愿，但“还政清室”却非其本意，他需要的是自己当皇帝而不是迎宣统复辟。遗老们“还政清室”的复辟活动的升温，不但有损袁世凯的称帝野心，也使中国政局产生混乱，不利于其统治，并危及政权的稳固。因此，袁世凯认为需要弹压一下这股复辟清王朝的风气。同年11月，夏寿康呈文，要求“严行查禁复辟论说”。袁世凯将呈文批交“内务部查办”。当袁世凯下令查禁复辟谬说时，劳乃宣正在济南活动，闻讯立即东下，再次进入已被日本占领的青岛避风。其他或避战火或游说复辟的遗老们也纷纷回到青岛，继续策划其复辟清王朝的活动。所谓“甲寅复辟”就此收场。
甲寅复辟流产后，复辟势力对依靠袁世凯恢复清室已不抱希望，再次将复辟希望寄托在张勋身上。1915年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改制称帝，当上“洪宪皇帝”，从而证明了他在甲寅年策动帝制运动的本意。在举国人民反对下，袁世凯众叛亲离，急怒交加，仅做了83天的皇帝梦，即告毙命，中国再度陷入动乱。复辟势力遂利用这一混乱乘机沉渣再起，策划新的复辟计划。在刘廷琛、康有为、张勋等人的策划和日本势力支持下，于1917年再次上演了一出复辟闹剧，即张勋复辟（因事发于中历丁巳年，故又称“丁巳复辟”）。这次复辟活动，大本营由青岛移往张勋盘踞的徐州，但其核心集团仍以青岛的遗老为主，其中尤以刘廷琛作用最大。张勋将前清逊帝宣统（溥仪）抬出后，宣布清王朝复辟，大封“功臣”，青岛籍之遗老多受重赏，授以高官。但由于复辟不得人心，张勋复辟仅仅7天即告失败，祸首张勋逃入荷兰使馆躲藏，康有为、刘廷琛等复辟骨干被通缉，再次逃入青岛避难。从此以后，这些遗老们虽然仍念念不忘恢复清室，幻想宣统皇帝重新上台，但已力不从心，活动能力大减，遗老们或亡或散，青岛作为复辟大本营的作用逐渐消失。到1922年中国政府收回青岛主权后，复辟势力终于完全结束了其活动。
(本文转引自：山东省情网)
综观民国初年的复辟活动，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均与外国在华租界有直接关系。由于外国租界在中国所处的“国中之国”的特殊地位，使得大批前清官员、亲贵在清朝灭亡后潜逃外国租界，寻求帝国主义势力的庇护。惊魂初定后，这些封建遗老便以租界为根据地，策划复辟清王朝的阴谋计划。由于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反动势力的支持，复辟势力日渐扩大，遂演出了多次复辟丑剧。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青岛始终是封建复辟势力的大本营，民国初年的几次重要复辟活动，均是在德国殖民统治下的青岛租界内策划的。不仅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民国初年的中国政治风云之变幻，亦与青岛有密切关系，而上述活动同时也与德国对华政策有着重大关系。
一、前清封建遗老与外国租界
武昌起义刚刚爆发，一些有“预见”的清朝官吏、王公贵族即已开始作亡命准备，向外国在华租界转移财产、家小，以备清朝灭亡后的藏身之地。而部分官员如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等则早在武昌起义后不久即逃入德国统治下的青岛租界，寻求德国保护。面对汹涌的革命洪流，一部分王公贵族和官吏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组织“宗社党”对抗革命。“宗社党”成员包括清王室成员、满族亲贵和汉族官吏等，首领有恭亲王溥伟、肃亲王善耆和大臣锡良、良弼等。“宗社党”坚决主张镇压革命，反对清帝逊位。
清王朝灭亡后，清朝官员如鸟兽散。一部分官员投机革命，摇身一变成了民国官员。一部分不愿做“贰臣”，携带家人财产潜赴租界隐匿。如庆亲王奕助逃入天津英租界；肃亲王善耆逃入日本占据的前俄国大连租界；郑孝胥等潜遁上海公共租界；恭亲王溥伟及大臣徐世昌、周馥、赵尔巽等避入德国占据的青岛租界。另外，在香港及汉口等租借地内亦聚有不少清朝官吏。在上述各租借地内，唯有青岛聚集的前清官员最多，官阶亦最高，是前清遗老最为集中的地区。
青岛之所以成为前清封建遗老的聚集地，与德国对华政策尤其是德国青岛殖民当局的政策、措施有直接关系。辛亥革命后，同为君主制的德国对清王朝的灭亡甚为同情，遂力加保护这些清朝官吏。同时，正为缺乏建设资金而头疼的青岛殖民当局极为重视前清朝的赃官大吏们口袋中的巨款，认为是吸纳中国资金以弥补其经费严重不足局面的最佳渠道，遂修改歧视华人的政策，吸引和保护这些前清官员到青岛购地居住。这些保护措施对于这些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前清官员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加之青岛环境优美、气候宜人、交通便利，遂被遗老们选为最安全、最理想的栖息地，纷纷迁居青岛，购地筑室，作长乐居，过起了寓公生活。而当其生命财产无虞和惊魂初定后，出于对革命与共和的仇恨和对前清王朝的眷恋，这些封建遗老们便聚集、联络起来，共商复辟清王朝的“大计”，掀起了复辟倒退的逆流。
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在1913年赴青岛调查遗老和“宗社党”的复辟活动情况后，向日本军部报告说：“在青岛居住的‘宗社党’主要人物有恭亲王、吴郁生（前军机大臣）、张人骏（两江总督）、吕海寰（兵部尚书）、于式枚（邮传部侍郎）、刘廷琛（北京大学堂监督）、周馥（两江总督）、余则达、赵尔巽（东三省总督）、李经羲（云贵总督）、胡建枢、李经迈、朱镇琪、徐世光、肖应椿、李家驹、周学熙、李德顺、洪述祖、徐世昌。以上除徐世昌、洪述祖、李德顺外，均与恭亲王密切往来。目前在青岛大兴建筑，前清大官、宗室为购买土地作永久居住的打算。”
其实，在青岛的前清遗老远不止宗方小太郎所说的20人。另据资料，尚有前清直隶总督陈燮龙、前弼德院副院长邹嘉束、前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以及大臣载沣、那桐、劳乃宣、陈毅、岑春煊、王宝田、胡思敬、温肃、商衍鎏等人。辛亥革命后在陕甘地区长期指挥武装暴乱反抗民国的前清陕甘总督升允在失败后亦潜逃青岛，加上后来潜匿青岛的康有为、张勋等，总计督抚以上的宗社党人和遗老大员不下数十人，加上道、府、州、县等中下级官吏，其数量更为庞大。可以说，青岛是辛亥革命后封建遗老最集中的地区。
除上述遗老外，青岛也是一些民国的失势官僚、军阀的避难所，如二次革命前的湖南都督谭延?被袁世凯免职后即避居青岛。受袁世凯之命策划刺杀国民党领袖宋教仁而被通缉的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亦潜入青岛避匿。后来为袁世凯称帝而奔走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以及虽做了民国的长江巡阅使但仍不剪辫的“辫帅”张勋等亦在青岛购房居住过。但就数量而言，前清遗老在青岛占有绝对优势。后来，这批遗老中的部分人“下山”、“出岛”，当了民国的官僚，成了所谓的“贰臣”。而留在青岛的遗老则大部分参与了复辟清王朝的活动。
二、癸丑复辟
“宗社党”及其他势力的复辟活动，从1912年清室退位后不久即开始了。复辟势力主要在西北地区，有前清陕甘总督升允指挥的“勤王军”发动的武装叛乱势力；在东北和内蒙地区亦有复辟势力活动；另外，则是隐匿于青岛、天津、大连、上海等外国租界内的前清遗老，以及如张勋等手握大权，名为民国将领实则蓄谋恢复清朝的军阀。复辟活动的据点是青岛、上海，而青岛更是其复辟大本营。各地的复辟势力均奉恭亲王溥伟为领袖，经常来青岛汇报策划，请示机宜。可以说，民国初年，青岛实际上成为封建复辟活动的大本营。
溥伟是当年协助慈禧政变上台的恭亲王奕诉之孙。奕诉去世后，由溥伟承袭恭亲王爵位，成为清王室中最年轻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被奉为“宗社党”首领之一。1912年溥伟逃入青岛后，即在德国庇护下，积极联络各地复辟势力，积极策划复辟活动，并与日本势力勾结，共谋恢复清室。溥伟的活动得到中外反动势力支持，被各地复辟势力奉为领袖。德、日势力支持和同情其复辟活动，对溥伟甚为重视。1913年，日人宗方小太郎潜赴青岛与溥伟面商日本支持复辟清王朝之事。
除溥伟外，参与复辟活动的主要骨干分子还有青岛的刘廷琛、劳乃宣、于式枚、陈毅、王宝田等人。上海方面有郑孝胥、恽祖祁父子、沈曾植等人，但势力和影响力远不如青岛。上述复辟骨干中尤以刘廷琛最为积极，作用最大。刘廷琛在前清曾任京师大学堂监督、学部副大臣等职。1912年初逃入青岛后，购地筑楼，题名曰“潜楼”，自号“潜楼老人”，每以复辟清室为己任，成为复辟的核心人物。溥伟在青岛密谋策划“匡复”清室的复辟大计，刘廷琛首先参与，并“主用前署江督张公勋兵”作为推翻民国、恢复清王朝的基本武装力量。
张勋当时盘踞徐州，手下官兵仍留长辫，以示不忘清王朝，故成为复辟分子争取和依仗的主要对象。刘廷琛正是看重了这一武装势力的重要作用才力主争取张勋参与复辟活动的。为此，刘廷琛“奔走于张公军间，期以癸丑之春举济南而集议于潜楼”。经过一年的策划、奔走、联络，终于在青岛刘廷琛的“潜楼”内制定了于癸丑年（1913年）春天武装起事，复辟清王朝的军事政治计划。
溥伟、刘廷琛等复辟骨干认为：“共和政体不适于中国国情；革命以来的方针措施，有百害无一利，人心恶共和而眷恋前朝。”这种分析是基于袁世凯篡夺政权后，排挤、压制南方革命势力，导致南北关系不洽，政局不稳。遂认定人心思清，是复辟起事的大好时机。而且他们经过一年多的联络、拉拢，已经掌握了一定的军事力量。这些力量除了升允在西北的“勤王军”外，主力是盘踞在徐州、兖州一带的前清两江总督张勋的定武军和驻扬州一带的徐宝山的第二军。另外，还有山东兖州镇守使田中玉部和驻山东的陆军第五师张怀芝部中部分同情复辟势力的官兵，另有东北的张作霖部。据“宗社党”人分析：张勋部有“兵力12000人，有枪不过8000人”。徐宝山“部下有2万兵力，亦不乏财力。两部兵力总数号称4万，张作霖的兵力，尚不计算在内”。上海复辟势力亦对驻江苏之松江、江阴、南京、苏州等地军队进行联络、拉拢。因此，溥伟等在对形势作过分析后，认为倒袁（世凯）复清完全可以实现，因而对癸丑起事充满了信心。
癸丑复辟计划是溥伟、刘廷琛等在青岛秘密制定的。溥伟采纳刘廷琛建议，计划用张勋军为主力，联合山东、江苏各军举事。武装起事的发动时间定于中历癸丑三月一日（公历1913年4月7日）。其具体部署是：届时，由兖州镇守使田中玉首先率部起事，控制铁路线，继由张勋率军沿津浦铁路北上，与第五师会合，攻取济南，控制山东，其他各省复辟势力则随之响应。如此，则清室可复，大业可成。
为保证计划按期实施，溥伟派陈毅、于式枚起草讨袁（世凯）复清（王朝）檄文；派刘廷琛、陈毅等联络张勋；派胡嗣瑗、温肃等联络、争取冯国璋；派胡思敬赴兖州联络田中玉，催促田中玉按期发动复辟武装叛乱。
正当计划顺利实施，叛乱即将发动之时，不料事前泄露，檄为袁世凯所得。袁世凯立即采取对策，使复辟举事计划无法实施，癸丑复辟计划夭折流产。被复辟势力引为同党的田中玉是袁世凯的老部下，与袁关系较密切，并无反袁复清的意图和决心，只因其与张勋军同驻一地（兖州），迫于张勋的淫威和形势，才不得不与张勋及复辟势力虚意应付，表示唯张勋马首是瞻，拥护溥伟的复辟活动，背地里却将复辟势力的癸丑复辟计划密告袁世凯。当时袁世凯正勾结帝国主义，密谋武装镇压南方资产阶级革命势力，未料到溥伟等复辟势力发展如此迅速，在获得“宗社党”人密谋起事的情报后，大为震惊。因为这些复辟活动牵涉北洋军队和军政要人甚多，稍有不慎将酿成北洋军阀势力分裂，危及袁的政权。深谙权谋的袁世凯遂用权术解决此事，表面上装着毫不知情，对冯国璋、张勋等极力拉拢，对其加官晋爵，重金收买，授张勋为定武上将军，并派张勋盟兄、袁世凯亲信阮忠枢前往兖州，以高官厚禄为诱饵劝说张勋放弃复清计划，脱离复辟势力，服从袁世凯。同时，密令山东督军靳云鹏在济南严加戒备，控制局势，并派军队将兖州至济南间的铁路挖断，以阻止张勋军北上；另外，下令通缉各地复辟分子，并派密探潜赴青岛，监督侦察恭亲王溥伟，并准备对刘廷琛、陈毅等采用非常手段。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遂使复辟势力的军事计划无法实施。张勋见计划泄露，济南有备，且惑于袁世凯的拉拢，遂放弃兵变计划，表示忠于袁世凯。“癸丑之役”未能发动便告流产。不久，二次革命发生，袁世凯采用“以毒攻毒”的手段，派冯国璋、张勋率军南下进攻革命势力。6月，徐宝山在扬州被人暗杀，复辟势力又丧失一员有武装力量的干将，从而再也无力组织军事复清行动。长期精心谋划并期望甚殷的癸丑复辟活动至此完全失败。
三、“甲寅复辟年”真相
癸丑复辟失败后，溥伟等并未死心，继续联络、组织“宗社党”和各种复辟势力，企图再次发动复辟。为此，溥伟制定新计划，“拟在济南汉口、上海、广东、南京等七个地方，设立机关”，“确信三年必可恢复社稷”。而袁世凯经过癸丑复辟的惊吓后，对于溥伟等人的活动极为关注，严密侦查、防范，致函溥伟，以威胁的口气命他“解散其党徒，若不听从，当即逮捕并处以严刑，且停拨皇室优待费”。同时，派人潜入青岛，侦查溥伟行踪。溥伟对袁的停止复清的要求虽予拒绝，但慑于袁世凯的威胁，不得不收敛其活动，并请求青岛德国当局加强其安全保卫。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控制了南方各省，其统治势力遍及全国，气焰更加嚣张。在这种形势下，复辟活动益加困难，不得不更为隐蔽，甚至一度销声匿迹。但进入1914年后，中国的政治空气发生重大变化，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掀起了尊孔读经、复古倒退的逆流。在这种氛围下，许多前清遗老纷纷“下山”、“出岛”，当了民国的官员。而“恢复帝制、还政清室”的舆论也一时间甚嚣尘上，在中国政坛刮起了一股强劲的复辟之风，从而使当时的中国政治和社会舞台披上了一层极为怪异奇特的帷幕。
策动这场帝制运动的所谓“有力者”不是别人，正是窃国大盗袁世凯。自从镇压了二次革命，清除了资产阶级革命势力后的袁世凯利令智昏，妄图改变国体，当中华帝国皇帝。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袁世凯大力倡导尊孔读经，复古倒退。袁世凯命人制礼作乐，恢复旧礼制。还亲赴天坛、孔庙祭天祀孔，仪式形同帝王，为帝制运动鸣锣开道。
除广造帝制舆论外，袁世凯还特别重视对前清遗老的招纳。青岛为遗老聚居集中之地，自然首当其冲。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即多次派专使赴青岛游说遗老们出岛赴京，“共筹国是”。而前清太傅徐世昌、前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前清云贵总督李经羲、前清两江总督周馥等均系袁世凯的同僚、好友，更是招纳重点。1914年袁世凯制订新约法，将国务院改为政事堂，总理改为国务卿，以此作为恢复帝制先声。袁世凯派徐世昌的前秘书吴笈荪专程到青岛敦请徐到北京就任国务卿。赵尔巽出任了清史馆馆长，李经羲则担任了政治会议的议长，周馥虽未出岛，却让其儿子周学熙（前清官员）出岛就任了财政总长。袁世凯为更多地网罗前清遗老，特设了参政院，任命了70名参政，其中有著名遗老瞿鸿礼、吕海寰、于式枚、周学熙、赵尔巽、李经羲、锡良、劳乃宣等数十人。不久，袁世凯又全面恢复封建官制，将官员分为卿（上、中、下）、大夫（上、中、下）、士（上、中、下）三级九等。在袁世凯发布的授卿令中，上卿仅徐世昌一人，中卿加上卿衔者三人：赵尔巽、李经羲、梁敦彦（均为前清尚书、总督）。中卿和少卿中，遗老和君主立宪派亦占多数。更令前清遗老鼓舞的是：“相国”徐世昌上任伊始，“即通令规定：凡文武官吏在清朝所任大小官职，一律列入履历，与在民国的经历同样视为资历”。袁世凯、徐世昌的上述行为，使得前清孤臣孽子们兴高采烈。帝制运动似乎已经是万事俱备，只差拥戴一个皇帝上台而已。
对于袁世凯的上述复古动作的目的和动机，许多人士以为是袁世凯不忘故主，志在“归大政于清室”。一般遗老和局外人认定袁世凯本意就是要复辟清王朝，遂拼命鼓吹恢复帝制还政清室的论说。首揭复辟大旗，鼓吹“还政清室”者，就是在青岛当“寓公”的复辟骨干、前清遗老劳乃宣，刘延琛、周馥等起而呼应，青岛遂再次成为复辟清王朝的活动中心。劳乃宣于1914年7月撰写了《共和续解》，连同以前之《共和正解》合刊成书，名为《共和正续解》，其主旨是否定共和制，主张恢复封建帝制，还政于清室。劳乃宣对袁世凯寄予厚望，在书中吹捧袁世凯“有伊尹之志”，希望袁世凯仿效辅佐商汤的伊尹来辅佐宣统，兴复清王室。劳乃宣建议袁世凯制定宪法，10年后还政于“宣统皇帝”。该书刊印后劳乃宣分送“当道知交”和遗老，并托赵尔巽将《共和正续解》“代呈项城”。袁世凯收下书与信后，未作表示。劳乃宣又致书徐世昌，请徐说服袁世凯。徐世昌受托向袁世凯转达劳乃宣的建议后，老奸巨滑的袁世凯对“还政”一事仍不加可否，但要徐世昌约请劳乃宣到北京出任“参政”以表示优容前清耆旧之意。此事传开后，遗老们更对袁世凯欲“还政清室”之说坚信不移。
正当帝制运动进入**之际，政治形势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恢复帝制”固然是袁世凯的根本心愿，但“还政清室”却非其本意，他需要的是自己当皇帝而不是迎宣统复辟。遗老们“还政清室”的复辟活动的升温，不但有损袁世凯的称帝野心，也使中国政局产生混乱，不利于其统治，并危及政权的稳固。因此，袁世凯认为需要弹压一下这股复辟清王朝的风气。同年11月，夏寿康呈文，要求“严行查禁复辟论说”。袁世凯将呈文批交“内务部查办”。当袁世凯下令查禁复辟谬说时，劳乃宣正在济南活动，闻讯立即东下，再次进入已被日本占领的青岛避风。其他或避战火或游说复辟的遗老们也纷纷回到青岛，继续策划其复辟清王朝的活动。所谓“甲寅复辟”就此收场。
甲寅复辟流产后，复辟势力对依靠袁世凯恢复清室已不抱希望，再次将复辟希望寄托在张勋身上。1915年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改制称帝，当上“洪宪皇帝”，从而证明了他在甲寅年策动帝制运动的本意。在举国人民反对下，袁世凯众叛亲离，急怒交加，仅做了83天的皇帝梦，即告毙命，中国再度陷入动乱。复辟势力遂利用这一混乱乘机沉渣再起，策划新的复辟计划。在刘廷琛、康有为、张勋等人的策划和日本势力支持下，于1917年再次上演了一出复辟闹剧，即张勋复辟（因事发于中历丁巳年，故又称“丁巳复辟”）。这次复辟活动，大本营由青岛移往张勋盘踞的徐州，但其核心集团仍以青岛的遗老为主，其中尤以刘廷琛作用最大。张勋将前清逊帝宣统（溥仪）抬出后，宣布清王朝复辟，大封“功臣”，青岛籍之遗老多受重赏，授以高官。但由于复辟不得人心，张勋复辟仅仅7天即告失败，祸首张勋逃入荷兰使馆躲藏，康有为、刘廷琛等复辟骨干被通缉，再次逃入青岛避难。从此以后，这些遗老们虽然仍念念不忘恢复清室，幻想宣统皇帝重新上台，但已力不从心，活动能力大减，遗老们或亡或散，青岛作为复辟大本营的作用逐渐消失。到1922年中国政府收回青岛主权后，复辟势力终于完全结束了其活动。
(本文转引自：山东省情网)